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消费刺激不起来？企业家与专家是两种思维。
专家考虑的是社会大分配。
社会大分配是由财政主导，那就要去提升医疗、教育、养老、就业诸如此类的社会保障机制，这当然好，但财政的钱从哪来？专家只管逻辑，不管现实。
企业家的思路当然是从企业出发，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从哪来？
当然是从企业来，财政的钱从哪来，当然也是从企业来；企业有利润，在扩张，增加就业，提高了工资总额，消费也就出来了。王健林就很直白，一句话：提高工资。至于能不能提高工资？王健林笑了，说这可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
王其实是在暗示政策应该善待民业，民业现在赚钱的效应太低，是无法提高工资的，那么，主导社会大分配的财政，就要考虑是否降低税率，并给予民企同等的市场地位，让企业尽快地修复利润表和负债表。至于国企，王健林有一个极端的表述：那不叫企业。
当然，王总的角度没有错，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在分配上。
工资能不能提高，这显然不是办公室精英一个下命令的事。
它取决于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
用米塞斯的话来说，是取决于市场单位资本的密度，一个市场有赚钱效应，是资本的洼地，这个市场就会涌入大量的资金，资金投入市场就转换成了资本，就会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岗位，市场的劳务关系是动态的，工资总量会增加，工资的中位线也会上移。
现在的舆论却充满了矛盾，沉醉在在痛骂资本。
利用了外资那就成了买办，民间投资弄的不好就成了“无序扩张”，市场经济被道德化、政治化了。加上高税率，各种各样的寻租，民营在一个经济收缩的大背景下，难以重信心。如果资本不是在涌入中国市场，而是在流失，那么，提高居民收入就成了空话。
收入上不来，消费再刺激也没有用。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让中国成为资本的洼地？
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年度投资主要是靠民间资本，占比在６０％以；中国由于政策与人口的红利，外国资本也涌向中国市场这个巨大的洼地，所以，工薪也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一路上扬；但是，疫情之后，整个市场环境变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一路向下，外资也因复杂的外部环境，开始撤出中国市场，在这种局面下，依靠私人资本的推动，已经不太实际。
消费起不来，ＧＤＰ增速高也没有用，因为消费起不来，必然引起生产过剩，你投入的越多，生产过剩越严重，反而在加剧内在的矛盾，快速叠加负债；企业也将面临激烈的生存竞争，在残酷的淘汰中重建平衡，这当然是一种极富破坏性的重建。
应该如何解决问题？
现在做法是在增加货币，银行贷款出不去，资金动不起来，那就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推，特别国债的发行常太化，向社会借钱；社会反应跟不上，央行直接入市接盘，这本质上就是发钞刺激经济。
但是，中国一直没少发钞，并不是市场上的钱太少，也不是投资的力度不够，根本的问题是资源错配；主要的资源不是流向市场需求，从而也不会流向实际上主导市场的民营经济，而是流向低效的国企，流向低效甚至是亏损的长期项目，投资与消费断裂了。而国企仅支持了７％的就业，民企支持了８５％的就业，因此，资源错配也决定了居民收入注定追不上经济的增长，不平衡是必然的，产能过剩的发生也具有必然性，且必然地集中于民企。
这很像是一个死循环，你越是提高Ｍ２的增速，真实的市场与民生就越缺钱，消费就越刺激不起来。
中国经济的预期，大概率还是要加快印钞，但是，根本解决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提高居民收入。
提高居民收入这事，靠国企，还是靠民企？
这个问题交给网友吧，相信这个问题还要争论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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