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天,《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拉开了热烈研讨史稿的序幕。

与会者们,都是原红二十五军的老领导、老同志,其中除原军长程子华、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未曾授衔外,大都是一些曾经佩戴过将军肩章的老牌将军。

其中比较出名的有韩先楚、刘震上将,陈先瑞、张池明中将,刘华清、钱信忠等十多名少将。

历史造就的“将军班”成员,恰好就出在与会者中间。

这天,与会者们都不约而同陆续来到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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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红25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合影

每在正式讨论史稿之前,这些平时难得在一起相聚的老将军们,总是少不了来一段前奏曲,三个两个地拢在一堆有说有笑,凑个热闹。

谈笑热闹时,往往又一反常态,毫无顾忌地手舞足蹈起来,不是你喊他的绰号,就是他揭你的老底,相互间逗乐取笑,好不开心哟。

面孔黑瘦、身材矮小、举止稳健的韩先楚将军,匆匆忙忙地进入会议室,就跟陈先瑞凑在一起拉呱开来。

他时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却依然保持着一副军人风貌:头戴解放帽,身穿绿军服,一颗红星两面领章,配缀得相当标准。

与众不同的是,两手总是戴有一双洁白的柔软手套,言谈之间指指点点的,仍不失将军所固有的风度。

他时年70出头,举止神态,都带着当年的那么一股“旋风司令”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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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也不知是怎么引起的,韩先楚便讲起了他参加红二十五军的前后经过。

当初,韩先楚在红安独立师当排长,有次抓到个探听红军情况的老百姓,领导上即认定是个“奸细”,命令他拉出去处决。

他经过一番盘问,认为不是什么“奸细”,就偷偷地打发走了。

谁知被领导发现以后,批评他心肠太软,不能带兵,而被撤掉排长职务,调到营部当副官——其实是个司务长之类的角色。

有一次,领导上派他打前站号房子,为部队安排宿营,半路上跟敌人遭遇,就在山林里躲避起来。他躲过了敌人,可也跟部队失掉了联系。后来……

“后来,还是我们把你收容下的!”冷不丁从一旁杀出个程咬金——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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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紧接着说:“韩先楚,你忘了不成?我们当时路过那个地方,你躺在树林子里面,向我们招手求援,同志哥,同志哥,你们……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拉、拉我一把哟!”

“嘿嘿,当时还是我跑上前去,把你从地上拉了起来,收容归队的。”

韩先楚不由得把目光转向刘震。刘将军比韩先楚小两岁,满脸皱纹巴巴的,背也有点儿驼了。

可这个舞场上的“舞迷”,平时也是很讲究仪表的,西服领带,色彩分明,斑白头发梳理得油光泽亮,脑门上似乎还抹有什么抗皱霜,俨然一副儒将风度。

如不细心打量,也看不出他的嘴角上,还留有一块蚕豆似的伤疤。刘将军性格开朗,风趣乐观,言谈富有幽默感,就喜欢跟人逗个趣儿。

“哼!你们是罚我的苦工,叫我给你们当伙夫,背行军锅……”韩先楚忍不住数落了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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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笑道:“嘿嘿,那……那也是一种考验嘛,看看你的行为表现。”

韩先楚马上实行反击:“你们收容我属实。可也太不够意思,把自家同志当作俘虏对待。”

“我那会儿两腿浮肿,双脚溃烂,躺在山林里动弹不得,你们把我收容以后,不但不给予照顾,还三番五次进行盘问,信不过我。”

“哼哼,你们叫我给你们当伙夫,每天搞饭吃……岂有此理!”

“哟!叫你当伙夫,为大家搞饭吃,可你……嘿嘿,抓了一手的臭鸡蛋,搞得什么好吃的嘛!”

