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召开的，在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还颇费一番功夫去安排主席台的座位。
苦心安排主席台座位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时，距离在1956年秋天召开的八大已经过去了近十三年。
1957年夏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不断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使“左”倾错误进一步蔓延。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了愈益严重的“左”倾偏差，终于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在闹革命的浪潮席卷下，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都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都停止了活动。
毛主席也意识到党内组织生活极不正常。
1969年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社论，同时公布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
至10月13日开始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透露了中共九大即将召开的消息。
至此之后，中共九大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直至1969年4月初，所谓的“吸收新鲜血液”和“吐故纳新”的“九大”终于拉开了极不正常的帷幕。
在敏感时期召开的中共九大，种种安排无疑都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座次的安排更是其中的重点。
中共九大召开的时候，主席台上的座位安排十分有特点。
当时在新闻报纸上的照片显示，主席台上，毛主席坐在中间，而左边是以林彪、康生等人为首的所谓的“新文革”的成员，而右边则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旧政府”的成员。
对照鲜明，意味深长。
而这样的座位排列，即没有按照姓氏笔画来排，也没有按照资历来安排座次。
照片出来之后，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私下的讨论。
甚至有不少人还猜测，这样的座次安排，是不是有人在暗示，左边为左派，右边为右派？
而关于座次安排的这个问题，其实还费了周恩来总理的一番苦心，当时他是中共九大的秘书长，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要慎重地去考虑。
在中共七大开始之前就决定，主席台第一排坐的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碰头会的成员。
那么对于江青，她的座位应该安排到哪里，对于周恩来总理来说，这是一个难题，妥善地安排江青的座位不让她闹起来，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说难的，就是因为江青她身份特殊。
无论是从资格、资历还是从政治地位来说，江青都没有坐到偏中间部分的资格。
但是如果把江青的座位安排到边上去，周恩来总理知道，那么她肯定会因为此事吵闹个不停的。
所以周恩来总理便想了个法子，将碰头会的成员安排在一边，而另一边则是坐着元老们。
这样江青便可以和政治局的常委康生挨着坐，这样就能靠中间一点，免得她再吵闹。
在左边的主要人物面前，周恩来总理都安排了麦克风，右边的元老们则没有。
对于这样的安排，元老们也能明白其中的深意，反正他们只是参加者，有事就来，无事就走便可以了。
这个绝妙的座次安排，坐在主席台上面的人心中清楚，但是下面的人却不清楚。
但也多亏了有周恩来总理的“指挥”，才免于出现什么岔子。
当时，中共九大在会议的日程内总共举行了三次全体的会议。
4月14举行的那次全体会议上，一名来自珍宝岛前线的军人进行了会议上的发言，他叫做孙玉国。
孙玉国是珍宝岛战役的战斗英雄，所以能够来参加中共九大。
在会议上，孙玉国具体作了什么发言已经无从知晓，但是他的发言让毛主席听过之后觉得很有兴趣。
在他发言完毕之后，毛主席亲切地询问了他年龄多大了，参军多久了，老家来自哪里。
被伟大的毛主席问话，孙玉国感到十分激动，手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他一五一十地回答完了之后，便迈着挺拔的步伐走上前去，向毛主席敬了礼，并且还和毛主席握了手。
当时他已经紧张地腿有些发颤，心剧烈跳动了，谁知道主席台上座位的玄机让本就紧张的孙玉国急得更加冒汗。
和毛主席握完手之后，孙玉国朝向右侧走去，想要和坐在毛主席旁边的周恩来总理握手。
谁知道周总理赶忙站起来对着他往左边指了一下，孙玉国立马反应过来，马上转身走到林彪面前敬礼和握手。
结束之后，林彪又对着右边指了一下，说了一句“总理”，示意又准备向左走的孙玉国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总理握手。
心里隐隐有些觉得奇怪的孙玉国也没有多想，立马按照林彪的指示右转和周恩来总理握手。
后顺势向和董必武等元老握手，周恩来总理此时又再次提醒孙玉国，让他向左，那边坐着碰头会的成员。
孙玉国赶忙折返，握手结束之后孙玉国以为结束了，便准备走下台，又看见周恩来总理向右边一指，孙玉国反应过来，还没握完手。
于是他再回到右边，和坐在右边的元老们一一握手，这才彻底完成。
孙玉国是基层的军人，对于中央人事上这些玄机是完全不清楚的，还好有周恩来总理一直指挥，孙玉国才临场不乱地结束了。
史无前例的中共九大
从周恩来总理费尽心思调座位就可以管中窥豹，中共九大绝对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
他的不同寻常是体现在许多方面的首先在于，这个会议非常的神秘。
直到1969年4月1日，新华社所发布的“中共九大”开幕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中共九大会议的筹备情况，中央对外采取了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
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长期的混乱，我党在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的保密制度都被破坏的差不多了，但是这次却奇迹般地严守了下来。
而且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们也和往常的经过选举而来的不一样，这一次的代表是并未经过选举的。
而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所推荐确定的。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导致了代表的成分会有些复杂，他们很难对群众进行保密。
所以为了能够切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除了极少数的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之外，要参加中共九大的所有代表，在大会开始前的三个月，就已经秘密地集中起来。
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进行集中的管理和学习，以便能够随时准备出席达标大会。
正是因为代表颇有些鱼龙混杂的意思，当时还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件事。
当时广东省的代表们集中住在小岛宾馆。
年关已经将近了，但是中央似乎还是没有召开代表大会的意思，于是他就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准备离开回老家去。
谁知道走到门口被哨兵拦住了，哨兵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学习班的负责人。
学习班的负责人知道这件事之后被吓了一大跳。
他见到这位广东的代表之后，问他，不想去北京开会见一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吗？
谁知道他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
