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有这样一位传奇间谍,曾经进入了世界四大情报机构之首的美国中情局,偷了长达37年的情报,退休后4年后才被FBI逮捕,在拘留所离奇自杀……其背后的复杂密辛和黑暗内幕一经揭露,便引发了全世界各国的轰动。

这位传奇间谍的名字叫做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世界情报史上潜伏时间最长的间谍之一,一个中国人。

1922年8月17日,北京城内霞公府(今王府井附近)诞生了一个男婴。因为是满清皇室遗民,这家人应政府的要求,改“爱新觉罗”为“金”姓,这个刚出生的小男孩也被取名为金无怠。

金无怠的父亲金孟仁(原名金国宝),是驻防广州汉军正黄旗的旗籍人,但他远远没有历史上的八旗子弟那么风光,是不折不扣的寒门出身。但关于金无怠的祖上,坊间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金无怠祖上曾被康熙诰封为武功将军,奉命迁徙到粤南一带负责海防工作,大概是源于周谨予撰写的《金无怠小传》。还有一种是称金无怠的这个金姓,不是源于“爱新觉罗氏”,而是迁徙到粤南一带的朝鲜人。

但不管祖上渊源如何,金孟仁自己是相当争气的。先是搭上了清末振兴旗人教育的政策顺风车,先是考上举人,再被保送进入京师大学堂,拿下了一个留学法国的名额,归国之后进入国家铁路系统——京汉铁路局,任职了十年之久。凭借这份扎实的履历,他之后又出任了北京交通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

然而,随着晚清覆灭,金氏一族也受影响,至少在金无怠的童年时期,家里的经济条件不甚好,全家人只能挤在一个小胡同巷子里生活,直到中学之后才搬到广州生活。

金无怠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新闻系。

因为在广州城西海珠北路金家巷的生活经历,加上父亲的教育背景。金无怠从小便精通粤语、法语、英语等多国语言,这也为他日后从事情报翻译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良好的家庭基础,出众的语言天赋,也令金无怠在寻找工作机会上,拥有了比较充足的底气和自信。

1944年,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处需要一名秘书,兼翻译的工作,金无怠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去应聘,因为优异的表现顺利通过。

与此同时,也有人注意到了金无怠的出色表现,并邀请他进行一项秘密任务。

金无怠:“联络处有位王医生。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候,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1949年,我去了上海,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王医生介绍我认识了当地的一名警察,也姓王,也是共产党员。这位王先生鼓励我尽可能地为他提供情报。我同意了。”(联邦调查局金无怠问讯笔录 1985年11月22日)

自此,金无怠考进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后,以译员的身份,正式开启了他的间谍生涯。

1950年,美国领事馆迁到香港,金无怠也一同前往。

因平时优异的表现,金无怠深受上级信任,于1951年被美国国务院派到韩国釜山担任战俘营翻译官,审问被联合国军(非现在的联合国军,是以美国为首自发组织的联合国军)抓获的中国战俘。

众所周知,那正是朝鲜战争最激烈的一年,情报战场和军事战场一样瞬息万变。在此期间,金无怠在“联合国军中之声电台”接触到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军事机密,其中包括志愿军战俘“反共”名单,不少人愿意和美国合作,甚至主动成为“线人”。

得到这个消息后,当时正在与美方谈判的中国代表感到十分不安,强烈要求遣返美方全部中国战俘。

前联邦调查局探员IC·史密斯在回忆录《内部》中写道:“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情局明显察觉到,那些从中国战俘中招募的间谍不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逮捕。可是从没有人怀疑过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同一个人——金无怠,那个会讲四种中国方言,总是热情帮助美国同事的宝贵员工。”

因为金无怠将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的情报汇报给中国,获得了2000元港币的酬劳。(记录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1952年后,金无怠来到日本冲绳,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克纳瓦、加州塔罗沙和维吉尼亚的罗斯利的对外广播情报机构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监听中国大陆广播,把其中的重要内容译成英文,并翻译一些中情局拦截到的中方密件,或一些中情局需要公布宣发的文件。

但这一时期,美国人还没有完全相信他,金无怠接触到的都是非机密文件。

但因为金无怠表现极好,在中情局这一干雇员里堪称翘楚,地位也就水涨船高,被任命为台湾情报当局与美国情报当局的联系人,后来还成为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的联系负责人。

在那时,金无怠就经常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转交给中国情报部门。

1957年,联合国军之声(电台)迁往冲绳,在此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周谨予(联合国军之声电台的女主播),并在1959年与之定情。

不过,这两人的身份有些尴尬。

早在1949年,金无怠已经与发妻仇氏在上海结婚,而作为台湾省最有人气且美貌出众的播音员,周谨予早已名花有主,丈夫还是她的同行。不过两人仍然不受控地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并且以飞蛾扑火的姿态投向这段感情。