刘将军忍不住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忽又嘎然而止,手舞足蹈地逗着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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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别开生面的奇闻趣事,顿时引起一场哄然大笑。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老将军们,但要聚在一起揭个老底,逗个乐趣,都不由一反平日的威严神态。

将军——这令人敬畏的“尊神”,似乎也不能改变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心性,及至人的本能。

何况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是从血与火的战场上爬出来滚过来的,那是多么难以忘怀的红军战士的生活情景! ’

刘将军笑得更为得意、开心、畅快。那么一副高高突起地驼背,简直弓得像个大虾似的,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还在嘻嘻哈哈地笑。

此情此景,完全可以用“得意忘形”这个成语形容他的高兴劲儿。

韩先楚顿时急得面红耳赤的,不由脱口而出:“你个刘、刘歪嘴!胡唠叨个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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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次打土豪,搞了一点食盐,就没有归公,私自收藏下了,偷偷摸摸调饭吃……违犯了三大纪律。哼哼,还作践我哩!”

刘震很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自我解嘲地说:“有这么回事。嘿嘿,我今天当面向老班长坦白交待,做个检讨。可你,”忙又把话题一转,一针见血地质问:

“你抓臭鸡蛋的事,该是事实吧?哈哈,你别不好意思。我若歪曲半点事实,就当面问问老班长,他可以作证嘛!”

“你的丑事比我的多多了,不信可以让老班长主持公道!”韩先楚“不甘示弱”。

说着,两人便不由朝陈先瑞将军瞥了一眼,嘴角上露出一抹微笑。

刘震那块蚕豆似的伤疤,顿时变成个酒窝似的——永都不会消失的笑容!“刘歪嘴”这个绰号,即因此而闻名于红二十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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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瑞并没有为刘震作证,也没为韩先楚“主持公道”。他只是咧嘴一笑,欲言又止。

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似乎在嬉笑怒骂之中,也具有那么一种不乘机制服对手就不肯轻易甘休的劲头。

就在此时,韩先楚愣着一双锐利而威严的眼神,把个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刘震,从头到脚扫视了一番。

他不知是触景生情,还是别有用意,于是也毫不留情地揭其老底:

“你个刘歪嘴,典型的漂亮阶级!想当年,你当上连指导员,身上还穿着财主娘们的红花缎子棉袄,行军路上招招摇摇的……哼哼,你卖的么子风流,耍的么子俏嘛?”

这一招果然收到奇效。当下把个刘将军臊得满脸通红,转身仰在沙发上笑个不止。笑是笑,可笑而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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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华、郭述申两位年近八旬的长者,都被这前所未闻的生动趣事,自然而然地吸引住了。

他们都曾担任过红二十五军的领导职务,但对诸如此类的事,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

这时,程子华不由笑着问道:“先楚、刘震同志,他们那个热乎劲儿,好像当时就在一个班里,是么?”

“他们本来就在一个班,陈先瑞的班长!”时任海军司令员的刘华清即刻回答。

原红二十五军医院院长钱信忠,这时也在一旁补充说:

“他们三个老搭档,早就听说在一个班里搭过地铺,搅过勺把,战斗友情莫此为甚。长征路上,他们三个都负过伤,我给他们治过伤口……”

向以忠厚长者著称的郭述申,情不自禁地唔了两声,操着低而沉的湖北口音,若有所感地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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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述申

“唔!一个班里出了三个高级将领,这在我军历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呵呵,实属少见,少见!”

“将军班”史实确凿,毋庸置疑,不过有读者就问了,作者大概率没参加过当年的红二十五军战史研讨会,怎么能写出如此大段的对话?

其实,上述对话只是引子,今天笔者就来写写这个特殊的 “将军班”班史。

三个将军的结合,并不像桃园三结义那样富有传奇色彩,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风云雷电,逐渐地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结合成一个战斗班。

被称为“老班长”的陈先瑞,那会儿才满18岁。该班的战斗编成序列,当时属于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所领导的特务四大队。

名为大队,其实也不过一个连,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战斗骨干,武器装备较好,行动神出鬼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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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经常活动在敌人占领区域,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抓团总,为苏区红军筹集经费、医药、物资;

同时也刺探敌情,偷袭敌军,间或截击敌人的运输队,乘机“捞上一把”,即运回苏区;