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回答学习班的负责人说，他家里就他一个男的，不回去的话过年可没人杀猪了！
觉悟如此低的代表，无奈只能让人把他送回去，再换一位代表来。
就这样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北京方面的通知。
各省的代表们被空军的专机在晚上送到了北京。
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夜幕降临，这是精确计算过的时间，以便可以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北京的宾馆里。
住着代表的各个宾馆有着很多警卫看守，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一律是不准外出的，而且室内的电话也被拿掉了。
甚至靠近街边的房间窗户也不需打开，晚上都必须要拉上窗帘。
就这样神秘地保持到了大会召开的那一天。
其次就是会议场上的秩序也不同寻常。
一般来说，在这种严肃的场合，领导发言的时候，下面都是很安静，很有秩序的。
但九大的时候却截然不同。
九大的代表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其中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
以广东省的代表团为例，那58名代表中，42名几乎都是来自工矿或者农村的代表。
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政治素养是有限的的，在大的政治会议上的表现也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4月1日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毛主席致开幕词。
但是在毛主席讲话的时候，喊口号的声音却是此起彼伏。
毛主席讲话二十多分钟，被打断了几十次。
下面的工农兵代表们根本不会管毛主席降到了哪里，在讲什么，甚至是毛主席有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说完，就会有人站起来带着大家喊口号。
当时的口号还都是成系列的，只要有人带着开始喊了，就要把所有的内容喊完。
而且还不光是喊，还非常注重精神气，不然就会被认为是缺乏“阶级感情”。
其实，下面坐着的许多来自地方的干部老同志，都深深地觉得能够听毛主席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非常希望能够全神贯注地听主席讲话。
但是却屡次被口号所打扰、破坏。
当时毛主席是在讲党的历史，会场的情况实在太差，毛主席自己都讲得有点不耐烦了，没办法只好将讲话草草结束。
谁也没有想到，这二十多分钟的讲话，最后被秘书整理出来的稿子仅仅只有649个字，可想而知会场的氛围有多么混乱，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可以说，中共九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召开的。
所以周总理作为中共九大的秘书，是有很多操心的事情的。
座位的安排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周恩来总理对于座位的安排已经是经过很多考量了，正是因为需要兼顾方方面面所以才苦心安排了座位。
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对于座位的巧妙安排，恐怕江青还要大闹一通。
在那个特殊时期，周恩来总理运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很多像中共九大座位安排的这种麻烦和祸事。
可以说，周总理的在处理政事中蕴含的智慧，是很值得加以品味、琢磨和学习的。
周恩来总理的行事智慧
周恩来总理担任政府总理26年，功勋卓著，被人民群众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这与周总理的才能和智慧分不开，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
这也与他的勤劳分不开，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好像不知道疲劳。
这更与他的忠诚分不开，他对党和人民、对国家、对信仰始终忠心耿耿。
周恩来总理的过人智慧体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地体现在善于处理各种关系上。
对中共九大座位关系的处理便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在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摸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处理同与异、齐与不齐、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上，周恩来总理摸索出的方法是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要反对两种极端的做法：一是要反对只讲“同”不讲“异”的做法。
这种做法看不到事物的特殊性，必然导致僵化的、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
二是要反对只讲“异”不讲“同”的做法。
这种做法看不到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规律，必然陷入孤芳自赏、自我孤立的境地。
中国古人早就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看到了事物都是特殊的。
同时，古人也看到了事物有“齐”的一面，要“等量齐观”。
求同存异是将齐与不齐结合起来。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总理反对只求同而不讲异的右倾，也反对只强调区别而不求统一的“左”倾，提出“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非常出色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确定的“既统一，又独立”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
他在重庆既维护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抗日、游击抗日、持久抗日的主张，又团结了愿意抗日、积极抗日的广大朋友。
党的七大会议上，他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是总结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怎样求同存异的重要文献。
他认为，只讲“同”不讲“异”的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只讲“异”不讲“同”的“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在外交工作上，周恩来一贯坚持求同存异。
他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上坚持求同存异，使新中国代表团在这两次重大国际会议上取得了成功，为缓和国际局势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政府管理中，为把不同思路、不同性格、不同方面的人凝聚到一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周恩来总理摸索出的方法也是求同存异。
他指出：“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
无论是处理内政还是外交，处理内政还是外交，周恩来总理总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着力分析矛盾各方的共同利益，进而争取矛盾各方权衡利弊，求同存异。
毛主席多次称赞说：“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可以说，周总理的智慧，是我们国家的财富，值得后人学习。#深度好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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