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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中担任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扬帆因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而蒙冤25年。在这期间,我作为妻子和几个儿女顶着巨大压力,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直到把他拉回亲人的身边。

年末的最后一天失去自由

1954年,对于曾经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1953年底,他被免去所有行政职务,整整一年赋闲在家。1954年的最后一天,扬帆和家人在家中团聚小酌,希望来年能够顺利。正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家里。打电话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接过电话后,扬帆很高兴,三口两口吃完饭就往房间里跑。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件灰色的罩衫,那是他外出的服装。他来到我身边,轻轻地说:“许建国从北京回来了,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可能我的问题要解决了。”当时许建国和时任上海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一同去北京开会,开会的具体内容已经被免掉行政职务的扬帆自然无法知晓,但他们一回上海就找扬帆,可见一定是带回了跟扬帆有关的消息。

这天晚上扬帆出门的时候是兴冲冲的,他觉得是好消息,因为他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信心,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相信有关他的种种问题都会一一解决。走的时候,扬帆和我没有道别,然而这一别就是25年。

扬帆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没想到走了没多久,他的警卫员就回来了。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非常紧张地说:“李琼同志,首长出事情了。”原来,汽车并没有把扬帆送到许建国家里,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扬帆从汽车上下来,警卫处的人就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警卫员看到扬帆被两名警卫处的人架着进去了。

听了警卫员的描述,我当时非常紧张,但是在警卫员面前,我还是故作镇静。我对警卫员说:“好的,你回去休息吧。”我独自等扬帆的消息。到晚上10点,警卫处长到我家里来,他说:“李琼同志,扬帆要到北京去开会,你准备一些衣服。”还说这次开会可能时间比较长,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要带一些。当时听了这个话,我根本不相信扬帆是去开会,我心里明白,扬帆不是被隔离就是被逮捕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疑惑没法问出口,只好给扬帆整理了一箱子衣服,让警卫处长带去。

事实上,扬帆被架进岳阳路俱乐部以后,上了二楼,也的确见到了许建国等人。然而这时的扬帆已经知道等待他的并不是好消息,因为所有人都板着脸,没一点儿笑容。许建国向他宣布:“中央已经来指示,决定要审查你,要我们把你送到北京去。”扬帆听了这个话,心里就明白了。他当时说:“那我回家去准备一下吧。”许建国说:“你不用回去了,叫人到你家里去取东西就行了。”

这一晚,我是在不安中度过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许建国把我叫到他的家,对我说:“李琼同志,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讲。”又说,“你小孩子比较多,你要把孩子好好带好。”虽然许建国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情况,但这些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扬帆一定遇到了不好的事情。然而同在公安局工作,我知道这些事情如果组织没有明确告诉你,是不能问的。我一个人回到家,冥思苦想,怎么也不明白扬帆究竟有什么问题。回想到几个月前,我曾经问过扬帆这个问题。

那是1954年9月的一天,当时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科长以上的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针对扬帆的批判大会。开始是叫扬帆作自我检查,他作完检查以后,就让他回家,不允许他参加之后的会议。会议之后的内容是大家批判揭发扬帆,主要说他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该抓的不抓,该杀的不杀,说他包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