此外还负责接送来往于鄂豫皖苏区的地下交通员,故名“特务四大队”。

陈先瑞当时能够当上班长,并跟刘震、韩先楚结合在一起,说来也有一段曲折经过:

这个牧童出生的红军将领,幼时只念过3个月的《三字经》,由于家境贫苦,八九岁就给地主放牛,15岁参加红军。

他家就在河南商城县金刚台南面的大闫家湾,后划归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

陈先瑞当上了红军,先给团长、师长当勤务员、通信员,后在皖西特务大队当过特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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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员”,他一干就是3年,同时也造就一种特殊本领:孤胆作战,机智勇敢,乔装改扮,随机应变。

1932年10月,他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他参加了枣阳地区的两次战斗。

谁知,就在部队向豫陕边紧急转移时,他突然病倒在地,被留在一座土地庙内,烧得昏迷不醒。

等他清醒过来,四周围空空荡荡的,部队早已走得无踪无影。他身旁只剩下5块大洋和一封信,信中让他醒来后就地隐蔽。

陈先瑞想去追赶部队,可怎么也走不动,更不知部队去向;有心返回苏区,身边又没个伴儿,也不熟悉道路。

他满腹怨气,责怪领导没有及时拉他一把,可领导又在哪里?此时此地,他只能自己领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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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员”的战斗经历,给他增添了不少见识和斗争勇气,使他从困境中想到如何生存和追求希望之路。

他不由把牙一咬、心一狠:返回苏区,再当红军。于是就告别了土地庙,找到一家好心的穷苦人家,给他五块大洋,让他帮忙治病。

有人盘问,他只说被“中央军”抓住拉夫,给个连长挑行李,半路上病了,才流落在此。

过了些天,他身子能够走动时,这才提着个讨饭篮子,拄着个打狗棍儿,一步一步地往回走。

一路上,他绕开大路走小道,不进村庄住破庙,晚间常钻在柴草堆里过夜。讨不着吃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地扒几个地瓜,填填肚子。

这样走了半个多月,绕过敌人一道又一道关卡,终于回到河口镇以北地区,找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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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郑位三

“呵呵,又一个革命的坚决分子,从铁路那边回来了——归队啦!”

当时任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的郑位三,对这个远道而归的红军战士,大加称赞了一番。

随后又详细询问了陈先瑞的出身经历以及返回途中的种种情况。陈先瑞都如实予以回答。

郑位三不由笑道:“年龄小,出身好,能够随机应变,对付各种复杂情况。呵呵,是个执行特务工作的战斗骨干!”

陈先瑞就这样被分配到鄂东北道游击队特务四大队。他头天报到,就被指定为班长。

50年后的“老班长”,那会则是个名不虚传的“小班长”。

刘震是湖北孝感刘家嘴人,1931年参加红军,当时在陂孝北(黄陂、孝感北部)游击队当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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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说话口音地道,熟悉活动区域情况,作战又很勇敢,因而被挑选到特务四大队,编在陈先瑞班。

韩先楚则是在半路上“收容”归队的。不过,他在当伙夫经受考验时,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至于“抓臭鸡蛋”的事,只不过是个小小插曲而已。

他随后也被分配到这个班,与刘震摞着膀子执行任务,都是班长的好助手。

历史终于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凝结成一个战斗班。这是历史的机缘和安排。套用将军们的一句话:这个班嘛,当时就被称作“一把小扫帚”!

是啊,这一把小扫帚呼扇起来,无论是袭击敌人,还是搜集情报、截获敌人物资,都无往而不胜。诸如此类的战斗故事,却也举不胜举。

故事本身当然也富有传奇色彩,但不论故事如何生动离奇曲折有趣,都一概被他们视之为“小菜一碟”,压根就不想端到桌面上来,与那些同类的美味佳肴相与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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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笔者却不能不把他们护送成仿吾搭火车的故事,托盘而出端给读者。

成仿吾当时年35岁。可他那么一副又矮又小、又黑又瘦、又疲又弱的身体,却显得十分衰老,故有“小老头”之称。

这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文化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曾跟郭沫若等人一起,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

