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童年蒋培治|广州|日寇|桂林|白崇禧|蒋培治

抗日烽火中的童年蒋培治

在广州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已大举向我华北、华东进犯，并对华南地区轮番派出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仅从1937年7月7日至9月11日，日机已连续五十六次空袭广州市区。我家原本住在广州北关四牌楼附近，但在一次空袭中，我家被日寇炸毁，留在家中的、抚育我们兄弟长大的七姑婆却不幸丧生于日寇的炸弹下。那时我刚刚懂事，眼看大批人群在烟火中，在断垣残片中奔忙地在抢救受难之人，呼儿唤娘的悲惨情景，催人泪下。但父母却紧捏着我的手，不让我们兄弟近前，担心七姑婆和受害人的惨状会伤害我们幼小的心灵。

这次轰炸，夺去了广州三百多市民的生命。紧接着9月22、23两日，又有二十多架日机向广州东区、北区及西面火车站等人口密集地猛烈轰炸，又使数千男女老少葬身于日本鬼的弹火中。此中惨状，一位英国记者曾在《字林西报上》向世界予以揭露。因为老家被毁，我们只得举家迁居至西关清平路清华里，因为这里离英租界——沙面比较近。沙面是广州珠江河面上的一个小岛，是1861年被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划为租界。据说抗日战争开始后，英国曾与日本达成密契，要求日机不得轰炸沙面租界方圆五里之地。所以当时广州市民都认为靠近沙面比较安全。尽管有这种想法，但当日本机飞临广州上空，就向人群密集区俯冲轰炸，而炸弹又不长眼睛，在沙面隔河相望的西濠口也多次中弹。

广州的防空设施可以说是无防空可言，市民们只有当敌机临头，才急忙忙就近躲在一些高楼大厦的底层或楼梯下，更多的人群却纷纷涌向沙面。沙面有一条小河道与市区隔开，只有东西两条小桥相连。每当日机来临，沙面租界上的铁栅门就马上关闭，每座栅门内都有七、八名摩啰差（印度雇佣兵）把守。在人群涌在栅栏外时，那些满脸大胡子的摩’罗差，就手持警棒凶狠地敲打那些靠近栅栏的人的手和头。那时，我父母也拉着我和哥哥的手，站在沙面对岸的商店骑楼下躲避。目睹头上是敌机在扫射、轰炸；地下，是市民们在受外国人的凌辱，心里总升腾起一股难言的愤怒，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中国的国土上，却这样受难、受辱！?

那年是我该读书的年纪了，父亲把我及哥哥送进广州五四小学就读。由于日机经常来空袭，所以上课也是断断续续，老师们无法正常按书本教育学生了，就重点地教我们唱歌。我们学会了《打倒列强》、《保卫中华》，《怒吼吧，中国》等十几支抗日歌曲。那时的《打倒列强》已换了新的内容：“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除汉奸，除汉奸，民众武装起来，民众武装起来，救中国，救中国！”学校在放学时，也有意识地让学生高唱着抗日歌曲走出校门，扩大抗日影响。

日寇的疯狂侵略和屠杀，只有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全市到处都张贴着：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宣传标语。在西关的繁华大道上，还临时搭了一座献金台。白天，那里是人山人海，大批人涌上台去献金，争着为抗日表一份深深的心意。那时，凡上台献金的，不论是谁，不论你捐多少，工作人员都为献金者写一张“x××献金×元”的纸条，挂贴在台的四周（就如现今游园猜谜条一般）。

有几天，我也和同学挤进去，把早餐的两个铜板（那时可买一碗早点——猪红粥）丢进献金柜，马上跑开，因为我们认为捐得太少了，不好意思。我们看见有穿西服的、有穿唐装的、有穿长衫的、有男有女的各样献金人。而最多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些拉黄包车的车夫。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工人，大多是从北方逃到广州来的外方人，他们上台献金的人数最多。而且，据献金台上拿着喇叭筒的工作人员向群众讲，有一位黄包车夫竟一天内向台上献金八次！就是说，他做到拉一趟客，收得一次苦力钱就马上送到献金台来！每到晚上，我看到街头蜷缩在黄包车旁的车夫时，我感到：在生活面前，他们是多么渺小可怜；但在国难当头，他们又是多么坚强和高大啊

