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再如白居易给元稹写的墓志铭，元稹生前指名道姓要求白居易写。元稹的儿子为给父亲增光添彩，不惜拿出银马鞍、玉腰带、马车、绫罗绸缎等，折合铜钱六七十万。堪称当时最大的润格，钱泳《履园丛话》载：“白乐天为元微之作墓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枚举。”后来白居易把这些都捐给了佛寺。
然而那些得到巨额润笔费用的毕竟是少数，不少文士的润笔费用并不高。比如大诗人杜甫，有《闻斛斯六官未归》诗云：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
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
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
斛斯融为人作碑，稿费无着，要运河江陵索取，所得甚微，致使锅镬无烟，这也是当时另一种写照。
到了宋代，延续唐代的润格。《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文人，设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于舍人院”。宋代官俸较薄，皇家有此之设，也算是对文人的人文关怀了。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撰写制书，其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例外赠百金”。
《陔馀丛考》还记载，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赏赐给他不少堪称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然而同样也有的润笔费用非常微薄，比如欧阳修请蔡君谟为其《集古录序目》作字刻石，赠给他的只是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等物。
明代文人墨客有许多依靠润格生活，并且开始明码标价，随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阅读明代不少官员的文集，像严嵩、海瑞、张居正、汪道昆、王世贞等，无论是倾朝权贵，还是清正官绅，文集中都充斥了应酬性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收了费的。
即如海瑞，其闲居在家，有薄田四十余亩，却也为人作文，接受馈赠。而对于民间文士来说，润笔当是谋生的手段，著名的江南才子唐伯虎，就是因为科举牵连“徐经科场案”下狱，后被罢黜为吏，只好依靠书画为生。他的《卖画》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做商贾不种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就是说明。
清代的润笔之风更盛，出现了润格。清初钱谦益，原为东林党领袖，后投降清朝。病危后，利用黄宗羲的文笔与自己的名气，三篇文章（墓志铭、诗序、庄子注序）所得的润笔竟达三千两白银。
而另一类文人书画家，则以独特个性标榜。比如“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多次明码标价，自定润笔费标准、拒收礼物。更写了妙文《板桥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
且作诗说：“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纸三千，任渠话旧任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在润格问题上，六亲不认，只认现银的姿态确实是惊世骇俗的，倒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民国期间，书画家金石篆刻家等更是延续先前惯例。比如一代宗师吴昌硕，年代不同，润格各不相同的。1922年的《缶庐润格》比1913年的《缶庐润目》涨了近一倍。
齐白石更是以脾气倔强出名，定居北京后，自定润格，在他客厅里，长期挂着1920年写的一张告白：“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卖画卖印，从不讲情面，除极个别亲友外，不论是谁，都要照价付酬，不能赊，不能减。齐白石有时请别人写序文、题辞或纪念文章，也都依照对方的润例付酬，所谓“好朋友，明算账”，一点也不含糊。
上世纪建国后，艺术界人士大多有了安稳工作。润格润笔逐渐消失，艺术作品即便是有报酬也是象征性的。到了改革开放后，润格又开始流行，随行就市，越来越火爆。近些年收藏热，于是艺术界便开始攀比润格。再加社会风气浮躁，使得润格更是耸人听闻。然而整体和过去相比，价格高了，价值却不值一哂。
时不时有报道某某润格多少，某某作品被拍卖几千万上亿之类的话题不绝于耳。然而，认真去观察，发现很多都是个人炒作而已，或者是被当做洗钱工具，用来送礼牟利巴结钻营之手段。头衔多官职高，价格就高，一带“家”或“长”，立刻价格飞涨，一旦事发，便掷之茅厕，人们只关注名气，不看作品的价值，岂不是莫大的悲哀？！
（全文完）
2019/5/5榆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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