他和郭沫若共同建立了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宣传革命文学,翻译马列著作。

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文学家。大革命失败后,他经日本转赴苏联,到过法国和德国,精通好几种外语。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10月归国不久,成仿吾就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担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后来还兼任过中共红安中心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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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时期的成仿吾(右一)

1933年10月,鄂豫皖苏区斗争情势极为严峻,红二十五军也遭受很大挫折。因此,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

汇报工作,并要求指派军事干部来加强领导。

成仿吾当时已染上疟疾,每日里不断地打着摆子,一阵热一阵冷的,身体十分虚弱,连路也走不动。

可他作为省委的特派使者,还是挣扎着打起精神,骑着一头毛驴子,由几十名便衣武装护送着,准时由天台山出发了。

到达黄陂、孝感以北地区后,即由活动在该地的红军第二一九团担任护送任务。

由于孝感以北铁路沿线,敌人防守很严,一连几次突袭行动,都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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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骑着头毛驴,在武装部队的掩护下,每日里忽东忽西,展转游击。就在铁路附近奔来走去的,整整转了半个多月,都无法靠近车站搭乘火车。

敏于事而讷于言的成仿吾,自知负有特殊使命,心里也十分焦急,但又难以摆脱艰难处境。

有一次,他好不容易被护送到靠近广水车站的五六里处,当晚借宿在一个农民家里。

谁知这个农民与民团有勾结,偷偷向敌人通了消息,敌人前来搜捕时,混乱中将那个农民一枪打倒在地,他才得以脱身。

随后又找到第二一九团,继续在铁路附近打游击……

领导上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决定由特务四大队接替护送任务,必须尽快将成仿吾送上火车。

这一紧急护送任务,历史地赋予陈先瑞班。当时,该班经常活动于孝感至信阳之间的铁路沿线,对于地形道路以及沿线的大小车站,他们都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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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平汉铁路

几乎每个大小车站,敌人都有驻兵防守,岗哨林立,盘查很严。在此情况下,怎样采取行动呢?

“要想把成仿吾安全送上火车,猛打猛冲不成,偷偷摸摸也不成,必须采取极其大胆的特殊手段,大模大样地行动,出奇制胜,一举获得成功。”

陈先瑞将军在回忆录中提到执行这次护送经过时,对于当时的行动部署仍记忆犹新。

他们首先瞅准了孝感以北的花园车站。这个车站,军警虽

然盘查很严,但往来上下旅客比较多,只要行动部署妥当,即可搭上火车。

但在如何化妆进入车站时,到底叫成仿吾骑驴子还是徒步而行,却把“小班长”难为住了。

骑驴嘛,即便跟上两个(多了容易引起麻烦)赶驴的“脚夫”,暗地里为其充当保镖,也难应付军警的纠缠,一旦露出什么破绽,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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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铁路警察

步行么,似乎又露出一副风尘仆仆的劳累样子,更容易引起军警的怀疑。思之再三,既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动,何不搞得有声有色些儿,大模大样,虚张声势!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他们乘机打了一家大土豪,获得一顶老财主乘坐的轿子,决定以轿子代驴代步,由几个人轮流抬着,将其送入花园车站。

同时又将成仿吾精心乔装改扮,给其戴上礼帽,换上大褂,穿上新鞋,把个苏区的文化委员会主席,完全打扮成个衣冠楚楚的“教书先生”。

随后,以刘震、韩先楚充当“书童”和“家丁”,跟随在“教书先生”身边,以应付军警盘查并负责“保驾”。

陈先瑞则与另外三个战士扮作“轿夫”,一路上轮流抬轿。该班的其余成员,或单独行动或两个一组,紧紧相随于后,并保持一定距离,危急时刻以作策应。

陈先瑞还就如何选择道路、靠近车站、应付军警盘查以及危急时刻相互联络的手势信号,都作了周密安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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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瑞和杨得志在朝鲜战场合影

这一次,他们不只是将成仿吾送入车站,而且要确保安全不出差错,准时搭上火车。

成仿吾就这样由驴子改乘轿子,由陈先瑞几个“轿夫”抬着,大摇大摆地走向花园车站。

刘震、韩先楚两个“书童”、“家丁”,紧紧跟随在身边。进入车站时,两人老远就奔前跑后地大声吆喝起来:

“闪开,闪开!我们先生的轿子……来了,来了!”