在江西

广州市面传言日寇将在五月大轰炸广州，很多市民收拾家什纷纷外逃。为了安全也为了生活，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四口，也于1938年3月份，乘船逃往广西。我站在船头看着我生活了八年的广州，但愿她平平安安，但愿我能早日回来。我们乘坐的是一条由“湿仔”（即烧木柴的小火轮）拖渡的木船。这条小火轮拖着六条大木船，逆水向三水、肇庆、梧州方向驶去。每条木船都满载着外逃的人群和货物。当船队行至肇庆附近水域，突然遭遇了三架日本飞机。船上人顿时乱喊乱叫：“日本鬼飞机来了！”呼儿唤娘乱成一片。

父母赶忙用被子罩住我俩兄弟，一船人都伏在舱内，听天由命了。那些法西斯强盗面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连续两次盘旋俯冲，呼砰地用机枪向船队扫射。为了保住安全，小火轮绝不能停下，依旧加足马力行驶。只听见喊叫有两条船中弹了！有儿个乘客落水了！只感到头上飞机吼吼地掠过，子弹在嗖嗖地划过。母亲紧紧地压住我们，只有父亲还敢伸头向船外张望。他说有两条船落水了几个人，船又不能停下来救他们，船民只有向水中抛下几块木板，到底死了几个人也不知道。

这批日机也许是去执行了轰炸任务后返航，所以没有长久地射杀我们，也没有投下炸弹，船队才算逃脱了灭顶之灾。经过一天一夜的行船，船队总算平安抵达了梧州。在梧州，我们寄居在亲威家，至于读书，我也不敢想了。因为在梧州，日本鬼也是三天两头来空袭。梧州不同于广州，一是这里防空设备比较多，市区紧挨北山(一座著名的土岭），那里挖了很多防空洞，躲起来有安全感；二是这里防空制度很严，一有空袭警报，就动员所有人离家去躲，到了紧急警报时，街上就一律不准任何人行走。至于那些菜市场及街上商贩，尽管放心丢下摊子去躲飞机，所有安全防卫由警察专门护守，等你躲飞机回来，东西均原封不动，样样不会丢失。

难怪父母讲当时广西是个模范省。入夜，要是有空袭警报，全城不许有一丁丁灯火，否则就有汉奸之嫌。因为梧州注重防空，所以敌机多次的空袭都没有遭受重大损失。我每天在这动荡的日子里，靠同屋住的大姐姐们教些文化，自己也时时学画点公仔。在梧州我们住了半年。

在广州湾

不久，父亲受命去广州湾转运物资回广西，于是一家人离开梧州，乘汽车经玉林到广州湾去。广州湾并不是在广州附近的港湾，而是远离广州今日的湛江市范围。当时是法国的租借地，就如香港与九龙是英国租借地一样。广州湾当时包括有今湛江市及遂溪、吴川两县的部分土地。它是1889年11月16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清政府与法国签定的《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被法国强行占去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屈辱的割地、赔款一次又一次发生。到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纷纷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形成瓜分中国之势。法国就是于1898年7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廿一日）照会清政府，提出“在南省海面设立屯船之所”的无理要求。腐败的清政府在威逼下，竞以广州湾为 “荒岛边民”之小岛，复照应允“将广州湾作为（法国）停船屯煤之所，租与法国国家九十九年。”之后，法国即派军舰用武力逐步向港湾内陆扩展，形成它占领的事实。

在抗战初期，广州湾也成为一块独特的地区，因为它是日寇飞机不轰炸的安全地带。我们乘汽车到了遂溪，一过麻圩的寸金桥，那就是两个天地了。寸金桥以北是中国，以南是法国租借地。在童年，我听讲要过一条寸金桥，以为那一定是条宏大壮丽、胜似海珠桥的大桥，因为这条桥一寸长就是一寸金子的价钱。谁知一到桥头，那里只有两个中国兵把守，其中一个还坐着拉二胡，没有半点国境线的气氛。那条寸金桥，也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公路水泥桥，不过二十米左右的长度。一位士兵向我们汽车车厢望了望，车上有人递出两瓶酒和两条香烟，士兵收下后就摆摆手：开啦！汽车就过桥了。

广州湾当时的中心区叫赤坎，现在的湛江市区当时叫西营，只有赤坎最繁华热闹。我家住在赤坎麦那街，为了方便转运进口的物资回广西，父亲及同事在那里搞了一个行口，叫泰康行，实质上它是广西物资转运所。那里经常堆放或运出一些棉纱、凡士林等油脂类箱装、桶盛的物资。那时，我也入读赤坎的培才小学。虽说是法国租借地，但满街尽是中国人。只有西营、东营等海边地区，才有法国人和法国兵及法国军舰。因为这是法国占领地，所以不准有任何抗日宣传，这与广州轰轰烈烈的抗日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在市场上，商店主总是向顾客介绍，商店是完全国货；在学校里，一色的中国人做老师，也照样教我们唱抗日歌曲，并结合课文痛斥日本鬼的罪行，还教育我们不要做东亚病夫。

