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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口余生录》后记

《虎口余生录》于去年（1978）7月7日（抗战纪念日），在联合报副刊发表，连载了十一天之后，得到识与不识的许多友人的鼓励，很多失去联络的师生亲友恢复了联系，也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最难得的是五十多年前离散的族叔祖李明道先生，也因这篇日记，得以重聚。幼年分别，如今都已白发苍苍，找到了在台湾的唯一本家亲人，收获实在太大了。

许多亲友，尤其是河南信阳师范在台的校友，都希望这篇日记能够印制成一本小书出版，使关切的人得留作纪念，使没有经历过八年对日抗战的这一代青年，从一个小人物的平凡遭遇中，了解当年祖国同胞在敌人侵略下所遭受的苦难。我总觉得三十多年以前随手写的日记，虽曾稍重作整理，重加抄写，但是只为珍惜那段生命，留作纪念，并没有发表的意思，而且字数不多，印成一本书，也嫌份量薄了一点，就把出版的意念搁置下来。这篇日记发表半年以后，《中国时报》副总编辑高上秦先生忽然打电话来，说时报文化公司想出版，征求我的同意，并建议写篇后记，一来可增加篇幅，更重要的是补足逃难到西后的几个月的生活片影，和抗战胜利后随同学校复员回信阳的情形的一段空白；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

三十四个年头以后，回忆那段在陕西的生活，尤其是抗战的胜利结束，复员途中所见被敌人蹂躏的破碎乡土，虽然还留着清晰的深刻的印象，但事物发生的确切日期和地名，有些已记不清楚了。好在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对我自己而言，重新咀嚼那悲苦、欢乐、失望、雄心所交织的滋味，重温那些复杂的心情和梦想，藉以获得回忆的快慰，并将一个中国平民在那伟大的时代所感受的，献给识与不识的友人，才是我的心恩。

住在窑洞里

1945年6月11日深夜，在一个小火车站下车，再步行大约三里，到了大庄——学校的临时校址。大部分师生都已就寝，几位同事和学生等候着我们，大家相见，并没有生死离别后重聚的狂欢和拥抱，更没有喜极而泣的动人场面，只是默默相对，好像在伟烈的抗战里，我们该离散也该重聚似的。回到大家庭里，心里觉得宁静、安全、温暖，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出来。除了单身的同事率领学生自淅川出荆紫关，到西安再迁大庄，早已生活就绪以外，自安糜乘汽车经汉中过宝鸡坐火车来校的几家同事，也在几天前来到，由学校分别安置在居民家里，我们是失散的同事中最后回到学校的两家，学校早已代觅妥了惜住的地方，据说，为我们一家所找的住处，是比较好的。到了住处，才知道是右一个人家的偏院，由一大片广阔凸起有三丈左右的黄土层挖掘而成的窑洞。洞口装有木制的双扇门，进门是个方形的外间，迎门土台上，是个木制雕花的佛龛，供着观世音菩萨，原来是这家人的佛堂。从佛龛右边进去是个空洞的里间，一丈多宽，约一丈高，大约三丈多深，挖掘得很平整。已准备妥当一张大床，平平的一大块木板，架在两条长凳上，一盏油灯，光线昏黄，仔细看一下，才知道床板是块棺材盖，是为老人们准备的“寿材”。我向妻使个眼色，要她不要说出来，以免孩子们害怕：而说：“我们要发财了！” 不管如何，我们在逃出了虎口奔波流亡了两个月以后，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喘息，又有了暂时的家。

马棚作教室

休息了两三天之后，我们就开始上课。几间教室是一排没有前面墙璧的旧马棚，似乎荒废很久了，屋顶处处剥落，墙壁和地面都凸凹不平。听说，在陇海铁路修筑以前，大庄是个商业繁盛的乡镇，从它有不少街道店铺还可隐隐看出来，我们现在作为教室的房屋，就是那种“鸡鸣早看天”的旅店的马棚。泥土墙上两个粗木钉，挂了一块黑板，是教室的仅有设备，也是表示教室的唯一标志。砖块和砖坯是学生们的座椅，一块薄木板装了一根棉绳，可以背也可以放置膝盖上，就是学生们写字的书桌。这块木板，是我们逃离内乡师岗，迁校途中，学校规定不可丢失的东西。就在这样简陋困窘的情形下，我们仍然“弦歌不辍”，保存中国文化，维系抗战意志，坚持着不作亡国奴的堂堂中国人的气节。