这一招拿手好戏,确实演得有声有色,热闹而有气魄。那一道又一道担任盘査的军警,都被这来头和阵势糊弄住了,哪还顾得上拦截盘问?

个别有疑心的军警也只是撩起轿帘一看,把手一招,即一拥而过。

进入站内,许多人都不由交头接耳,刮目相看。临到上车时,他们还特意给买了几包孝感麻糖,如此这般寒暄一番,以掩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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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第二一九团的指战员都说,神出鬼没的特务四大队,“板眼子”真多,到底把“小老头”送上车了。

成仿吾搭上南去汉口的火车,遂又转车直奔上海,一路都很顺当。

重任在身、心急如火的“小老头”,当时也不完全晓得他在乘车之前的一番安排,包括是骑驴还是步行的细微末节,他的记忆中都十分淡漠。

这位终年86岁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他生前只记得是陈先瑞、韩先楚、刘震几个便衣队员,将他送上火车的,连具体站名也记不得。

机智勇敢的陈先瑞班,随后被编入红二十五军手枪团。该班仍是一个完整建制。

战斗中,他们经常跟随在军长吴焕先身边,哪里危急就向哪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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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仰天窝战斗突围,陈先瑞班跟着吴焕先,饱览了这次战斗的惊险场面。

1934年1月,正是红二十五军遭受挫折之后,部队处于极端艰难困苦时期,总共只剩下1000余人,粮食不济,弹药奇缺。

指战员经常忍饥挨饿,常常要使用刺刀、长矛和石头跟敌人战斗。1月21日,红二十五军经过五六天的艰苦鏖战,转移到仰天窝一带的深山密林里。

恰在这时,敌人又以4个团的兵力进行合围,并从四面放火烧山,呐喊助威。

军长吴焕先决定部队分路实行突围,连夜抵达黑狗寨集中整顿。

在此时刻,吴军长亲自带领交通队和陈先瑞班,总共约1个排兵力,抢占山头高地,以火力吸引敌人,掩护部队分路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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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分,部队已先后向西突围而去,当吴军长指挥身边人员突围时,阵地已陷入一片浓烟烈火之中,与敌人混搅在一起,以大刀厮杀搏斗。

蜂拥而来的敌人,大喊大叫:“抓活的!抓住那个身穿大笔的官儿,别让他跑了!”

斜刺里忽然冲出几个敌人,直奔吴军长扑去。有个家伙猛一把揪住了吴军长身上的黑呢大笔,大声呼叫:“抓住了!抓住了有赏……”情势十分危急严重。

这时,吴军长急中生智,猛一个回头巴掌,把敌人拍了个嘴啃泥,慌乱中急忙甩掉身上的黑呢大整。

接着又将随身携带的一袋银元,“嚓”地一下撕裂开来,白花花撒落在地上。一伙见钱眼开的敌人,都趴在地上争抢大洋,那还顾得上“抓活的”?

吴军长在陈先瑞一班战士的掩护下,夺路而去,脱险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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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在向宣化店地区转移途中,吴军长首先清点了身边的随行人员,陈先瑞班一个不少,都从浓烟烈火中突围出来。

吴军长不由惊喜地说:“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们突围成功了!”他当时就把陈先瑞班称作一把英勇战斗的“小扫帚”。

吴军长说:大别山的每一根细竹,在没扎成扫帚时,势单力薄,一折就断,但要扎成了扫帚,紧紧扭成一团,就不容易被人折断。

我们红军队伍也是这个样儿!一个连是一把大扫帚,一个班也是一把小扫帚,有这许许多多这样的大小扫帚,就会把敌人扫除干净,争取革命早日成功。

“小扫帚”这个生动而又形象的用语,直到晚年仍萦绕在三位老将军的脑际,他们三人写的回忆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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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天窝突围后,吴军长带领重新集合起来的红二十五军,插入孝感与罗山交界地区,3天之内,接连袭占铁铺、三里城、大新店、双桥镇4个敌军据点,缴获不少粮食和物资。