1938年11月，我们听到广州市在10月21日沦陷了，而且日寇又有从陆路和海路向广西进犯的消息。广西方面也通知父亲赶快结束转运所的业务，立即撤回广西。于是我又不能读书了，一家人又从西营乘上法国邮轮，驶向安南（今越南）转道回国。我们所乘邮轮进入北部湾海域时，突然出现两艘日本军舰，耀武扬威地在海面横行。他们把炮位转向邮轮，打旗语命令邮轮放慢速度，停船检查，好象这海面竟是他们的天下！后经邮轮上的法国人打旗语解释：这是一艘无军事的定期邮船，载的是法国侨民。日舰才放弃强行检查。当时船上的水手不准中国人上甲板，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也只有在船头的底舱内，从圆圆的小窗向外晾望，眼看着那挂着膏药旗的军舰，张着黑沉沉的炮口，从邮轮旁急速驶去。舱内的中国人都恨的直咬牙：丢那妈，打死这些日本鬼！

在安南

邮轮驶出那次险境后，总算平安地抵达安南的海防。到了国外，总该有些新鲜感吧?不，一踏上这块土地，并没有给我带来异国的愉快。因为所有乘邮轮来的人，除了西洋人和日本人之外，所有有色人种，全被带到海关，关进一个类似大仓库的大房内，个个席地而坐，把行李放在自己面前，听候检查。数百人集中在一起，情况真是乱糟糟。父母叫我们看好行李，不准离开一步。我见一个安南人被几个海关人员抓住，法国佬对他拳打脚踢；那安南人被打的满脸是血，还是不停地向法国佬点头哈腰，结果被押着走出检查大房，接着，两个法国海关人员和几个安南人大声地命令我们站在行李旁，把箱笼打开，任由他们翻腾，逐件逐件地查看。有时他们拿出一件东西，又问你儿句，都由懂华语的安南人做翻译。一直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我的肚子已饿得嘟嘟作响了，总算检完了事。

当父母重新整理行李时，发现少了两样东西——铜制的水烟袋、钢制的老式小茶壶。父亲马上向海关人员反映，海关人员只是两肩一耸，说是刚才那种溜进来的小偷很多很多的，他们也没办法。父母只有自认倒霉，谁知是哪个偷的！在海防停留一天，我一家又乘火车到河内。这是一座类似广州一样的大城市，但多是西式建筑，不见我在广州所习惯的骑楼。满街多是与我们肤色形象相同的安南人。比较突出的是他们很多人喜欢不停地嚼槟榔叶，弄得一嘴牙齿都是棕黑色，并且多戴尖顶编织用；有点身份的人则喜戴通帽。在街上行走的西洋男女，个个趾高气扬，装作华贵的模样；最神气的，就是那些法国巡警，在街上横中直撞，遇有违犯交通之类的事，他们就向当事人——当然是安南人，劈头劈脸地挥打警棒。遇到这码事，父亲就告诉我们：你们看，这就是亡国奴！唉，其实我们中国人走在这异国的路上，也同样提心吊胆，生怕触犯他们的什么法。

我们在河内，住在一家中国人开的店——自然旅馆。旅馆主人指点我们去河内的广东街去购物，他说那里很欢迎家乡人，货真价廉，还有赠送呢。第二天，我兄弟二人偕父母去逛了一回广东街，这条街不长，但整洁明亮，一条不宽的马路两旁，全是用中文字写的招牌，多是中国产的百货、日杂、工艺品、糖饼和餐馆。每家商店一听我们是从广东来的，都份外亲切地接待，并急切地谈到国内的抗日情况，互相不禁唏嘘，唉，我们的祖国国力太弱了：日本鬼子的残暴行为，更引起大家的愤怒。他们都向我们表示，店里没有一件日本货！在一家商店里，父母买了几样食品，主人立即热情地给我们兄弟俩，每人赠送一件用牛骨刻制的帆船。

翌日，我一家就乘火车离开河内到达谅山，再从谅山坐汽车到同登。同登是紧邻中国边界的一个小村庄。村庄虽小，因是边境，却有一个非常热闹的露天市场。两国边民在这里互通有无，土特产应有尽有，我也在这里吃上了所谓的桂林米粉。在这里，中国钞票随便使用，广东省银行的票子，按面值十足兑现，而广西省银行的票子则按面值五折使用。由于同登靠近中国，日本飞机也常越境扫射、轰炸，因此当地人也很恨日本鬼。