在抗战期间，不仅我们一个学校如此，每一个学校也都是如此；中小学生是这样，大学生也是这样；距战区前线不远的是这样，大后方的学校想也差不了多少。这就是政府所号召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原动力，也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根木因素。师生们生活条件很差，制服破旧，食物粗劣，睡地铺，住“通舱”，但是，上课的时候仍然喜笑颜开，唱歌的时候声音依旧响亮雄壮。这些孩子们的家，都沦隔在敌人占领区里，难得有音信相通：更不容易得到接济；他们几乎都是只身随着学校流亡，虽有团体互相扶持照料的温暖，也有失望、思家、痛苦的时候，但是没有人流泪。真是坚强得可爱！我们唱歌的时候很多，上音乐课当然唱歌，开会、走路，甚至于吃饭前也唱歌。所唱的歌几乎全是唱得烂熟的抗战歌曲，艺术科的学生偶然也唱艺术歌，也唱简易的合唱曲。乐谱失掉了，偶然有人带出来一本歌集或几张散页，也没有办法印刷给大家，连油印机也没有带出来，但是大家记得很多歌，偶然忘记了词，大家凑凑也就唱全了，有时记不得就自己随意编。

歌声使这个古老的乡村充满了生气和青春活力。校歌是大家很喜爱的歌，歌词是校长周祖训（绍言）兄作的，曲是我作的。每次唱每次听，都感到振奋，获得力量，升降旗时唱，集会时唱，高兴时唱，失望时更唱。我很爱这首歌词：“寇患未已，国难方殷，我们要努力前进！训练自己，教育大众，是我们的责任；诚朴、耐劳、勤学、服务，是我们的精神……” 西北高原的夏天，天气干燥炎热，远出我们想像之外，学校也不得不在7月下旬循例放假了。

日本投降了

8月15日中午，听到街上有人放鞭炮，我很奇怪，不是初一、十五，乡人为何放炮？到街上去问，有人说；

“鬼子投降了！”

“日本投降了！”

“我们胜利了！”

我赶紧去学校里打听，说消息是确实的。有同事刚从西安回来说，日本天皇昨天已直布投降，昨天深夜已得到消息，今天早晨，街上已张贴了号外，好多人放炮。胜利的消息传播很快，这偏僻的小乡村里，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了，很多人都走到街上，妇女们也不顾保守的习俗走到大门外，大家高声谈论。胜利的突然到来，使学生们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大家乱哄哄地谈着复员、回家、久别的亲人……，脸上露着欢笑，也有着梦幻似的疑虑，眼神里的恐惧、仇恨、感伤……还偶然显现出来。

此后的几天，我们几个负责学校行政的人员和教师，有时候开会，有时候随意讨论，主题都是复员。各省各县什么时候接收，地方秩序何时恢复，日军投降后的纪律如何，交通如何恢复，复员的经费如何，……都得不到结论，只有等候政府的命令。等候的日子，似乎更难挨。我发现，学生在逃避敌人的轰炸、炮火、追击时的坚强意志和高昂士气，忽然动摇了、泄落了；在流亡中受饥饿、疲劳、病痛中所表现的勇气和毅力，在逐渐消失；在国家抵抗强敌的战事中所流露的敌同仇的爱国情绪，在这些日子里忽然感触不到了。大家只是等待，等待安乐幸福的到来。对于青年学生而言，等待就是消磨意志，消磨活力，消磨体力，消磨一切！我可怜这些在战争中久受折磨的孩子们，同情他们，想帮助他们，但是我无能为力。

