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学坛
词乐是一种音乐体裁，即根据一定曲调填词的词体歌曲。唐宋词乐是我国文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唐宋词乐研究”（21BZW014）指出，唐宋词乐研究不同于其他文学与艺术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在于它所内蕴的基本问题、研究的对象、关涉的材料，都需要在比较的学术视野中展开，以此进一步拓展唐宋词乐研究。
原文 ：《开拓唐宋词乐多学科交叉研究》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马里扬
图片 |网络
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唐宋词乐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新材料”的发现与利用、多学科的交叉与比较研究以及东西方的学术对话方面，展示出不同于传统词学、乐学、史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现代性特征。唐宋词乐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涉及对唐宋燕乐的来源、唐代外来乐曲的流传、唐代音乐生态的整体性、唐宋之际词乐的文本、宋词经典化过程中的词乐形态、唐宋词音谱与歌词的关系以及宋代词乐流播东亚文化圈等问题。
传统与现代的唐宋词乐研究
从材料范围上看，没有新材料，不能利用新材料，就没有新学问。相对于传统的唐宋词乐研究是从礼书、乐志、笔记、词话、诗词、文集、日用类书等传世文献入手，现代学者则充分利用了敦煌写本文献（曲谱、舞谱、歌辞、变文等）、日本与韩国传世的古乐谱（五弦、琵琶、筝、笙、笛等器乐谱与声乐谱）新发现的材料；还注意到了仍旧存活在东亚地区的寺庙音乐（如“智化寺京音乐”）、地方曲艺（如陕西鼓乐、福建南音）等“遗音”形态；并尝试将明清宫廷的音乐（如《魏氏乐谱》《九宫大成》等）与唐宋燕乐打通，从而激活了传世文献；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与使用，丰富并拓展了研究的视野，革新并提升了研究的理念与方法，甚至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从学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看，17—19世纪方成培、凌廷堪、陈澧等的唐宋词乐研究是所谓传统学术架构中的研究，基本没有离开以文献考订为核心的考证学与校勘学的范畴，它们贡献的研究著作如《香研居词麈》《燕乐考原》《声律通考》等属于经学研究当中的乐学，考据学研究当中的校勘；而现代的唐宋词乐研究以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划界，呈现出音乐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态势，吸引了使用不同学术语言、具备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进来，其系统性、开阔度与创辟性的研究成果，自是传统的史料考证、词律校勘所不能比拟的。
从学术研究的视野上看，较早涉及唐宋词乐的研究者如任半塘就已经十分关注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等对词体起源的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海外学者如赵如兰、毕铿、李惠求等在姜白石词乐译谱过程中也吸收了杨荫浏、夏承焘、丘琼荪等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上世纪八十年代，音乐史学者如陈应时等探索敦煌乐曲的配辞问题，也是对日本学者的唐传古乐谱研究的接续；上个世纪末，王小盾对韩国学者研究高丽唐乐的成绩以及葛晓音对中外学者的乐曲溯源、古乐谱与姜白石词谱的翻译研究，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与补充。
唐宋词乐研究再出发
在上述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推进了唐宋词乐研究。
唐宋词乐研究的现代性转化。唐宋词乐研究不同于其他文学与艺术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在于它所内蕴的基本问题、研究的对象、关涉的材料，都需要在比较的学术视野中展开；敦煌写本歌词与乐谱、日本与韩国的古乐谱、民间曲艺中的“遗音”、印度与中亚的音乐形态，是研究唐宋词乐需要比较的四项材料，同时也是理论问题之所在，即文字传统与声音传统、燕乐体系的汉字文化圈、大传统与小传统、文化交流的理念比较。诚然，它们也是唐宋词乐研究的基本观念与方法。