在同登休息数小时后，我们就乘车到镇南关，这是中国的南大门。当时的镇南关是清代建筑的老式城墙，气势很威严，“镇南关”三个大字浮雕在城门口上，汽车就从城门洞中穿过，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我见城楼上站有中国士兵，大门两旁也有中国土兵在巡走，心里就感到份外亲切，也增添了旅途的安全感。汽车进入关内后，需停在指定的停车场，接受检查。不过这种检查和我们在海防完全不同，边防的官兵与旅客有说有笑，特别是互相讲起粤语，就象一家人一样。士兵们为旅客卸下行李，又为旅客再把行李搬上去龙州的客运车上，彼此和睦相待，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一家人经龙州、南宁，一路颠簸地到了柳州。

在柳州

柳州，曾是我父辈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父亲曾在柳州的里高乡教过书。但对我来说，却是非常陌生，我生在广州市，我是第一次到柳州来。记得那时已近1939年，河南的市面已很热闹，有不少酒家和旅店；河北面却较为保留旧城市的风貌，还有好多条青石块铺成的道路和老式的屋宇。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条铺架在柳江河面的浮桥。记得父亲紧抓住我的手，走过这条我第一次走过的宽大木桥时，心情特别兴奋，因为河水就在我脚下几寸的地方哔哔地流过。我有意地上下蹦跳，让河水从木排缝隙中冲出，结果受到父亲的呵责和行人责怪的眼光。浮桥两边的上岸处，坡道又高又脏，土石混杂，似乎是人用脚踩出来的。可这里却是当年两岸最重要的来往码头。

在柳州，我一家住在罗池路原陈督军的大院里，因为我四伯父帮陈家看守大院。那时日寇飞机也是三、五天就飞临柳州上空。在河北区，警报一响，居民只有往柳侯公园、李子园及菜地去躲，那些地方挖了一批简易的防空壕，洞少人多，又很不安全。于是河北区居民每遇警报，大批人群就涌向河边，乘船去窑埠及半山方向或走过浮桥去马鞍山、鱼峰山等处躲避轰炸。有段日子，我和哥哥、母亲三人，天天跟随人群，一早五时就往窑埠乘船过河，到雄狮岩去躲难。雄狮岩洞外的土丘，也成了一个临时市场，各种食品摊遍地皆是。成千的老弱妇幼一直在那里呆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又结队返回城内。

为了消磨这无聊而又必挨下去的日子，我就带上纸笔，在岩洞内外学画公仔，照着连环图来画。那时出版的连环图（即现今称为小人书），还真能针对形势号抗日的宣传。有中国空军带着受创的飞机冲向敌舰，与日寇同归于尽；有中国空军跳伞后落于敌阵，拒不投降，在消灭数名日军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英勇自尽；有八百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有描述一位少女，冒险为八百壮士献旗等等。当时的进步文化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鼓舞和教育下，不论戏剧、电影、歌曲或绘画的领域上，都为唤起民众，一致抗日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记得我在广东时，曾看了一部《血战宝山城》的粤语电影，它是由当时著名的粤语片演员邝山笑主演主唱，主题歌的歌词是：“男儿需为国，为国争亚光，七尺昂藏，莫贪生，莫怕死，莫怕敌人炮火猛来袭。同胞呀，快抵抗！抵抗抵抗快抵抗！大家齐起支援抗日战场！”这种及时而又深入的文化宣传，从小就燃起我满怀对日本鬼的仇恨。我家迁往桂林后，听说柳州城内曾遭到日本鬼的疯狂轰炸，中山东路一带也惨中敌弹，我们原住陈督军的房屋也受毁坏，所幸四伯父一家已及早迁出。

在桂林因父亲要到桂林广西水电公司任职，所以一家四口又迁居桂林。1940年我入读桂林市实验小学，简称实小，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一所小学，它是由老教育家肖恩霖任校长。这所小学很重视抗日宣传，每天早上升旗仪式后，总是由当值的教师讲一下当时的抗日战场情况；每周一的纪念周，总是由校长或教导主任讲一些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还经常搞一些周末演出。各班也为此，时时排练一些节目，大多是唱抗日歌曲或小舞蹈、抗日活报剧等。

我多次参加演出，记得演过一个叫《梨膏糖》的街头演唱剧，内容大致是：日本鬼吃了我的梨膏糖，半夜三更见阎王。学校还多次组织学生到街头做宣传，我们二十来个小学生晚上走向大街，在那个店铺门口停下，老板就热情地端出凳子，让我们站上宣传。一般都是由我们先唱几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热血歌、向前走别退后、到敌人后方去，卖花歌等，还有儿童歌曲：我们都是小飞行家）。然后由擅长演讲的同学宣讲抗日稿子，内容都是叫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团结抗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学校发现我能画画，就时常叫我和一些大班同学出墙报，为墙报画公仔。

