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5日，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将劳动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并发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从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对新方案的这一变化，不少人直呼：多年前的劳动课，如今又回来啦！
这让思考者想起了主席的“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林彪写了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发表后，国内各行各业都开始走“五七道路”，陆续出现了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饲养厂、五·七大学、五·七中学、五·七干校、五·七医院等等，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五七指示”和“五七道路”究竟是什么内容呢？我们下面来回顾一下。
建国后不久，主席看到，干部中出现了原来越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不仅生活上搞特殊化，而且还看不起基层的工人、农民，工作中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
当时，主席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经过思考，为了避免干部腐化变质，主席形成了一个要求干部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于是，主席多次号召干部去参加劳动，但是各地对于这个号召的执行流于形式、走过场的居多，一直没有达到主席想要的效果。
1964年12月，主席看到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写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发现了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顺其发展下去，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主席在薄的批示旁加了句分量更重的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主席在此处写的批语是：“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主席分析，这样的管理人员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当时一切乱象的原因，就归于相当大比例的领导已成为官僚。主席认为：“走资派”在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此时，主席也一直在想法解决这个问题。
1966年5月，林彪送给主席一个报告，内容是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
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
(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
(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
(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
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这个报告引起了主席的重视。在接下来的5月7日，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 林彪同志：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
-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
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
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从“五七指示”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主席的目的是想让包括部队在的各行各业的人员，都能立足本行业，放眼全社会，打破社会各不同分工之间的本位主义，促进工农商学兵之间的沟通、理解和融合；从而，让千差万别的社会分工，都具有无高低贵贱之分的社会地位。
如果把这个指示贯彻下去，全社会各分工就都能够去掉本位主义。这样，不仅可以治好官僚主义，而且也可以把“工僚主义”“农僚主义”“军僚主义”“学僚主义”……等等一窝端掉。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思路，在污名化主席的歪风中，被很多人恶意解读。比如，一位叫做马立诚的公知（曾任中国青年报社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在2006年出版的《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一书中，就对“五七指示”进行了歪曲。
他说他从《五七指示》中，看出了主席希望的新世界的模样：
-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背道而驰。
-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对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设想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这是毛泽东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探索和研究之后，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提出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劳动、教育、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来消灭三大差别，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消灭三大差别。
看了马公知解读，思考者差点儿被气哭了。
第一点，主席明明说的是各行各业的人员除了本职工作，还要学些其他行业的内容。他却能理解为，每个单位自给自足、消灭社会分工。
以工人为例，主席时代，每到农忙时，工人都会下乡帮助农民收割；这就是工人从事农副业的具体行动，难道就是消灭社会分工？！……马公知的脑子再不济，也至少应该能够理解主席指示里的工人要“以工为主”中的“为主”二字的意思吧？怎么就成了消灭分工了呢？
第二点，在五七指示里明明有内容在说：大学校里要生产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交换的产品，不就是商品吗？这要让思考者怀疑马公知的眼睛了：你到底是没看到这句，还是在睁眼说瞎话啊，马公知？
第三点，马公知说，毛泽东提出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
这简直就让思考者觉得马公知是无赖了。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明明是马公知从自己对《五七指示》的第一和第二个解读中臆断出来的，到这里怎么就成了“毛泽东提出”？！……这究竟是主席什么时间提出的、还是你马公知自己揣测出来？从你的两片唇里问心无愧地说句实话，难道就这么难？！
各位，按照佛家六道轮回的说法，像马公知这样脑子不济、眼睛不济、实诚也不济的人，就属于愚痴中的模范、乃是畜生道上的典型。
这就是为什么它会让思考者气愤欲哭了：这世界，什么时候开始，让畜生有资格对人、而且是全世界公认的伟人说三道四了呢？！
后记：
主席去世后的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作为《五七指示》成果之一的“五七干校”，其教职工被合并到党校系统。有的党校则是直接在原“五七”干校的基础上扩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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