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战国中后期，秦国及秦代的平民生活受各种因素影响并不稳定。这一时期的秦简反映出秦人的婚姻家庭观念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例如重视效用和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而另一部分是倡导并希望被政府接受的观念。公众对这类观念的接受程度有限，比如贞洁观念和希望有一个端庄顺从的妻子。
一、秦简所见女性的婚嫁
婚嫁向来受到人们重视，也是大部分女性一生所必经的重大事件之一。婚嫁中虽包含多方面内容，但秦简所能体现的较为有限，秦简主要从择偶标准、婚期选择、特殊婚嫁模式——“赘婚”这三方面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婚嫁的重视。
秦人重功利的观念表现得很明显。男性希望妻子家中富有，女性也希望能嫁入富贵之家。除择偶标准，生子期盼上面也充分体现了秦人的重功利。当时男性对女性的家境有所介意，不希望妻子是贫家女。受当时社会环境以及脆弱的小农经济影响，这种害怕贫穷的社会心理比较普遍。与男性择偶标准稍有不同，女性更希望伴侣是有权有势的男性。
除了经济条件，秦人对伴侣的内在和外在也是有条件的。当时的男人对子嗣非常重视，连年的战乱和恶劣的生存环境，激发出的心理是不想被灭绝，所以他们要求妻子健康、有生育能力。那时的妇女不仅要负责家务，还要下地干活，甚至参军，这对体力要求很高。秦朝的妻子下地干活是一种普遍现象。
不光男性希望女性身体健康，择偶中女性也会对男性身体健康有基本要求。当时人们需要对抗天灾人祸，同时预防治疗疾病的能力较低，因此寿命普遍不长，夫妻双方都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任意一人的死亡，都会给小家庭带来巨大甚至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女性择偶时同样希望男性身体健康。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女性或许还进一步希望男性“勇武有力”。
秦毗邻戎狄，一定程度上受到戎狄婚嫁文化影响，与重视婚嫁礼仪的东方国家相比对礼仪的重视程度不高，但这并不能说明秦人的婚嫁就一定是无序而混乱的。秦官方为了维护婚嫁的有序性，立法规定结婚和离婚都要有官府的参与，离婚如果没有去官府登记，夫妻都要被罚款。
《岳麓秦简（伍）》记载：“十三年三月辛丑以来，取（娶）妇嫁女必三辦券。不券而讼，乃勿听，如廷律。”
秦代社会对于婚姻重视的表现不同于秦政府，政府主要是立法的严明，而民间更多体现在具体的择偶和婚期的选取。秦人选择吉婚日期主要有建始辰、干支历、星象等，无论哪种方法都能反映出人们对幸福婚姻的追求。
在中国传统礼俗社会中，还有一种不算常见的婚嫁形式——招赘。通过招赘进入女家的男子即谓之“赘婿”。男方到女方家中生活，像抵押的财物一样。这种抵押模式的前提是男方家中贫穷，迫不得已“入赘”到女方家中，男方在妻子家的地位虽不属于奴隶，但一般不会高，是一种女尊男卑的婚姻。
二、希望妻子庄重、柔顺和贞洁观
秦人男性不希望妻子“悍”、“妒”、“多舌”。女性不要太刚强，善女子要避免“刚气”，除要求女子从柔顺一面按阴阳相济之道，来处理家庭人际关系，而且也包括要求其避免“刚”的另一负面含义，即侵陵他人以及过度张扬。顺从是当时女子的美德，女子如果有“刚”的气质，很多事情上就会不够温婉顺从，会显得“悍”，“悍”女展现出来的行为，往往就是不庄重的行为。
“妒”是女性常有的特质，家中妻子如果“妒”往往会导致家宅不宁，按照男性的思路，“妒”也是妻子不够柔顺的表现，如果妻子因为“妒”做出不当的事情，那就是不庄重的表现。而针对女子“多舌”行为，《教女》要求女子能够言语得体，不搬弄是非，不与陌生男子多言。
除“悍”、“妒”、“多舌”外，秦人男性认为女性注重打扮、衣着艳丽都是不够庄重的表现。虽说国家教导女子庄重柔顺，但秦民间女子一时半刻不会把庄重、柔顺变为自己的性格，秦女的社会参与程度、劳动强度说明了她们没有被完全束缚在家中，这注定了她们不会完全依附男性压抑自己变得过于柔顺。