在桂林

也和广州、柳州一样，生活难以得安宁，日本飞机三、五天就来空袭。这里的防空警报是山项既挂灯笼，还有鸡鸡声的瞀报鸣叫。由于桂冰市内外山多，所以躲飞机比较方便。我们小学，只要警报一响，老师就马上停课，疏导大家迅速离校回家。实小附近有伏波山、叠彩山和紫金山（即独秀峰）。如果小学生回家途中突遇紧急警报，也可以及时到上述的山洞中躲避。当时桂林很多要害部门为了安全，都建筑在山洞内。如电报局、银行、发电厂、绥靖公署、造币厂等，后来连广西省政府也在七星岩洞内建筑了办公楼。最初，日本鬼的飞机空袭佳林时，主要是炸机场、车站和一些军事目标。往后，就越来越凶残了，频频地向居民聚居的地方，大量地投下燃烧弹和杀伤弹。

在1941年的一次空袭中，日机向市中心的紫金山，西区的溜马山和北区的虞山等居民点，进行了狂轰滥炸，使桂林一天内，死伤数千人！这次伤亡的惨重，主要当然是日本鬼毫无人性地有意选炸居民聚居地；其次也是由于居民放松了警惕，以为躲在山边就得了。很多人在日本飞机临头，还坐在山边或洞外张望、聊天。特别是躲在紫金山下的居民，那里树木最多，很多人就坐卧在树下，却未料到祸从天降。紫金山在市中心，躲飞机的人也最多，死亡也最惨重。日本鬼知道广西民房多是竹木结构，所以最初大量丢下燃烧弹，如今为了杀害老百姓，又大量使用杀伤弹。这次轰炸后的紫金山，好多树木都象挨刀削去一样，被害的居民血肉横飞，头颅、手足，甚至肚肠都血淋淋地挂在树枝上和遍洒在绿茵茵的草地上。

甚至过了两三天，父母仍不准我们近前去看，因为那惨状实在太可怕、太残酷了：这次大轰炸，使风景秀丽的紫金山公园大受损害，为了打扫那些受害者的骨肉，公园整整封闭了半个月。当日本飞机重临桂林空袭，市民都不教再到紫台山去躲避了。在那次轰炸中，溜马山也是一佯渗重。当日机飞临头上，仍有很多市民散坐在山坡和洞外。岂料此时大批炸弹泼撒而下，溜马山旁顿成一片火海，浓题起处，死伤遍地。我的同屋住一个19岁的女青年，她是一个司机的新婚妻子，性格开朗，待人亲切。平时，她丈夫开车往外地时，她就邀我兄弟俩到她房中，为我们唱歌，开留声机给我们听，这在那时，可是高档享受可。这次在躲日本飞机时，她站在洞外，结果被炸弹的强劲气浪冲起，甩在山岩上，被活活地甩死了。听说，著名的音乐家张曙，也在这次大轰炸牺牲了。

那时，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并没有被日寇的狂轰滥炸所吓倒，他们纷纷云集桂林，孜孜不倦地坚强地为抗日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振奋民众的抗战情绪和斗志，作出很大的贡献。如茅盾、田汉、洪深、夏衍、贺绿汀、欧阳予倩、张曙等数十名知名人士，为桂林的文化活动，铺展出一幅壮丽、辉煌的画卷。那时桂林演出的戏剧有：忠王李秀成、棠棣之花、蜕变、阿Q正传、国家至上等高水平的剧目。至于音乐会和群众歌咏活动，更是在他们组织和教练下，蓬勃地开展。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学会了：黄河大合唱歌曲、在太行山上、打回老家去、天伦歌、燕子歌、游击队员之歌等一些著名的歌曲。

音乐家们还曾在桂林体育场，举行了一次有数千名中小学生参加的抗日歌曲大合唱，由一位姓麦的音乐家指挥，那宏壮的歌声，那磅礴的气势，真是桂林前所未有的。在那烽火的年代，我总算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读完小学，考入了桂林市立中学。在日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我的学习虽然时断时续，但一心还是想学有所成。但残酷的现实却由不得你去想，我从报纸上了解到，欧洲战场上，苏军已开始反攻，德国鬼已开始受挫后退，而我们的战局，却在一败再败。