全校游华山

在等候复员的这段日子里，画家丁折桂、训导主任杨慕陶、文书张荫轩三位同事，结伴去游了一趟华山，回来盛道西岳奇景，名不虚传，比武当山的秀丽，更为可观。让学生们畅游一次华山，也许能再鼓舞起大家的奋发雄心与青春活力。听他三个人大谈华山，校长周绍言和我不约而同地起了这个念头，稍作讨论就作了决定：全校游华山。徒步旅行和游览名胜，是信阳师范迁到内乡师岗的七年中，实施“战时教育”的措施之一。每一学期必有四五次的短途行军，也必有一次三天以上的长途旅行，以培养组织的能力，训练机动的效能，锻炼刻苦耐劳的精神。师岗在豫西南的山区里，到处是可游的地方，石佛寺、菩提寺、西峡口等都去过几次，两次远游湖北草店的名山武当，踏雪朝金顶，都留给师生们永恒的美好回忆。听说要上西岳华山，学生们又立刻兴致蓬勃了。

日期已记不清楚，好像是9月初。男女学生大约二百人，教师及部分眷属约二十几人，几乎是全校都参加了。早上整队出发，步行到火车站，乘火车东下，过西安，到华阴东站下车，再步行入山，中午已到达华山脚下。华山的高峰，在火车上已遥遥在望，越走近越感到它雄伟的气势，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仰望奇峰插云，石壁峭立，松林苍郁，雄伟中有秀气。西北高原特有的黄土不见了，好像满山都是石块。华山是秦岭的一个支脉，不久前我们还翻越过秦岭，但是华山的石峰似更为奇特，有种浑噩苍古之气。从玉泉院入山，当晚的目的地是北峰，预定住宿北峰的庙里，师生自由前进。山路虽都是石块，但经年累月的游人脚步，已把石路走得光而平，或是凿刻有石阶，行走还算方便，只是山径陡险崎岖，几乎每走四五里就是一处险地，爬登非常吃力，走动就出汗，停步休息汗就被凉气吹消了。

由玉泉院登山，到北峰之间，经过不少崎岖山路，现在，二十几年以后，已记不清当日攀登的情况，留有印象的，只有弯弯曲曲的一段叫做“十八盘”，吃了老道土的一壶清茶的“青柯坪”，以及有名的“千尺幢”、“百尺峡”。在青柯坪道院里，听老道说千尺撞又叫“天井”，就是古人所说的“孤峰耸立，中陷如溜”。临离开时，他说：“茶水要吃够！上下千尺幢很费力气啊！” 千尺幢是险陡的山壁上，一条斜长窄狭一尺多宽的山沟，像是石槽；石阶级级上升，仰望像是悬在天空里，旁边的粗铁链，长长地垂下来，给人一种高攀上天的感觉。石阶大约有二百多级，最高一段，是凿在狭长的洞里，幽暗得只能隐约看到阶磴和洞口的一片天光。

我们有几个人在青柯坪太喜欢那清澈的茶，休息时间较长，已经落在大队的后面，登上千尺幢最高的一段，觉得有点孤单怯惧，暗淡的山洞里，传来女人泣的声音，更吓了一跳，走近去才看出是一个落单的女生，她爬得腿软，进退都难，以为自己是最末的一个人，怕得哭了；但是见到还有老师在后面，突然有了勇气，精神大振，一口气爬登上去，出了洞口远去了，反而把我们几个人丢在后面洞里，喘着气慢慢爬上去。百尺峡也是在危崖上开凿的石磴，但石级高低不一样，爬登更感吃力，形势更险，好在旁边也筑有铁链，拉着铁链一步步上去，心情还算安定。傍晚走到北峰的寺院，学生大队都已先到了，领队的老师，已由院里的住持陪着分配了宿处。这座寺院在群山的环抱里，显得很小，但是我们这二百多人住进去，似乎并没有增加老道士们多少困难，他们安闲得像有点冷漠，我们自以为是个游山的大团体，他们似乎是司空见惯，是微不足道的事。

