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初期，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被举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她也从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跃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学生兵领袖。但到了1966年底，这个地位逐渐为另一个学生组织头目所取代，他就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
蒯大富起初是在清华大学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中，以其铁嘴钢牙、滔滔雄辩而崭露头角的。在赶走工作组后，他当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一把手。
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召见蒯大富，授意他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搞臭”。当月25日，蒯大富率领清华大学五千人游行示威，第一个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博得张春桥等人的宠爱，也使聂元梓相形见绌。
眼看自己即将失宠，聂元梓不甘落后，她让军师出谋划策，企图干几手“漂亮”的事情，争回自己领先地位。他们决定要抢三个“头功”。
第一个是“揪叛徒”。
康生指示聂元梓他们“组织调查组”，“系统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聂元梓牢记这个“使命”，并很快就展开了行动。
1967年4月14日，在一次大型集会的会场上聂元梓主动走到康生身边汇报说：“我们组织了一个‘第二战斗队’，也就是‘除隐患战斗队’，专搞揪叛徒的斗争。”聂元梓还说前一段揪叛徒的调查工作遇到困难，进展迟缓，请“康老”给予指示。
康生眼珠一转，掏出笔来，当下写了一份“手谕”：“新北大的一个革命组织要揪叛徒，望有关方面给看必要的材料。康生。”
聂元样如获至宝，返校后让亲信把康生的手谕影印出来，挑选精兵强将组成“揪叛徒兵团”。
于是他们持有一份康生手谕影印件，分散到全国各地进行阴险活动。“揪叛徒兵团”根据调查人提供的假材料，在聂元梓的授意下，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
康生得到这个报告喜形于色，下令“把他们铐起来，严格审查”。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双手被铐达5年之久，冬天无法穿棉衣，折磨致死。
第二个是诬陷朱德。
1967年1月，聂元梓探知戚本寓和林彪诬陷朱德同志的讲话，她急急忙忙召集手下干将，决定发动对朱德的诬陷。
第三是诬陷邓小平，迫害其子女。
孙逢一起草，聂元梓签名，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邓小平同志的儿子邓朴方是北大技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聂元梓向江青报告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拉帮结伙，控制北大运动”，并将邓朴方非法拘禁。
聂元梓还剥夺了邓朴方的人身自由和申辩权利，编造罪证将他的党籍开除，并对他进行刑讯逼供。最终将邓朴方被逼跳楼自杀未遂，造成终身残疾。
1968年秋，武斗打得不能收场，军工宣传队进驻北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两派武斗被制止。这时候的聂元梓已失去全北大学生兵领导的地位，军宣队和工宣队一直没有作出有利于聂元梓的任何安排。
1969年11月，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
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后被下放到工厂劳动。粉碎江青一伙后，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锒铛入狱，1983年3月她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此时她已62岁。
她把那么多人打入牛棚和监狱。最后轮到自己坐牢房。
聂元梓的行为，给国家、人民和社会造成灾难和不幸，17年徒刑罪有应得。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从个人命运上看，她的确又是个不幸的女人。
从小，家中小姐的身份养成了她骄纵和任性。在关键的当口，她又没能遇到好人。在延安时，康生曾点名批评她，把她同王实味的问题往一块扯。但是她没记取对康生其人的警惕。她同曹轶欧的结识，为她后来中了魔似的悲剧命运反埋下了伏笔。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岁的她，同第一任丈夫离婚，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1966年同第二任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运动”开始后，造反派找到她： “老太太，现在要揪斗你丈夫，领我们去抄你们家吧！”她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了。在丈夫家门前，她躲在汽车里不敢露面，良心在责备着她。
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还是躲着不敢见，暗地里指示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同第二任丈夫脱离了关系。
“运动”中，聂元梓的哥哥姐姐都成了被迫害对象。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学生兵领袖的形象，只能忍痛同哥哥姐姐划清界限。
造反，让聂元梓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可是，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便被江青一伙给一脚踢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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