尽管1943年美国飞虎队来到生林，给耀武扬威的日本飞机以沉重的打击，使市民获得了安全感和情绪上的振奋。但是正面战场却是另一局面—一长沙沦陷了，日寇铁蹄继续向南侵犯，国军继续作“战略转移”。1944年5月，桂林开始大疏散。我家所在的雄山岩广西水电公司也驻进一连士兵。白崇禧命令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在桂林市区周围，作好应战准备，大有拒敌于门外之势。水电公司也热情地让出几间宿舍，给士兵们居住，并为他们找床板和铺蔗。那连士兵每天早早起来，就忙于构筑工事—— 砌碉堡、挖战壕、拉铁丝网、围鹿岩。把我们水电公司圈成一个小岛。因为水电公司在岩洞内，装有几套西门子发电机，是为桂林城供电的；在山顶上有巨大的水池，是为桂林城供水的，所以保卫它，坚守它，在军事上就显得特别重。

大约在士兵进驻一个月后，白崇禧要来这个军事要点视察了。那天全连士兵都分布在雉山岩周”警戒，约上午九点左右，白崇禧在十多位将军和军官的陪护下，来到山下，那里只距离我家居住的宿舍二十多米。白崇禧身材比较高大，穿着一身黄呢子军服，带着白手套。他身边的几位也身着黄呢军服的将领，很注意地倾听他的每一句话。

对这位司令长官，我是曾见过的。那时，他的公馆在东镇门的街上，他的岳母家，正好与食家同注在泽门前黄与上。我上学时，都经过这些地方，所以有时碰巧见他为面。他的子女均在中山小学和中山中学念书，在街上我也曾见过。所以那天他去雉山岩视察，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白祟禧着山边的坡道慢漫地走向后洞，一河走一面指指点点，我见他的脚有点不方便，但他不要人扶持，在后洞口，有一个简易碉堡，白崇禧看得很仔细，先是用手推了一下，接着又用棍通了一通，那碉堡面上的泥土、石块就哗哗地住下掉。只见他满脸怒容，大声地训斥身边的军官：“这个能用马？不等敌人打死你，你自己就会活埋在里面了！所有的工事要全面检查过，所有工事要加固。不要自己害自己，这是打仗！”说完这些话，他就快步地走回汽车，带着一批军官离开了难山。白崇禧走后不久，连长就命令所有士兵紧急集合，这回轮到他在愤怒池训斥上兵了，并当场戒一个班长站出队前。他亲自操起一条扁担，向这个班长的屁股和大腿猛烈打击了七八下。那班长只有流泪，喊部不敢减一声。

因为那座碍堡是他带土兵沟筑钓。我当时和一些十来岁的娃仔在一旁观看，心里吓得直发怵。这个连长只有二十几岁，长得很英俊，平时还教士兵唱歌，与士兵及老百姓部有说有笑。但他对军纪却严格得很，凡有士兵违犯纪律或有住户向他告状，他就当众甩打士兵耳光，这个时候他又凶得让人害怕。从这天起，驻地的士兵们又进行战壕和碉堡的加固劳作了。

看空战

自从1942年冬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来到桂林后，桂林城的老百姓多了一分欣喜和振奋，也多了一份闲谈的内容。因为桂林虽然当时交汇了四方八面的人流，可外国人到底不多见，而来到桂林的这些美国小伙子，不仅爱逛街，而且也极其顽皮，经常当街当众出尽洋相。如有些买双木板鞋，立即穿上，满街溜达；有些买串长鞭炮，扎在衣服后尾，拖着燃炮，然后在街上乱跑；有些则在酒巴间狂饮后，醉熏熏地相互扶持着，在街上歪斜着边走边唱，旁若无人。

老百姓看见他们穿着空军皮大衣，胸前有飞虎的标志，背上缝印有一方框的中国字：“来华助战的美国人”，大家也就谅解他们，他们是陈纳德的飞虎队队员。但使我们欣喜和振奋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来打日本飞机。日本鬼在空中太猖狂了，他们想飞哪里就飞哪里，想炸什么地方就炸什么地方。自从飞虎队到来，这种局面大大改观了。日寇为了及早击溃这股危险的敌人，几乎天天飞临桂林，总想集中空军力量消灭飞虎队。于是桂林人民就多了一项活动——观看空战。