就在这时,“将军班”的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陈先瑞提升为手枪团分队长,刘震被调到外班担任班长,韩先楚接任该班班长。

成员变了,建制依然存在,还是一把紧紧扎成的“小扫帚”。

是年正月十五,红二十五军在新集以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吴军长得悉敌人两个连护送一批物资,由浒湾一带路过,当即命令班长韩先楚设法将敌人诱入伏击地域,聚而歼之。

韩先楚受领任务后,即带领该班前去“诱敌”,经过一阵袭击骚扰,边打边撤,很快将敌人两个连诱出一个连来,进入浒湾东南方向的一片密林。

这时,吴军长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好的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突然向敌人发起冲击,全歼敌人一个连,缴获轻机枪四挺、步枪数十支和一批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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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小小战斗,《红二十五军战史》中亦有所记载,只是没有出现韩先楚的名字,及其具体“诱敌”经过而已。

5月6日,红二十五军攻占罗田县城后,陈先瑞即当上营政治委员,刘震也当上连指导员。

韩先楚此时最为倒霉,他在罗田县城撤退时,因为丢失了一袋银元,而被下掉枪支弹药,罚做苦工抬担架。

后来,还是吴焕先亲自过问此事,也是出于对他的特殊厚爱,及时将他从担架队解脱出来,调到第二二五团九连当排长,长征出发前当上连长。

韩先楚和刘震也很有缘分。长征进入陕南后,两人又调到第二二五团一营,韩先楚当营长,刘震为营政委。

部队即将进入陕北时,该团三营在陇东板桥镇遭敌骑兵的突然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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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军长徐海东为掩护三营突围,遂带领该团二营投入战斗,也陷入敌人包围之中,情势十分严重。

徐海东在警卫员的督促下,骑着一匹大白马,猛抽几鞭,飞也似地冲出敌群。

谁知敌人骑兵紧追不放,疯狂地呼喊着:“弟兄们,追呀!拦住那个骑白马的……”徐海东单枪匹马,难以摆脱尾追之敌。

在此紧要关头,韩先楚、刘震各带一个连抢占两头山梁,俩人还亲自抓轻机枪,以交叉火力猛烈射击,终于把敌人堵在山梁底下,徐海东这才飞马突出重围。

威震敌胆的徐海东大将,总是念念不忘这个惊险场面,他说当时如果没有韩先楚、刘震两员“上将”,也就没有他这个“大将”了。

他们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危急关头闯过来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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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陕北以后,刘震即当上团政治委员,韩先楚在劳山战役后当上团长。

1936年5月红军西征时,韩先楚已是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刘震为七十五师政治委员。他们都跨入红军高级指挥员之列。

陈先瑞与韩先楚、刘震的经历有所不同。他在长征出发时,就当上团政治处主任。

部队从卢氏县城路过,他亲自带领该团三营担任后卫任务,左腿上又一次负伤(原来就负伤两次),躺在地上难以走动,给他配了一头骡子,才骑着进入陕南。

不久,他就带领该团七连,到鄂陕边开展地方工作,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他时任鄂陕边游击总司令。

1935年夏天,红二十五军主力由长安洋峪口西征北上,陈先瑞被留在了陕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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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红74师干部合影

他在领导和坚持鄂豫陕边游击战争的两年间,同样成为一名红军高级将领,任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

陕西省城西安出版的《新秦日报》、《西京日报》、《西京工商日报》,当时都居然将陈先瑞误为“陈光瑞”,常以“陈光瑞股匪”之类的标题,披露于各报的一角。

国民党军的“战斗详报”中,则把陈先瑞与“陈光瑞”混用,似乎成了“陈氏两兄弟”。

更有趣的是:中共方面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46名红军高级将领,于1936年10月26日给蒋介石等22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信中,同样误将陈先瑞写成“陈光瑞”。

