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秦朝建立前夕，吕不韦集众贤制定了一套治国纲领，儒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这个宏伟蓝图未曾实施就已夭折。秦国末年，儒学成为了中下层官吏的识字教材和官德修养的教科书。另外，秦代还设置了七十余人的博士官制度，儒士是其中重要的成员。博士没有专职行政事务，主要起咨询顾问的作用，曾受到秦始皇的重用。
一、礼乐文化在秦国的初步接受与传播
《史记集解》引《毛诗序》记载：“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
秦人在获得西周故土和遗民的同时，广泛继承了周朝的“诗书礼乐法度”，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加以深度地运用。秦穆公为更好地融入“中国”，成就富国强兵之伟业，一方面，在与其他诸侯国发生战争的同时，积极与中原诸国进行政治联姻，尤其是与晋国结成了秦晋之好;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教化维度，广泛推行西周所创制的“诗书礼乐法度”。
戎夷的君主待臣以德，大臣以忠侍君，戎君治理国家犹如对待自己身体一样，无为而治，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治理之道。秦穆公认为由余是一位圣人，以离间计得之。在秦穆公看来，“诗书礼乐法度”是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秦国是“中国”的一份子，在政治领域自然也要推行“诗书礼乐法度”。
由于礼治和法治在本质上的差异，商鞅在变法之初就严令禁止儒学在秦国的传播。商鞅以变化的社会历史观为根据，认为“诗书礼乐”只适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只有变法方可富国强兵。
为使法治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商鞅全面否定了儒学的政治价值，认为儒学只会阻碍法治的实施，儒士会无端地非议法治。因此，若要变法改革取得成功，必须禁止儒学的传播和儒士的社会活动和教学事业。
二、由《吕氏春秋》所见儒家学说
在编写目的上，杨宽指出，《吕氏春秋》提出的一套政治主张，是秦国用来作为一统天下的指导思想，并作为秦代的施政纲领的。《吕氏春秋》的施政纲领充分借鉴、汲取了儒、道、墨、法、阴阳诸家思想之长，经转化整合，成为一套系统化的治国纲领。基于此，班固把它归于杂家一类。
《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系统虽然在君道上颇近于道家，有时甚至有些法家的气息，但大体上是因袭了儒家。《吕氏春秋》提到“孔子者二十四，墨子者六，孔、墨并称者八，又多次提到孔、墨的许多弟子。提到老子者四，孔、老并称者一。其中儒士出现的频率最高，被引述的儒家经典也最多。可见，《吕氏春秋》充分吸纳和改造了儒家思想。
现以《吕氏春秋》“十二纪”的思想构成为例，来看吕不韦等人对诸子学说之摄取。“十二纪”以木、火、土、金、水之五行，配春、夏、秋、冬之四时，主张为政者必须根据四季之变化在政事上做出方针政策的及时调整。
春属木德，万物萌芽，在政治上要采取一切措施促进天下百姓健康成长，多赏少罚，为道家思想；夏属火德，万物生长，在政治上要讲究礼乐和重视教育，为儒家思想；秋属金德，万物凋零，在政治上要训练军队和修订法制，为兵家思想；冬属水德，万物潜藏，在政治上要注意保藏，统计百姓的田亩数，主要借鉴了儒家和墨家两派思想。
《孟夏纪》之《劝学》篇强调，忠孝是君主和父母想要得到的，显贵和荣耀是大臣和子女心里所想的，所以忠孝教化是治国的重要内容，亦是先王之教。乐教明理是《仲夏纪》和《季夏纪》中的主要内容，重点阐述了古代的音乐类型及乐教的治理价值。
《仲夏纪·适音》指出，音乐可以表现政治之好坏，音乐之“乐”“怒”“哀”呈现了政治之“平”“乖”“险”。音乐既与政治相通，亦可以移风平俗。通过倾听一个国家的音乐，可以得知其政治之好坏;通过政治之好坏，可以得知君主之贤否。
以德义治国是《离俗览·上德》篇的核心要旨，认为德义在国家治理中起着赏罚所不能及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治国以德义，乃是神农、黄帝之政治。《孝行览》把孝道提高到国家治理的最高层次上，认为国家治理的根本不在耕种和务农，而在管理和培养人。管理人的根本不是使穷人富有，人口众多，而是在于孝道的推行。
君主有孝道，则名声显赫，臣下服从。人臣讲孝道，则会忠于君主，为官清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士子和百姓行孝道，种地则勤劳，打仗则能取胜，不会出现叛逃事件。倡导孝道是三皇五帝治理国家之根本，也是万事成功的纲纪。《孝行览》是对法家重农战而否孝悌思想的反思。
《季秋纪·精通》记载：“圣人无为而治，南面而立，心在利民和爱民。”
还未等到圣人发号施令，百姓就延颈企踵，立而望之，这是因为圣人的精诚能通达于百姓的缘故。《开春论·爱类》指出，君主若以得民心顺民意为根本政务，则百姓都会归顺于他。《吕氏春秋》的治民观吸收和整合了孔子富民、惠民与孟子保民、贵民的思想。
三、出土秦简牍与儒家思想学说
在简牍内容上，出土秦简牍多以法律条文和犯罪案例为主，但也有一批秦简牍专讲为吏做官之道，以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为代表。在具体内容表现上，它们以儒家思想为主，把诸家思想加以凝练概括、融会贯通，呈现出水乳交融的特征，儒学是这类秦简牍的重要内容。
《为吏之道》记载：“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
在处理政府与百姓的关系问题上，秦简牍对官吏提出了诸多道德上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宽”“惠”“慈”等道德规范上。秦国君主要求官吏对待百姓一定要宽容，政府不仅要对百姓宽容，还要给予百姓一定的恩惠，这样才能团结百姓，凝聚力量。严刑峻法、恐吓百姓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不动用刑罚便能得知案件的实情，才是上策。
“慈”在《为吏之道》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慈”有三种含义：一是父亲对儿子要慈爱，二是统治者对百姓要慈爱，万姓就是百姓。三是官吏对待下面的人也要仁慈，不要欺辱，不要严苛。
官吏在处理事务时务必要客观公正，不要凭意气来判断事物，愤怒易使人误判错判。话一旦说出口，就无收回之可能，口、舌犹如弩上的机、关，不要轻易扳动，话一旦说出口，四匹马拉的车也追不上。《颜渊》篇有“驷不及舌”的文句，旨在强调说话需谨慎。
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是儒家的人伦观念，秦简牍把忠孝视为治国理政的根本。《为吏之道》云，若人人怀有戒惧之心，作君主的则和柔，作大臣的则忠城，作父亲的则慈爱，作儿子的则孝敬;每个人各尽其职，各践行其德行而不逾矩，就没有办理不好的政务，没有达不到的志向，君主圣明，臣子听命。
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反对任贤，但秦简中则有重贤的思想，这是战国末期诸子思想汇通趋势的外显和结果。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有“吏有五失”的文字，其中一失是“贱士而贵货贝”。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也视“闲(贱)士贵货贝”为官吏之一过。
战国末，思想的集成与整合，是当时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和必然趋势，儒、道、法诸家学说在秦简牍中亦随处可见。在睡虎地秦简《语书》中，“良吏”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明法律令”，明白并执行国家法律和君主的命令。
《为吏之道》中也随处可见道家思想，“安静无苛”与老子的重“静”思想在旨意上是相通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一道在秦国末期，和秦代初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和官吏道德修养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结语
秦代初期，儒学成为吕不韦理想中的治国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度将成为国家制度，发挥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功能，可惜随着吕不韦的死亡，儒学治国纲领的角色也夭折了。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
[2]司马迁，《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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