那时，日本的战斗机均是“零式”战斗机，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是轻便、灵活的单翼飞机。美国来的战斗机，多数是“野马式”战斗机，样子及性能与日本的差不多，还有一种叫P33式，外形却与众不同，是两个机身的。这种飞机据说速度更快，还可负责侦察任务，只可惜适应于低空活动，如在6000米以上高空，则难以施展优势。我家住在雉山岩水电公司内，雉山洞内是供应桂林城用电的西门子发电机所在；在山腰近山顶处，又建有大水池，是供应城南自来水的设备。由于依山而建，洞内又四面贯通，所以不仅能自我保护，而且每当日机来袭，还向市民开放，作为防空的场所。所以我们总是在日机临头时，才到山洞去躲。在飞虎队来了以后，我们一些学生仔及一些年青人就不躲进洞了，而爱坐卧在山腰，观看空中的打斗场面。

日本飞机也是有目的来挑战的，他们也无暇去进行轰炸了。空战，真是惊险极了，每一次都是你死我活，生死于瞬间的战斗。我们向天仰望时，只见象蚊蝇般的黑点，在上下左右追逐，根本分不出敌我。即使看见被击中的飞机，冒着白烟或黑烟坠落时，或在空中燃火爆炸，我们所有看的人都不能欢呼，因为不知是谁家的飞机损失了。我特别揪心，深怕那被击落的是飞虎队的飞机。所以每次观空战，人人都是严肃的面孔，而心却是紧张的。一当出现有飞机坠落，只有互相低声评说：这架肯定是日本飞机。记得有一次。那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已是下午时分，象以往一样，我们又到山腰上观战。

天空中有十几二十颗，时而闪光，时而变黑的飞机在翻腾追逐；只听见沉闷的机声在空中隆隆作响，断断续续地夹着达达达的机枪声。我们忽然发现在视线正前方，有两架飞机咬紧追逐。在前面的一架突然直线的、机头向下坠落，后面那架仍穷追不舍，也是咬尾直逼。眼见头一架就要下落触及斗鸡山峰了，只瞬间，他突然机头一晃，避过仅十数米的山尖，超低空地飞向我们。我和所有观看的人不禁大吃一惊，同时发出“哇！” 的恐惧声，以为会冲到我们山腰。与此同时，那后一架飞机却上当了，来不及反应，一头撞在斗鸡山山顶，爆发起一股耀眼的火光，轰隆地彻底毁掉了！那前面的飞机滑过我们头上时，我们才发现那是一架机头涂有红白牙，机身涂有兰圈白星的野马式战斗机。大家不禁快速抛去了恐惧，同时鼓掌高声狂呼起来：“飞虎队OK，顶好”一时躲飞机的人们，欢声笑语，互相传达这一喜讯。为飞虎队的高超飞行技巧，勇敢机智的精神而赞叹不已。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最精彩动人，而又大快人心的一次空战。

因为每次空战，只能在隔天的报纸上才知道。可以说，那时，只要日机飞来，天天都是鬼子折兵损将，使桂林天空也安静多了，使桂林人民也吐了一口胸中的怨气。以后，桂林也成为十四航空队的基地，还增加了叫做“空中堡垒”的新型B29式轰炸机，经常由此地起飞，袭击华中、华南一带的日寇。

告别童年

桂林大疏散一开始，全城居民人心惶惶，学校也纷纷停课了。所有外逃的人群都大批涌向火车站和汽车站。汽车几乎全被人包走，唯一的只有靠一条铁路。那时日寇已从东北方向和广西南面入侵过来，这两个方向都不能走了。而桂林火车站的运输量也很有限，最初还凭票上车，往后秩序已大乱，每天成万的外逃人群相继而走，怎么拦阻也无济于事。我曾到那里去看过，只见一列列火车，到处站满人群，就像一群黑压压的蚂蚁附在一条树干上；车厢顶上是人群，车厢内更是看不清一块完整的脸，车底下也是人在蜷伏其下，他们用木板把绳索扎紧，人就趴在木板上；甚至连火车头前那一点点档板上，也挤塞着二三十人。看着眼前这吓人的可怕场面，眼看着那一副副焦急、痛苦、扭曲的面容，我感到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然而更可悲的却是火车开动以后。听大人们讲：火车开动后，很多乘客从厢底甩了下去，从车厢上滚了下去；而大批被甩下的人和物，又严重地妨碍了火车的正常运行，于是使好几趟列车出轨、撞车、翻倒，死伤的乘客更是不计其数了！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人群仍然涌向火车，桂林大疏散的悲剧又在重演。大疏散也牵动着水电公司几百名职工及家属的心，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由于大疏散，水电费收不上来，职工们一个个穷得叮当响，粮食还是靠土兵运来供应，蔬菜就靠自己种点，下村收点，再就是采摘野菜。公司总经理龙纯如曾向城防司令部提出撤退计划，司令部的答复是：桂林市军事要地均要安装电网，水电公司在完成这一工程前不准撤走。这样，市民在日夜地向外逃难，我们却在“安居乐业”。

