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之父杨晓明居然被抓了，这个世界变化的确太快，让人有点眼花缭乱。都说三十年才有大河东西的变化，这还不到三年，变化也都挺大的。

我现在看了报道，才知道老杨同志，当初为了研发新冠疫苗很拼，不惜以身试药。作为国家级杰出的科研人才，他亲自第一批接种疫苗，并且在9个月时间里被抽了约60管血。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让人感动不已，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因此出现贫血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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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来，我觉得自己挺对不起老杨的，因为我到最后也没有接种一针任何疫苗，我家人试图接种也被我粗暴地给阻止了。

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比较胆小和固执。因为从事投资行业的缘故，也曾经接触过研发和生产疫苗的公司。我记得当年调研兰州生物研究所的时候，一位专家告诉我，一个疫苗正常情况下需要8—10年研发，如果对应的症状比较复杂，甚至需要更长的研发和临床周期。

凭借当时积累的那一点肤浅的疫苗行业知识与记忆，所以我彼时就顽固不化地拒绝接种任何新冠疫苗。

当时我们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街道、社区和公司所在写字楼的物业公司，都反复劝慰我要服从大局，尽快接种，否则我出门上班可能会有影响。孩子的学校，从班主任到年级主任也都在积极做工作，甚至说有可能影响孩子进校园。

不管他们如何转化，我就是坚持不接种。有一次物业所在街道的干部，在电话里和我说了强硬的话。我生气地告诉他们，我已经录音了，说强制迫公民种疫苗是违法的，我要投诉他们，吓得对方赶紧挂了电话。然后很快他们领导又给我打电话，不断地解释道歉，说那位年轻人刚来单位，说话方式和内容都不对，让我千万不要介意。

我也理解街道干部的难处，只要没有强迫我接种疫苗，我肯定也不会去投诉了。所以不介意就不介意。

我不了解外地接种疫苗的政策的情况，我只是感觉特别幸运的是，我是北京人，疫情期间我是生活在北京的。

很多人可能不会感受到，首都的城市管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看上去威严的架构和肃穆氛围之下，其实各个部门对生活在北京的人，总体还是相对包容和宽容的。

回顾那段时光的经历，我想北京人对北京各个管理部门的宽容，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北京干部有一个特点，说话的时候脸色不好，语气也不是特别亲和，京腔听上去的确缺乏亲和感。但是北京干部其实挺有人情味的，不会弄特别不好的事情。至于天通苑那个，要拿人家孩子做软肋的街道干部，我可以说那是北京干部极少数的代表。

所以，北京始终都没有强制老百姓接种疫苗，也没有要求出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的人，必须要接种疫苗。于是我和我的家人，成了少数没有接种的漏网之鱼。

我没有想到老杨同志为了研发疫苗，抽了那么多血，如此的舍生忘死和勇于奉献，所以叫他新冠疫苗之父，应该也不算特别夸大其词吧。当时老杨以身试药，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故，至少得算工伤，甚至有可能被追认的。所以回想一下，我当时顽固不化地拒绝接种疫苗，真的有点愧对老杨的付出和牺牲了。

只是这么一心为公忘我奉献的高级科研人员也会犯错误，的确让人感觉到有点意外和有些可惜。

这件事情出来以后，还是很受关注，有些舆论还是对疫苗的安全性打带接走了。我个人觉得，对这事啊，大家不要有太多担心。我认为老杨的问题，应该是与贪腐有关的问题，而与疫苗的疗效和安全性无关。个人有问题，未必代表团队有问题，未必代表疫苗有问题。

在过去四年，国际卫生组织和使用了国药疫苗的国家和地区，都没发现国药疫苗存在新的安全性问题，所以疫苗本身还是安全的，四年的验证时间足可以说明问题了。

另外，既然绝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了，既然现在一切都还安好，就不如放宽心，把以后日子过好。

还有一点，其实疫苗不是不需要了，反而需要更大的继续投入，需要更加精益求精的长周期研发，需要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基础性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更上一层楼，以便在今后面对新的公共卫生事件以后，能发挥有效和安全的作用。

所以大家都别想那么多了，也别被不明事理的节奏带走了。有事没事，要相信dang和政府。毕竟一个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我们都需要好好地，往事如烟往前看，继往开来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