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曾经有哲人说过，人生没有捷径，三分看时运，七分靠打拼，敢拼才会赢。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对此我深以为然。从麻扎向东行走120公里，翻越流沙达坂和黑恰达坂就是我们的医疗站所在地。这个小镇上大片大片的营房都是部队的保障基地。因为这里海拔3900米，所以我只见到过公路两旁的红柳，别的植物我还没有见过。街道两旁稀稀疏疏有几家小饭馆和小卖部。他们的服务对象大部分是过往的军人。我父亲是军区的副参谋长，不知他把唯一的女儿安排在这样一个鸟不拉死的地方是何用意，反正我已经作好了各种准备，这个夏天一定要和他摊牌，哪怕脱下这个军装我也在所不惜。
1977年的冬天即将过去，我幻想着穿着裙子走在城市街道上，让一个个行人都投来羡慕的眼神。这时刘敏走了过来，她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巧克力放在我的桌子上。她说这是她的喜糖。听说她的对象是一位哨卡的指导员，我真为她感到不屑。哨卡那些官兵我最讨厌了。一个个在强紫外线的强烈照射下，皮肤的颜色就像红烧肉一样，除了满脸的胡茬外就剩下了一脸污诟。
军装穿在他们身上永远不知道洗，白色的衬衣领口永远是一圈沾着头油的黑色。我拿起桌上的一颗巧克力刚想剥开，突然一只黑手从窗口伸进来把桌上的那把巧克力全部抓走了，我抬头一看，竟然是一个哨卡的战士。还在我愣神的时候他又从我的手上把我剥光的巧克力夺过去放进了他的口中。还向我扮了一个鬼脸。我既生气又好笑。
这些哨卡的战士，有的在哨卡一待就是一年，他们很少下山，别说见到女战士了，就是一个老太太他们也很少见。
刘敏在门外敲门，我走过去把门打开，刘敏刚才满脸的兴奋与喜悦一扫而光。我忙问她是怎么了，她带着哭腔告诉我，黄指导员在哨卡已经快一年了，他马上就要下山了，而自己却要上山，说好要办喜事的，又得向后推。
刘敏说的黄指导员当然就是他的那位对象黄光明了。我看到刘敏可怜兮兮的样子忙说：“刘敏，你不用发愁了，你们好不容易有了一次相聚的机会，绝不能白白地浪费掉。要不，我找领导说说，你留守，我替你上山去。”
刘敏哭丧着脸说道：“你快别给我添乱了。这么艰巨的任务怎么能随便替换呢？”我没有再和刘敏争持，我知道，一个军人如果在任务面前挑三拣四，那就不配穿这身军装了。于是我就悄悄地找到了主任，我强烈要求去哨所，主任显得非常为难。我只好又抬出我父亲的名字来要挟主任。万般无奈之下主任终于答应我替换刘敏上哨所去。
来这里已经三年了，我从来没有上过哨所，所以当主任批准我上哨所时，我高兴得差点就要跳起来。
我们上哨卡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哨卡的官兵进行一次身体检查。这一小小的任务对我于我这个军医大学毕业的医生来说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吃过早饭后我们就出发了，我本以为主任会为我们所有上哨所的同志派一辆专车，没想到原来主任给我们安排的是给哨所送给养的便车。而我坐的那辆便车就是那个抓了我巧克力调皮鬼。
只不过这个调皮鬼理了个发，洗了个澡身上清爽了许多。一路上这个调皮鬼动作不断，不是突然蹭一下我的腿，就是趁机摸一下我的手。我虽然讨厌，但也只能悄悄的忍受着。因为驾驶室里就是我们两个人，我就是喊破了喉咙又能怎么样？因为这地方，连一根人毛也没有。
过了一条河，车速慢了许多，发动机像是得了哮喘病似的发出一种难以言状的吼声。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兵站，前边几辆车上的医生护士都纷纷下了车。我被安排在一个更远的哨卡，因此我和调皮鬼只是简单的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后就准备出发了。
走了大约半里路后，调皮鬼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让车子调了个头后又向兵站开去。
到了兵站后，只见他拿了一把铁揪和一个喷灯后我们又重新上路了。
调皮鬼问了我三次姓名，我都没有告诉他，因为我不想再和他打任何交道了。
我不告诉他名字，并没有打击他胡吹乱说的积极性。他说他叫崔明星，这是他当兵的第四个年头。本来去年他就应该复员的，可是一个班长调到师别的单位去了，所以他才勉强留在了部队，并接替了那个班长的职务，估计今年他是最后一年上昆仑山了。
车速慢到了不能再慢，崔明星看到路边有几块骨头，他立即把车停下来，把骨头放进了驾驶室，当崔明星见她捂着鼻子后便笑了笑把骨头扔到后面的车箱里了。
拐过一个山嘴，车不但慢而且颠簸得非常厉害，崔明星再不是嘻嘻哈哈的样子了。他双手握着方向盘，两眼紧紧地盯着前方，看着他正儿八经的样子我真想笑。
车子打了几次滑，但都在他的努力下成功的闯了过去。突然山坡上有在堆大堆的雪滚落下来。只听崔明星我大声地喊道：“扶好！”接着便加足马力向前冲去。
大卡车刚到到一外悬崖下边，崔明星又是一个急刹车，车刚停下，一道白色的浓雾就把我们和车子罩了个严严实实。从山崖上滚落下来的大量积雪把我们的大卡车埋住了。
崔明星推了推车门，车门只开了半尺宽一点缝隙，他强把身子挤出去从车箱里拿出那把铁揪，在车门前一阵挥舞，接着他爬上了车顶用铁揪终于扒开了一个筛子口大小的雪洞。
崔明星忙完这一切后便坐回到驾驶室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小心翼翼的问：“我们还能出去吗？”崔明星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这就要看我们的运气了。如果部队知道我们被埋，及时救援，或许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车子开不上来，我们可能就出不去了。”
我的心就六月天吃了一根冰棍一样凉透了。我想到自己的父母，想到自己的同事和战友，我将永远见不到他们了，我就嘤嘤地哭了起来。
崔明星见我哭了，就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他说他是故意吓我的。恐怕现在部队已经正在组织救援的路上，他让我放心，绝对不会有事的。
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寒冷肆无忌惮地侵袭着我的肌肤，我不停地打着哆嗦，脚和手没有一点感觉。这时崔明星从他的坐位旁边拿出一瓶酒精，他用冻得僵硬的手醮着酒精不停的搓着我的手和脸。隔一会他就让我活动一下手和脚。还不停的为我讲着笑话，他怕我睡过去被冻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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