第二天天气不好，飘落着毛毛雨，雨细如雾，山风不大，但颇有寒意。早饭后，继续攀登前进，大家雄心勃勃，希望一天里，登上其余的西、东、南、中四峰。出北峰的寺院，立即就要上苍龙岭，石径在岭脊上：虽也装着铁链，但山岭两旁，下临万丈深壑，在蒙蒙雨雾中，更是云涛一片，深不可。苍龙岭的开始一段，蛸壁窄狭，老道士昨晚告诉我们说这一段路叫做“上天梯”，雨中石阶湿滑，真有上天难的感觉。大部分女生和女老师（妻也是其中之一)攀登不远，就失去了前进的勇气，商量了一阵，决定不愿前进的暂且回到北峰寺院休息，等候大队回来，再一同下山。苍龙岭是华山最险的一处，虽只有三华里长，因路滑又贪看云雾中的奇景，竟然走了大约一个钟头。四望峰峦耸拔，苍劲奇丽，顿生心胸开阔、傲然独立的情怀。华山是我所见过的最奇险壮丽的山岳，走完了苍龙岭，大家似都为这锦绣山河而感到骄傲，敌人终于在伟大的祖国河山之前失败了，投降了！学生们更是意气昂然，欢欣前进，有时欢笑，有时高歌，似乎要把郁积了八午的气都要吐出来。我们攀登西峰时，细雨停了，但山风袭人，走路困难，不得不俯在光滑的山石上，抓紧铁链，真正是爬行，一步一步，慢慢移动脚步。

南峰是华山五峰的最高峰，但山路平坦宽阔，很快就到达了。看过了金天官和仰天池，觉得庙院建筑的大小气势，都不如我们游过的武当山的八官二观，就把注意力和兴趣都集中到参天的松林和四周的层峦叠障、无尽云海上。南峰最有名的南天门虽然经过，却没有让学生去试华山险中之险的“长空栈道”。团体人多，行动极慢，天阴风冷，山路湿滑，据说到中峰和东峰，更为艰险，为顾及师生的安全，决定不再前往。午后回到北峰的寺院，会同等候的女生们，原路下山，虽然多数人有游兴未尽的感觉，但在流亡的时候，还能游五岳中最奇丽的华山，也算平生难得的机遇了。在回大庄的火车上，有学生开玩笑说：“我们真该感谢敌人的最后一次攻击！不然哪里有机会畅游华山。”

复员回信阳

9月中旬又开学了，但是学生们在等候复员的心情下，似乎已安不下心来读书，上课几乎成了形式。大家都盼望着复员回信阳重建学校，回家乡和家人亲友重聚，重享太乎安乐的生活。老师们更怀着重整家园的美梦，校长和我们几个负责校务行政的人，更担心着西北的寒冬到得早，来时的棉衣都已破旧，甚至逃难时有些人沿途变卖或丢弃了，哪来的钱重做冬装，必须及早离去。

10月底，由训导主任杨慕陶兄和校医崔馨吾兄任前行人员，先回信阳察看校舍破坏的情况，并和地方人士筹备复校的工作。等候起程回太的师生们，已得到政府拨发的复员经费，于是大家纷纷准备冬衣，西北荒原的寒风，也不容许迟疑了。陕西的老羊皮袄算是便宜的冬装，我也购买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在复员的旅途上，白天是大衣，晚上做被褥，是物美价廉的最重要的装备，一直穿了四年，民国38年来台湾以后，才弃置箱底。11月初（已记不得确切日期），在期待中终于起程了。

告别了作教室的马棚、作宿舍的店铺、作住家的窑洞，对于这古老的村镇和纯朴的乡民，大家怀着感谢和留恋的心情道别，欣然就道，乘陇海线的火车东下。潼关以西的陇海铁路，没有受到敌人的侵占，也几乎没有受到敌机的轰炸，因而和战前没有什么不同，设备不错。我们所坐的虽然只是普通车（大家常称为“慢车”），但对于八年抗战中久已不坐的师生们，还像久别的亲友一样，感到亲切而舒适；生长在山区的学生，过去从未坐过火车，几个月前来到西安后，虽然乘坐过几次，也是短程，现在长途乘火车归去，就更觉得很新鲜而珍贵了。

火车过西京长安，“折柳”的漏桥，只引起了一点怀古幽思，而无心观赏；经过临潼骊山、华阴华山，遥望远山入云，想到自已曾经登临，不觉兴起傲然的感觉。潼关是久已景仰的胜地，是古代的关中门户，战略要地，军事上的天堑。在抗战中，日军虽占领潼关北而黄河对岸的风陵渡，常常发炮轰击南岸的陇海铁路，使火车不得不在夜间灭灯通过，但敌人终未能越雷池一步，潼关在中国军队的守卫之下，傲然屹立。正如王昌龄的名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火车到潼关，我们虽不能去游潼关古城，却欣赏了群山拱卫、背山峭壁的黄河波涛汹涌、奔流东下的雄伟气势。只是河山依旧，人事全非，经过八年苦战之后，我们在颠沛流离之余，虽是胜利复员，却没有胜利的狂喜，只觉得身心疲惫。