书写与空间的新观察。六至九世纪唐代音乐史三大问题，即作为音乐制度的“燕乐”、外来乐曲在唐朝的流播及其形态（以“苏莫遮”为例）、九世纪文人（元白）新乐府与乐舞的关系。可以说，对这个时段的讨论，既是唐宋词乐的源头清理，又是词乐发生、词体形成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史、音乐史研究之处在于：选择从共时性、空间性的视角观察历史现象；亦即我们这里不再纠缠于研究对象的父子兄弟、近亲远姻的关系，而是将历史现象置于行动着的历史空间之中，对它们的历史形态展开全视角的观察。我们希望这样的研究能为截至目前尚无定论的词源问题提供新的思考。
“词乐文本”概念的提出。唐宋词乐的文本问题，亦即它的文献载体与文体等问题，这是十世纪至十一世纪唐宋词乐文本定型时代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有别于以往的研究。盖前人主要关心的是词体形成与词体变异的问题。我们认为，词体的问题不是可以抽象出来讨论的，即齐言与长短句这样的形式，必须有一个文献载体，有不同形式的文体，这是以前有所忽略，而为目前学界甚是关注者。我们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敦煌曲子词、花间词以及携带宋词音谱的姜白石词，而且追溯了齐言歌诗的乐谱问题，对虽无乐谱留存但有着十世纪前后典型词乐文本形态的《乐章集》更是加以特别的研究（“《乐章集》新校本”），尤其是它的宫调与早期词集形态；此外，《乐章集》之外的另外两部早期词集——《花间集》与《尊前集》，我们也分别提供了一份以校律为主要内容的校考，为词集与词乐之关系的讨论提供更多的证据。
作为“声音文学”的唐宋词乐。对清真词、姜白石词、高丽唐乐以及敦煌曲谱、《碧鸡漫志》《词源》《事林广记》等词乐文献讨论，集中在两个核心议题。一个核心议题是唐宋词的表演问题。这其实是唐宋词的历史形态问题，以往对此的讨论显得很局促，猜度多而按断少，主要还是没有打开视角去看这个问题。我们选择清真词来研究，尤其是强调这是十二世纪，即我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期，宋词在这个时期的地位究竟如何？这是以前没有多少学者关心的，但实际上则是唐宋词乐演变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期，因为宋词正在经典化，也在文学化，它正在走入闭合的书写传统之中，那么它的“声音”在哪里？这是我们提出来并加以讨论的。另一核心议题是曲词关系。由于词乐的音谱传世寡少，这一项研究一直以来局限在了姜白石歌曲，但现在我们看敦煌曲与早期歌词便可以提供一些关联性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同意贸然进行的曲词配合的尝试，而是主张进行“曲词比勘”，这样的研究将更令人信服，也更接近历史形态，同时也可以将曲词关系从早期一直贯连到姜白石的时代以及十三世纪，即包括唱赚在内的民间多种文艺形式勃兴并被记录的时代。此外， “高丽唐乐”是唐宋词乐海外流播的唯一文献，也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无从忽略。
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的相结合。无论何种研究领域，凡涉及的唐宋词乐与词律的部分，都已经有意无意间将文本的“共时”的状态独立了出来，不再成为历时性描述的附庸；但同时由于与历时性描述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学术史上始终不曾给予这样的研究多少重视，而前人的研究也就被局限在为历史的还原提供证据。因此，既然延长学术史的脉络、追求共时状态并不是现代研究的新事物；那么，这样的追求之所以会延续至今，也就不是西洋音乐符号系统被引入那样简单，而是研究对象本身就有这样的内在要求、内在动力，这也是促使唐宋词乐研究在今天理论再出发的学术动力。同时，我们的研究没有止步于历史形态的还原与构拟，而是走向理论体系的再出发。我们的研究既有着明确的时间线索，即从6—9世纪的词源与音乐的讨论，到10—11世纪的词体与词乐文本——词集的讨论，再到12—13世纪的音谱与表演的讨论，基本上涵盖了唐宋词乐的时间范围，又包笼了乐律、宫调、曲名、曲词、乐器、音谱、乐舞、表演等词乐研究的核心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不局限在几个历史现象的澄清，或者建构历史的面目——这在二十世纪曾有充分的实践，而是别开一途，讨论一些更具理论性的话题，即书写传统与声音传统、历史演变与历史空间；此外，还进一步讨论符号系统的问题，这是目前学界同样很关心的问题。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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