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史》一书，将埃及历史，划分为30个王朝和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时期。
帕勒摩石碑所记录的，正是埃及古王国第五王朝以前所有国王的名单及事件。为今天人们对埃及历史的探索，留下了些许的线索。
一、帕勒摩石碑——五个王朝历史的“编年史”
帕勒摩石碑成文于公元前3000年代的中上叶。它的记载形式是以年为时间线，序列化的记载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所以它是现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官方记载的编年体史书。
正是由于官方记载，所以它的内容是有局限性的；而以石刻的形式，事件的记录也是极其简洁没有更加详细的描述。而其偏重记录的内容，还是一定程度的展示了人类历史意识的早期形态。
帕勒摩石碑作为编年史，是表格的形式出现的。前5朝国王的名字、坐像、统治名衔按时间顺序排列，而他们在位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大致为几大类。
对土地、牲畜及其他财产的普查，是从第二王朝开始的，之后两年一次，王国清查全国牲畜数量，丈量土地，清点黄金。对于财产记录是帕勒摩石碑内容中最为主要的部分。
象征王权的建筑自古为统治者偏爱。埃及古王国的国王们也不例外，而且其建筑的活动也不会局限在某一方面，但偏重于神权与王权的关联方面。
帕勒摩石碑有记录，国王哲尔统治时期修建了“众神之威”神庙；而舍普塞斯卡夫在位第一年，就开始为号称“舍普塞斯卡夫之基”的金字塔，选址找位了。当然也记录了斯尼夫鲁在位时修筑的防御工事“南方之墙”。
由于埃及古王国是以农业为主，而尼罗河沿岸是其农业的主要种植区域，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在古王国早已认知，所以兴修水利也有记录，登王时期，开凿的“众神御座”之圣湖，较为典型。
而记录中频频出现的长度单位，肘尺、掌尺等，被推测为是尼罗河每年泛滥最高水位的记录。
周期性最强的记录，当属宗教仪式和庆典活动的记载。虽然历任国王举行的宗教庆典种类很多，但其本质的差别并不大。
可分为节日庆典类的，如索卡尔节、塞德节、德塞尔节、捷特节等；另外是象征性的执行仪式，如上下埃及的王加冕、阿比斯巡跑，为“众神御座”拉引绳索等等。
对神庙捐赠财富并为之修建城墙，神龛，神像等，从第五王朝开始有了频繁的记载。在国王乌塞尔卡夫时期，记录了王室向寺庙捐赠粮食、牲畜、金属、俘虏、地产等，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是让人震惊的。而在此之后也成为古代埃及的一种经济制度。
军事行动的记载虽然比较少，但是为彰显王国的强大，也有所体现，比如斯尼夫鲁在位时，对努比亚进行的征伐。登王对亚洲的攻城掠地。
从内容到载体，帕勒摩石碑，让后世看到了埃及古王国的历史意识，强调了王权的起源。
二，王权，才是古埃及人对过去认识的重点
所谓历史，是人类群体的记忆。是人类对客观活动和发生的事情，有选择的记录和解释。所谓历史意识，也不是对发生过的事情的简单看法。
从帕勒摩石碑中体现出来古埃及历史意识可归纳为王权的起源。
在石碑记录中，王权的轮回更替，体现出来的是神话了的王权，不断证明继位者的合法性和其神圣的起源。
比较明显的是，从第一朝开始，古埃及王国重要的王衔“荷鲁斯”不断被提及，记录中不断强调荷鲁斯与王权的关系，将荷鲁斯变为国王的化身，成为九神会唯一的继承人。
石碑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利于国王的信息，相反国王的事迹都是神圣而伟大的，记录了国王之间的交替，却从没有国王的死亡记录。
记录载体的石刻方式，使得每一届国王的丰功伟绩，没有详细描述。本身的用意也并非是强调历史事件本身，而真正想要彰显的是国王功业。
“君权神授”，从帕勒摩石碑的内容中都有迹可循。在古埃及人的意识中，国王是宇宙秩序的维持者。所以，在王权对自然界的影响方面也有表现。
每一位国王在位最后一年，除了月份和天数，就没有了任何记录，表明权利的中断。尼罗河水位的泛滥，在国王权利中断当年也没有记录，而同年有继承者，就会记于继承者下方。
由此可见，帕勒摩石碑的记录，所展现的只是王权与神权，而非历史。但它任然留下的历史的印迹。
三，寻找历史的意义
帕勒摩石碑虽然留下的是部分残片。但必须承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帕勒摩石碑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编年记录，而其
编年的形式也具有开创意义。
对史料的批判考证原则，是历史学永恒的原则。
帕勒摩石碑内容作为官方记载来源，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的。它所想要体现的是王权的神圣和权威，也因此，让今天的人们看到古埃及人被神袛和权利带动下的生活。但纵观人类历史，最初的历史意识，本身就是在宗教迷信和政治权威之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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