出了潼关，就进了河南省。河南是被敌人侵袭较早、占据较久、受害较重的省份之一。如今抗战胜利了，家乡的父老一定翘首盼望着他们的子女早日还乡。我们这群流离在外的孩子们，踏上家乡的土地，内心的激动、欢欣、怯惧……复杂的情绪，实在难以描写，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近乡情怯”吧！从潼关到郑州的铁路，在抗战中拆毁了，出了潼关，又恢复了大家已习惯的步行，但雇了“汽马车”(改装了汽车轮胎的马车）装运行李，供眷属妇女小孩和有病的学生乘坐。没有敌人的追击，不需自己背行李，已觉舒服多了，何况如今是胜利复员，心情轻松多了，走起路来脚步十分轻快。入了河南省境，沿着公路，也是傍着铁路步行前进，沿途经过阅乡、灵宝、陕县、渑池、新安、洛阳、偃师、巩县、荥阳，而到郑州。到了郑州，就又有平汉铁路的火车可坐了。

抗战期间，敌人一直维护这条铁路以供作战，虽然我们的游击队时常加以破坏，阻止军运，抢夺军火，日军总是随破坏随修复，沿铁道线驻着军队守护。向着郑州步行前进的那些日子里，大家心情轻松，除了欣赏沿途各地的风光外，就是想着尝尝各地特有的土产，也常常拿各地的地名开玩笑。信师的学生，几乎都是信阳和南阳一带各县的，都不曾走过这一段路，对这段路的各处地名，相当生疏。到了阌乡，有学生就问是什么地方。“是‘阁’乡。” “不，是‘受’乡！” “告诉你，是‘阌’乡。你只要记住‘闻香下马’这句话就不会错了。” 到了灵宝，大家都要尝尝小枣，确是小而甜。过渑池时，有人大喊“‘绳’池县到了！”引起哄然大笑，不知喊的人是故意念错，还是真不认识“渑”字。“不是绳池，是蝇池！你看不见水里有苍蝇吗？” 结果是几个人都是故意地在逗大家笑。后来到了荥阳车站，喜欢开玩笑的人又叫了：“到底是什么阳？—荣？紫？莹？还是荥阳？” “装什么蒜！河南人还不知道是荥阳！”

旅途上也有触目惊心的事。在黑石关附近，看见一百多名日本兵，穿着破烂的军服，扛着快轨，在整修铁路，面容冷漠，沉默无言。和几年前发动侵华战争时的狂妄自大，且高气扬，简直看不出是同一的军队；就是和几个月前我们在浙川山里所遇到的蛮横粗暴、色厉内荏的日本兵，也完全不同。亡国的痛苦，令人不寒而栗！想到沦陷在日军侵占下的父母弟妹和亲友同胞，这几年所过的亡国奴的生活不知是什么情形，恨不得早日到达目的地。

在洛阳附近，也看到徒手的日军队伍，整队行进，他们的默然服从，像是做作也像出自真心，似有恐惧也似充满自信，但仍然秩序井然。我想，无论如何，日本民族绝对是个不可轻侮的民族！

步行了几天，终于到了郑州、郑州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我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来改名为省立开封师范）的同班同学孟昭元的家就在城里，昭元兄好客，我去吃过好多次饭。民国 24年夏，我在中央大学毕业，应聘到省立汲县师范任音乐教员，26 年暑假离开，两年中间，经过郑州车站的次数，更多得记不清了。郑州铁路小学的教员，也有不少是第一师范的同学，有几次过郑州，曾去访友休息。但是，这次到郑州，我几乎完全认不出是熟识的地方了。城墙拆去了，车站的许多房子不见了，街道加宽了，但是到处残破，商店零落，行人稀少，战前的繁华热闹景象不见了，令人怀疑这里曾经是陇海、平汉两条铁路交会枢纽的大火车站。敌人侵占郑州之后，竟然只有利用，只有破坏，只有奴役！

