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昨天发布了《1971年，周恩来陡感形势紧张，密召叶剑英，要其准备带军队打游击》一文在“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即在9月24日，中共中央撤销了由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并于10月3日正式宣布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关于叶剑英元帅的伟大功绩，老覃在多年前曾发布过《曾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在长征最危关口挽救了党，毛主席多次感赞》一文，文中提到，1960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问毛主席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主席想也不想地答：“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中。”
那是长征时期，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之后，张国焘背着中央，于1935年9月9日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所幸，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第一时间看到了这封电报，并且机智而巧妙地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当机立断，连夜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
1935年9月22日，毛主席在哈达铺召开红一方面军全军团以上干部会时赞扬说：叶剑英同志立了大功！
时间过了一年多，1937年3月21日，毛主席在延安会议上再次表扬了叶剑英，说如果不是叶剑英同志及时送来那个电报，后果将不堪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某次在怀仁堂的会议上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然后指了指叶剑英，风趣地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是剑英同志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此后， 毛主席还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这件事，他高度评价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不过，发生在1967年2月的事件，让叶剑英元帅一度陷入到人生的低潮中。
话说，中央军委从1967年1月8日起，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
会议期间，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人针对全国、全军趋向混乱的局面一致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到了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开扩大的碰头会，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
陈伯达等人蓄意制造混乱，起哄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据理力争。
在这种情形下，居然有人说叶剑英是“有野心”。
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受到的冲击最大。
1月19日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竟然涌向景山东街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
萧华为了避免事情闹大，从后门出来，先到了傅钟家，然后驱车前往西山叶剑英的住所避祸。，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
陈伯达率先向萧华发飙，问他昨天晚上为什么躲了起来。
叶剑英满腔怒火，猛拍案桌，说：“他昨天晚上是在我那里了，怎么？我是不是犯下了窝藏之罪？”
因为拍得太用力，右手掌骨竟被拍得骨折。
毛主席知道了此事后，于1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同志，还特意招呼叶剑英坐到他的身边，详细询问碰头会上的情况，赞同叶剑英提出的军队要稳定的主张，指示说：
“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闹分裂。”
此后，由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主要是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商讨如何才能切实稳住军队。
1月24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等人共同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
这“八条命令”经过毛主席批准，由中共中央于2月21日正式通知全国各地执行。
时间来到了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
叶剑英在会上怒斥陈伯达一伙“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
他当面质问陈伯达：
“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白天的碰头会结束后，叶剑英在当天晚上向毛主席汇报自己和陈伯达争论的内容。
毛主席当时给出的看法是：“此事我已知悉，你是对的。”
不用说，毛主席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鼓舞到了叶剑英。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
这次会议，争论的气氛更加激烈。
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人在叶剑英的带领下慷慨陈词。
谭震林更是说出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之类的话。
毛主席对此大为不满意。他在2月18日深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言辞过火的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
叶剑英也在作检讨之列。
不过，在1970年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就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实际参加了政治局工作。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叶剑英深感责任重大，他在10月4日给毛主席写信，信中引用了《左传·烛之武退秦师》的一句话：“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
他在这句话之后接着说：
“无能为也的自卑感，这不对。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毛主席收到信后，即于当天下午召集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谈话，就军委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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