同时,因为金无怠的出色表现,且他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里少有精通汉语的职员,金无怠所负责的亚洲国家的情报监督和交换工作也越来越多。

直到1969年,美国决定关闭中情局的加州办公室,将所有工作人员调至华盛顿总部。

迫于政策原因,金无怠失业了。

根据中情局规定,非美国出生的雇员必须入籍美国满五年后才能在中情局总部工作。但1965年归化的金无怠并不符合这个标准。本来他已经考取了联合国的翻译员岗位,做好了转行准备,无奈中情局实在惋惜这个优秀人才,硬生生为他把加州办事处又保留了半年。

直到满足了五年时限后,金无怠才被调到中情局美国总部上班,而周谨予也追随他而去,两人在美国正式领证。

至此,金无怠的家庭、伴侣和工作素养,都完美契合了美方的政治正确。他们对于这名归化的美籍华人,表现出了十二万分的信任,甚至一度想让他当中情局副局长。

至此,金无怠也获得了接触最高机密的权限。

但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特殊时期,对于外界信息一应屏蔽,金无怠守着偌大机密文件,却没有了自己的联络人。

在他的日记本上,这几年的记录也是空白的。

直到1976年,一名叫区启明的中国人联系上了他,并表示:如果有机密情报要传递,打电话联络加拿大多伦多的“李先生”。

金无怠:“我会找一个付费电话,打给‘李先生’,说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他。在电话里我们只能讲广东话。我要自称是‘杨先生’,我们约定的接头地点是多伦多一个商场的北门。我会买一张当日往返的机票,飞到水牛城(美国纽约州),在那里租一辆车去和他接头。‘李先生’中等身材,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们的会面一般是5到10分钟。”

(来源于金无怠法庭证词,1986年2月6日)

从1979年到1982年,金无怠多次将自己收集到的机密文件制作成胶卷的形式,并前往多伦多会面“李先生”,交到他手上……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了金无怠1986年被捕前。

1981年7月,金无怠退休,因为在任时的优秀表现,退休后的金无怠仍然作为中情局的特殊顾问之一,这也让他的间谍工作得以稳定延续下去。

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2月,FBI就已经接到中情局有中方间谍的密报。

揭露此事的线人,代号叫“舵手”。

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国反情报组组长IC·史密斯:“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最多有五六行字,大致的意思是说,美国情报界遭到长时间渗透,对方是个和中国合作的人。基本上就只说了这么多。没有透露这个人的族裔、性别,什么都没有……我们认为他是在美国情报界内部工作,但是这个范围太广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华裔,不太可能是其他什么人。”

根据“舵手”的消息,FBI摸清楚了潜伏者的最新动向——1982年2月6日,潜伏者搭乘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北京,用英文联络了中国公安部外事局副局长朱恩涛。

潜伏者的下榻地点为北京前门饭店553号房间。

但是两人并没有在饭店见面,而是在北京市的公安部进行了晚宴聚会。

21天后,这名潜伏者带着公安部颁发的5万块奖金离开中国,返回了美国。

(以上信息为“舵手”口述,但实际上,他弄错了航班名字,无意间拖慢了FBI探员的调查进度。)

因为这通电话,美国联邦调查局对2月6日这一天所有从美国抵达北京的航空飞机记录进行了大排查,并查阅了那几天FBI对中国驻美大使馆的监听记录。

巧合的是,当时有一通奇怪的电话引起了FBI探员的注意。

有一个讲中文的人给大使馆打电话。他说:“我的飞机晚点了。我只想要有人知道这件事。”

通过对2月27日中国民航的返程记录的层层搜索、排除、厘清,这名拨打电话的男性的样貌,渐渐与一个人名重叠在了一起——金无怠,美国中情局退休雇员,时年61岁。

至此,距离真相大白仅有一步之遥。FBI探员大感振奋,于是向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申请调查金无怠。

这场调查行动被命名为“鹰爪行动”。

从1983年4月14日起,FBI开始了长期监视金无怠的工作:监听金无怠的电话、信件,秘密搜查其行李,监视他的行动……但因为金无怠的细节伪装得太好,这项调查没有进行多久便陷入僵局。

IC·史密斯:“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一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们收集了很多信息,但是证据非常少。我所说的是实物证据,就是那种确凿的,可以呈堂的证据。所以事情变得很明了,确保这个案子值得被起诉的唯一可行方法,就是通过一次成功的问讯。”

直到1985年10月的一天,美国FBI总部接到了一通来自大洋彼岸的电话。

“我要向你们投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