陇海和平汉两个火车站的房屋都看不见，我们询问之下，才知道都在地下的大防空洞里。找到平汉路的站长，交涉乘坐的车辆，一切顺利，复员的学校师生都免费，并立即调配车厢，站长最后苦笑着说：“没有好的车厢，请多多原谅1” 抗战八年，我们什么苦难都忍受了，穿草鞋，走山路，长途跋涉，都已习惯，现在有火车坐已心满意足，还管什么好坏。向站长道了谢，我随便问同车站的站房怎么不见？站长像是很委曲地被挑起了暂时忘却的痛苦，但还平静地说：“鬼子们虽对我们没有逃掉的铁路员工很凶，但抗战最后的两年，国军的飞机常来轰炸，房子炸毁了，他们也怕了，只好搬到防空洞工作。

胜利后，一切都待重建，但是复员的工作里，交通最重要，只好先行通车再说。” 我们所乘坐的车厢，是货车改装的，开了几个又高又小的铁窗，没有坐椅，空空的铁车箱，是大家以往常说的“铁闷子车”。大家席地坐卧，倒也自由自在。“车开了：”有的学生高兴地大叫。但是，很快就发现和战时的火车大不一样，车行慢得出奇，比马车快不了多少，甚至人在铁路边跑就追得上。后来知道，没有煤，火车头的动力是木柴，力量太小。日本人侵占期间，已把物资搜刮净尽，煤被运走，支援他们作战，火车早就没有煤用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使自已陷入泥淖，越陷越深，欲拔不能，即使没有美国投掷原子弹，他们也已经支持不久，也要投降了。

从郑州到信阳的火车，战前只需要五六个钟头，这次竟然走一天多，是名符其实的“慢车”，学生说：“敌人给我们留下了 “特别慢车’！” 11月27日，我们终于回到了信阳。信阳，对于一部分没有到过的学生是陌生的，对于七年前离去的师生，却是亲切的。对于我，更有深厚的情感：1937年暑假后我来到这里；

1938年春天，在战争的炮火下，远去江苏淮阴把未婚妻周瑗(景蓬）接来，同在信阳师范教书；6月，我们在学校里举行婚礼，学校的师生就是“来宾亲友”，校外来向我们道贺的只有日本的飞机和炸弹。7月，还没有度完我们的“战时蜜月”，就随同全校师生，在人心惶惶中，告别了信阳，踏上久雨后泥泞的长途，西迁内乡师岗。现在，战后复员回来，城外四周的群山依旧苍翠，城南的源河依旧长流，但我们的学校却面貌全非了：校本部的巍峨大门不见了，大礼堂不见了，许多教室不见了，花木繁茂的庭院不见了 ……

留下的，除了两栋学生宿舍楼房以外，只有到处成堆的瓦砾！信阳人嘴中的“大学堂”真正成为历史名词了！原来叫做“二院”的男生部，校舍几乎全拆除了，只留下一栋教室楼房和一排平房；却新建了一座三层楼，只是薄砖墙、单楼板，像摇摇欲倒的样子，这就是敌人留给我们的“纪念” 但是，大家并没有什么人露出失望的神色，也没有愤怒、仇恨，只有沉默地安静地接受现实，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的忠厚、宽容、逆来顺受的民族性。望着破碎的学校，我想，全校的师生都和我一样内心里坚决地说：“国家是我们的，学校是我们的，让我们从头再来，重建我们的学校！”

1979年7月7日于台北市

本文原载于1979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虎口余生录》单行本。

1942年5月21日，被日军抓获用绳子绑着的中国抗日士兵。因虐待俘虏破坏日军形象而被列为不许可照片。图片来自百度。

围观砍杀中国人取乐的侵华日军。图片来自百度。

投降的鬼子兵，大包小包提着准备登船回国。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战争结束却不用受任何处罚，安全送回国，仿佛是旅游一般。天理何在？照片来自《威尔克斯的中国摄影集》，拍摄者是美国《生活》（LIFE）杂志摄影师 Jack Wilkes。整理来源于：Google Arts | LIFE Photo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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