贞节观萌芽于春秋时期，是由妇女先提出来的。这一点与巴霍芬所断定的从“杂婚制”向个体婚制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的情况有很大的相似性。秦国地处西陲，受戎狄文化影响深，男女向来没有什么贞节概念，或者说贞节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
《睡虎地秦简》记载：“甲、乙交与女子丙奸，甲、乙以其故相刺伤，丙弗智(知)，丙论可(何)殹（也）？毋论。”
秦简中有一些与奸罪有关的律令，女子丙同时交往两个男子，两男子因为她的缘故相互刺伤，只要女子不知情就无罪。女子同时交往两个男子的“不贞”行为根本不被重视，法律关注的重点是女子是否有挑唆、教唆男性伤害他人，客观上涉及女子是否知情。
另外，睡虎地秦简有关于奸情的律法，相奸表面上看是要被抓并受惩罚，但实际上法律的关注点也不是男女相奸，而是白昼见某所，也就是说如果晚上相奸或者在不会被发现的隐蔽处相奸，就不会受到惩罚，这实际上惩罚的是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
秦法对奸罪的惩罚都不相同，分别是弃市、黥为城旦舂、迁。战国后期秦国战争频繁，寡妇众多，国家允许无子与有子寡妇再嫁，同母异父兄弟姐妹增多，乱伦现象屡见不鲜。商鞅变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整肃秦国不严肃的两性关系，改变“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现状。
有秦简记载乱伦相奸为死刑，惩罚力度不可谓不大；也有简禁止同母异父的人相认，如果同母异父的兄妹或姐弟“相为夫妻”或“相与奸”，黥为城旦舂。相较弃市，黥为城旦舂可以说量刑轻了很多。这可能是因为黥为城旦舂，是在否认通奸者为同母异父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量刑，既然已经禁止同母异父兄弟姐妹相认，那他们相奸就不能算作乱伦奸罪。
关于未点明为乱伦奸罪的，应该属于一般奸罪，将受到迁刑惩罚。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迁刑确立，成为秦时独立的正式刑法，惩罚罪犯的同时又具有徙民、恩赦的性质。迁刑可赎，这大大降低了迁刑的惩罚力度，说明普通奸罪比乱伦奸罪受到的惩罚轻，秦律着重打击乱伦奸罪。
显然，当时贞节观并没有深入人心，秦自商鞅变法后，努力改变国家不重视贞节的现状，但收效有限。秦统一后，秦始皇更是大力整肃，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秦始皇提倡的贞节观并不是只针对女性，而是男女都需要重视遵从的婚姻观念。
秦始皇的大力整肃反映到法律上就是加大惩罚力度，但观念是一种需要时间来潜移默化的东西，秦的整肃效果总体不佳，只能说一定程度上确实将这种观念灌输给了民众，使民众渐渐接受这一观念。
三、希望家庭生活稳定
战国后期及秦代，人们追求生活的稳定是一种普遍心理状态。各类日期择吉、吉凶预测都是人们追求生活稳定的体现；要求女子庄重、顺从，要求民众重视贞洁也是人们追求稳定生活的措施。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凡娶妻、出女之日，冬三月奎、娄吉。以奎，夫爱妻；以娄，妻爱夫。”
秦人在夫尊妻卑的前提下，重视夫妻互爱。平民百姓多为一夫一妻的婚姻，夫妻互爱是秦人所希望的，这是家庭生活稳定的重要条件。秦人重视爵位的重功利观念毋庸置疑，如果用爵赎父母属于“孝”，那么用爵赎成为隶臣妾的妻子，应该算作“男子爱”。
除此之外，秦人也不希望家庭分离。妻子不与丈夫住在一起是一种家庭分离现象，孩子离开家乡也是一种家庭分离的情况。秦人虽然重功利，但这与希望家庭生活稳定的观念并不矛盾，希望家庭稳定的观念渗透在方方面面，难以一一列举却又无处不在。
结语
秦女虽然经济地位、家庭地位都较高，但一般情况下地位低于丈夫。在生活不稳定的时代秦女为了生存需付出很多，但在婚姻家庭中常常付出良多，却不能收获与之相对应的良好待遇。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
[2]司马迁，《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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