陈光瑞还名列46名红军高级将领之第41位。

所以如此以讹传讹,一误再误,也是历史所造成的一个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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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陈先瑞还是“陈光瑞”,就在当时的名声影响而言,较之韩先楚和刘震,确实大得多了。陈先瑞在商洛山中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先瑞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七十四师由长安开赴三原改编时,国民党少将师长李文,曾化装混在围观

人群之中,停立咸阳桥头,观察过陈先瑞及其红七十四师。

他要看看该部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为什么经过多次围追堵截,都没有被剿灭,反而越剿越多,由数百人的“土共”发展到2000人马的红军。

李文这个黄埔系的将军,无可奈何地发出这样的观感:“奇怪!真是一支神奇的队伍!”

陈先瑞、韩先楚、刘震这三个出自一个班的红军战士,都没有上过什么军校,连个小学文凭也不曾捞着,但都被称为“革命战争大学”的高材生——红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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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到此为止,充分发挥和施展军事才能的广阔舞台,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那才是更加威武雄壮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丽篇章!

“老班长”陈先瑞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记得有一次中央会议后,我们三人一同去看望耀邦同志。耀邦同志是个健谈的人,也是个爱谈历史的人。

他听说我们三个人的情况后,连连说,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像你们三人这样当兵在一个班出来的,现在又都是我军高级将领的情况确实不多。

你们有没有考虑请作家来写一部关于将军班的小说,也可以做一篇大文章。

历史在前进。“将军班”的战斗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那一段别有情趣的斗争史实,则令人感怀不已。

三个将军以鲜血凝成的战斗友情,即如钱信忠所说:“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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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可以直呼韩先楚的名字,韩先楚也可以呼喊刘震的绰号,陈先瑞则称他们为“老韩”或“老刘”。

刘震在称呼“老班长”时,陈先瑞总是谦和地笑道:“老班长一个中将,怎么领导两员上将?”

刘震却不以为然地说:“什么这个将那个将,战士就得称呼班长,这也是历史——历史是不可抹煞的!”

俱往矣,五十年后,当时的红军小班长、小战士都年事已高,到了“乐退”的时候。

“乐退”一说,是刘震将军所提出的新名词儿。他的原名叫刘幼安,当上红军师政治委员以后,总感到那么个“幼”字不是个滋味,遂改名刘震。其实,他才21岁。

长征出发时,全连战士好歹都有件破旧棉衣御寒,唯独他这个指导员还是个光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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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感觉冻得难以忍受,这才把一件谁也不愿挨身的财主娘们的红花缎子棉袄,紧巴巴穿在身上,用一件灰布衫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

然而,这个难以遮掩的秘密,很快就被战士们识破,当作活跃情绪的笑料。

长征入陕的路上,连里就有几个调皮战士,每看到军首长走到跟前,猛不防就把刘震那件灰布衫往起一撩,露岀红艳艳的花缎棉袄,当着军首长引起一阵哄笑,臊得他面红耳赤的。

可刘震急不得也恼不得,有心脱掉又怕挨冻,感到无可奈何。

到了商洛山中,他索性脱给一家很穷的农民大嫂,换得一块纳着补丁的麻袋片子,披在肩头御寒。这才结束了那么一种开之不完的玩笑。

可他担任营政委时,在九间房战斗中右须被子弹击伤,从此留下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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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嘴子营政委”的绰号,随之闻名于红二十五军。有人曾以顺口溜取笑他:“湖北孝感刘家嘴,忽然冒出个刘歪嘴,要问他是咋歪的,吃了个子弹头儿成歪嘴。”

刘将军这块挂在嘴角上的伤痕,无论如何也难以改变,绰号亦延续至今。

时隔近半个世纪,刘震的青春年华已过,人也老了。可他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一种“乐退精神”。

刘震在1985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老同志要有点乐退精神》。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三年前,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我看到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时,我就曾经诚恳地提出过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

我说,少我一个人,可以为较年轻的同志让出一个位置。因为我迫切地感到,要完成党在新时期所制定的伟大任务,没有一个富有生气活力的中央领导机构,是难以当此重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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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刘震重返锦州攻坚战指挥所故地

