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风云的波澜背景下，毛主席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毛岸红，小名毛毛，出生于1932年的一个疟疾流行的冬天。医生建议贺子珍因病不宜亲喂，于是一位广西的奶妈被请来抚养小毛毛。她常用家乡的习惯称呼孩子为“毛毛”，这个昵称也逐渐被父母所采用。
毛岸红的童年伴随着红军的战火和转移。当红军面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毛毛正值两岁，已能稚嫩地呼唤“爸爸”“妈妈”。为了他的安全，毛泽东和贺子珍决定将他托付给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他和妻子正从事游击战斗。毛毛的母亲，贺子珍，在他们临行前，亲手为他缝制了一件小棉袍，以示母爱的牵挂。
然而，随着战事的恶化，毛泽覃担心敌人可能发现毛岸红的身份，将他转交给一户当地农家。不久后，毛泽覃在一场战斗中牺牲，而毛岸红的消息也随之消失。
数年后，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岸红的下落依旧是一桩心痛。在多方的寻找和希望中，贺怡，毛泽覃的遗孀，承载着家族的希望，重返江西寻找毛岸红。一次，她激动地通报给毛主席：“江西的毛岸红已经找到了。” 她急切地描述了孩子的外貌和特征，但这些与毛主席的记忆似乎并不吻合。
不甘心的贺怡没有放弃，她继续在江西吉安地区的小村庄和老居民中搜寻，期望找到那个曾经丢失的孩子。她的行动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村中老人和妇人们都纷纷帮助，共同探讨可能的线索。
在秋风飒飒的1949年11月，贺怡结束了她在赣南的寻子之旅，与儿子古一民及其家人搭乘吉普车返回。途径泰和县时，不幸遭遇车祸，贺怡与古一民命丧当场，其他同车人员受了伤。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毛主席耳中，他沉痛地指示：“不要再找了，让孩子留在民间吧。”
随后的岁月里，贺子珍返回上海，孤独的她越发怀念那个失散的儿子，毛岸红。1953年，贺子珍无法压制心中的渴望，给江西省长邵式平写了一封详尽的信，恳求帮助寻找毛岸红。江西省政府因此成立了专项小组，终于在一次调查中获悉，一对夫妇朱盛苔和黄月英于1934年收养了一名红军遗留的男孩，并给他取名为朱道来。
为了验证这孩子的身份，省政府安排了与贺子珍的血型对比，结果一致。朱道来的面容与毛主席有几分相似，使得认同感增强。贺子珍收到这一消息后，她急切地请求组织将朱道来及其养母黄月英带到上海。
在上海的一次会面中，贺子珍凝视朱道来，泪水滑落脸颊，她感叹：“这就是我的毛毛。”黄月英递给她那件早已陈旧的小棉袄，贺子珍的指尖触及那熟悉的布料，泪水再次泛滥。她紧紧拥抱了朱道来。
那晚，两位母亲——贺子珍和黄月英共同在一张床上谈到深夜，回忆朱道来成长的点点滴滴。朱道来的身份几乎得到了确认。
然而，当一切似乎都指向一个温馨的结局时，事情却突然发生了转折。朱月倩出现了，她是霍步清青的遗孀，丈夫曾是中央巡视员，在福建牺牲。朱月倩曾被国民党俘虏，后来嫁给了国民党飞行员。她手持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声称朱道来是她的儿子。
朱月倩的出现在黄月英夫妇面前哭泣乞求，希望带走朱道来。黄月英和朱盛苔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让孩子与生母团聚。虽然心中不舍，他们相信这是对朱道来最好的安排。送别的那一刻，朱盛苔和黄月英泪流满面，他们深知，这也许是将责任和爱心传递给下一代的方式。
朱道来回到了南京的家中不久，他就写了封信回瑞金。信里，他流露出对养父母的深切思念：“我真希望能立刻回到你们身边。”原来，在新的家庭环境中，朱道来感到格格不入，家人对他的冷漠让他倍感孤独，他渴望回到那个充满爱的家。
江西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对这封信感到不解，于是询问黄月英，朱月倩在接走朱道来时是否有带来任何信物，或者请求什么特别的物品。答案是否定的，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怀疑。
基于这些情况，工作人员决定亲自前往南京，将朱道来带回上海。认亲过程原本顺利，未料朱月倩却突然出现，坚称朱道来是她和已故丈夫霍步青的儿子。
朱月倩同样是革命的功臣，她的出现让事情变得复杂。华东局和江西省政府进行了深入调查，最终得出结论，朱道来确实是毛岸红，贺子珍的儿子。
难以解决的纠纷最终上报给中组部。中组部召集朱道来、黄月英以及朱月倩到北京，以寻求解决方案。毛主席在了解到情况后，做出了决定：“不管他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应该交给组织，交给人民。”
朱道来最终没有回到朱月倩也没留在贺子珍身边，而是被安排在北京接受教育，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他的日常生活。
朱道来在北京的岁月平静而充实，他后来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加入国防科研单位。然而，1971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肝癌，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不幸离世。尽管他的生命之旅充满曲折，朱道来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科学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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