那时我的一家四口，也只剩下两个人了——父亲和我。母亲因病累的折磨，于1943年秋就过早地谢世了；哥哥也于大疏散前夕，考取了幼年空军学校，出发去四川了，只有我与父亲相依为命。每天书读不成，就和公司的一些中小学生外出去找蔬菜、野菜，回来后又忙着煮饭做家务。真成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到了八、九月天，据公司外出的电工说，桂林城已经静悄悄了，商店都不营业了，街上都已驻扎了军队。他还说，商店里的货物都堆积着，只是主人们只身逃难去了。

入夜，我们一批小朋友们经常躺在草地上，哼着“月光曲”、“渔光曲”和“淡淡的三月天”等歌曲，闲聊着大人们讲的战争情况，心中只有失望和徨。时不时就看见远处冒起火光，接着又听见爆炸声，这是驻军在炸毁飞机场及一些重要设施。那时因疏散的通道堵塞，私人及国家的好多资财都运不走，岂能让它被敌人捞去，于是炸掉、烧掉！在我们水电公司旁，就紧挨着一个器材物资仓库，与我们只有一列竹篱巴隔开，我曾和几个娃仔钻过去看，那里一个人没有了，只见好几个大仓库内，堆满崭新的机器，还有我们认得出的电话机、大小轮胎、大捆粗细的电线，还有大批的铁管、铜管，以及闪闪发亮的金属零件。多可惜呵，这些物资竟丢下没有人去理会。听说在日本鬼进攻桂林时，也被驻军用火烧掉了。

广西水电公司的职工和家属一直挨到农历八月十五，才得到城防司令部的通知，再过两天就允许公司的文职人员及所有家属撤退，技工及电工们仍需留下。据说是龙纯如总经理多次奔走交涉，司令部才特意为水电公司安排了最后一趟火车，驶往柳州。这消息对我们老弱妇幼们来说，当然是件大喜事。然而这也是纸面上使用的字句，实际被围困了近半年的职工们，对死亡、对爆炸、对大火也巳司空见惯，对悲欢也麻木相待了。就拿这个中秋节来说，谁家有团圆的欢乐？更不用讲哪家有月饼、芋头、花生和柚子的享受？过两天的清早，部分水电公司的职工，携着妻儿，带着轻便的行李，奔向火车站。

一路上，只见到处是人们丢弃的衣什波箱，谁也无心去看去险。好在雄山岩离火车站不远，二十多分钟就走到了，车站已经空荡荡，只有地上满是垃圾杂物，但却有士兵在防守。车站里也建筑有碉堡，黑洞里也闪现出枪影。这列火车只挂了六节车厢，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一小队军人，装运了一些物资，以及一些军人眷属。列车开动后，速度很慢，因为一路上障碍不少。我就看见好几列翻倒在铁轨旁的车厢，还有不少四肢不全的尸体，有些车厢甚至还在冒烟。

当火车到了永福就停下来了，我跟几个职工也下了车，想找找看附近有什么卖的。我们信步走进永福车站的站房，不禁惊叫来，在站房内的地上竟躺着四具尸体，而且已散发臭气！我们赶快退出，奔回乘坐的车厢，心里老是平静不下来：可见在这次大疏散中，曾夺去多少无辜的生命呵！火车又隆隆地开动了，历史也象车轮一样，把一天天成为了过去。八年的战争历程把我从七岁拖到十四岁。我是带着一大堆问号告别了童年：逃到柳州怎么办？逃到百色怎么办？百色又守不了怎么办？逃到何时何地才能停下来？这场战争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不能忘却

以下这组数字是不能忘却的记忆：

△1944年11月10日，桂林被日寇攻占。

1944年11月11日，柳州沦陷。

1944年11月15日，宜山沦陷。

1944年12月12日，日寇攻占独山。

△1945年5月20日，克复河池。

1945年6月14日，克复宜山。

1945年6月29日，克复柳州。

1945年7月28日，克复桂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接受投降。

1945年9月3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宣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

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终于被打倒，中国人民胜利了：只有在解放后我才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解放区军民，他们在华北、华东、华中和海南的广大战线上，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曾付出更加艰苦、更加壮烈的牺牲，曾为此作出了最卓有成效的战斗。我那动荡颠沛的童年历程又算得什么！但愿今天的青少年们，不要忘却那场血与火的战争，不要忘记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不要忘却中华民族经历过的深重苦难，更加热爱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如蜜似花的幸福生活。要知道，安定、祥和、富裕的日子是多么珍贵呵！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最重要的保证。……任何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摘自1995年7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