因此,我有个想法:在实现干部年轻化势在必行的历史关头,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当在我们这些老同志中间,提倡乐于退下的精神风格。

做到乐退,还要丢弃旧的名位观。过去,南征北战,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而今,为着党的事业让位、让贤、让能,同样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我们当初出来干革命,不过是赤条条一个穷汉。何名之有?何位之有?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一无所有。

如果说名誉地位应当珍惜,那么真正的珍惜乃在于忘我。不忘我,即无乐。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刘震“乐退”以后,仍然保持着“舞迷”的兴头,总少不了到舞场上跳腾几下,活动活动筋骨,凑个热闹。他就喜欢热闹。

据说,在那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他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有时一打完仗就把部队交给政治委员,回到哈尔滨去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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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在接受采访时,总要穿名牌西装、红色领带、意大利皮鞋

40年后,他到锦州参加“辽沈战役纪念馆”落成典礼时,听说晚上举办舞会,因为他的皮鞋不那么“时髦”,急忙换上秘书的一双三接头皮鞋,这才儒态翩翩地走进舞场。

他就是如此这般讲究“漂亮”。他的兴趣爱好,当然不只是跳舞,还喜爱练练书法。

心血来潮时,总喜欢伫立桌前,振臂挥毫,即兴写上几幅条幅。刘将军最为拿手和得意的几个字,即是“振兴中华”!

韩先楚不如刘震这般福气。他只是由中央军委常委职务改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没有来得及“乐退”,就于1986年10月3日与世长辞,终年74岁。

他的军旅生涯,一直从班、排、连、营、团、师、军、兵团,一步一个台阶地登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福州、兰州军区司令员的职务。

他献身军旅的光辉时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解放战争——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时,所部亦被敌人称之为“旋风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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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旋风部队”的“旋风司令”。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从东北战场到海南岛,以至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半岛,都得到充分地施展和发挥,所向无敌,功勋卓著。

韩先楚逝世后,理所当然地获得这样三个头衔:“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军事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

他的骨灰安放在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红安县——那是他的故乡和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他乐于安息在故乡的土地上……

陈先瑞和刘震含着悲痛的泪水,送走了同一个班的战友。

随后他俩又跟程子华、郭述申、刘华清同志联名,撰写了一篇回忆韩先楚的纪念文章,登在1987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借以寄托他们的哀思。

陈先瑞的最高及最后军职是: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和兰州军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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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瑞“乐退”以后,也进入一种新的生活境界。他与《红二十五军战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982年到1992年的10年间,他作为《战史》编审委员会领导成员兼《战史》办公室主任,曾先后两次主持《战史》的编写工作。

这是历史赋予他的一项使命。他头脑清醒,思想敏锐,记忆力强得惊人,精力仍那么旺盛,受此重任,义不容辞。

他不只是主持研讨史稿,而且审阅批改史稿,亲自带人外出调查研究,召集老同志座谈,多方听取意见。

他阅览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资料,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敌伪资料,他都看了个遍,摸了个透。他的一分余热,完全彻底地发挥了出来,放射出璀璨的光彩。

“你是老班长,是不是联名写篇将军班的回忆录?”有记者曾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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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淡然一笑,不置可否。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将军班有什么好吹的?小菜一碟,端不到桌面上。”

随后又说:“老韩在世时就曾说过,活人不可与死人争功。我们那个班,几经战斗,出生入死,解放后就剩下三个活人,都成为将军。”

“可那一班人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别说没有留下姓名,连个外号也没有留下。我这当班长的……唉,唉,说实话不称职!”将军不禁为之哽咽。

正如陈先瑞感慨的那样,“将军班”里10个人,活着的3个成为将军,死去的呢?一一连其姓名以至外号全都“牺牲”了。

陈先瑞、刘震感到欣慰的事,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在1990年由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也算是给长眠的战友们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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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20日,刘震上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陈先瑞中将也于1996年1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随着三位将军相继去世,将军班也就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