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尽”的江郎：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我是故意的……|御史中丞|江淹|江郎|萧衍|萧道成|郎官

“江郎才尽”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有着极高的流传度。这一典故讲的是南朝文学家江淹早年文思很高，写出过许多精彩的文章，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到了晚年，其才思大大减退，文章诗篇再无佳句出现。人们摇着头替江淹叹息：“江郎的才华用完啦！”

与这一典故相伴而生的，还有两则玄学小故事“送锦”和“还笔”。对此，唐人李延寿杂采小说家言的《南史》有生动记述：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衰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

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而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南史·江淹传》）

简而言之，在这两则玄学故事里，数尺锦缎、一支五色笔大概都是璀璨文才的象征，而它们似乎都只是“暂居”在江淹处。而等到原主入梦来取，江淹“借来”的才华便也就不复存在。没了锦绣华章和生花妙笔，梦醒后的江淹再写不出好文章了。

神异之言虽说不能尽信，却为“才尽”的说法戴上一顶神秘光环。在魏晋以降“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民俗环境下，“江郎才尽”逐渐成为定说。甚至后来还与方仲永被划作同一类反面案例用来论证终身学习的重要性——江淹便是官做大了，不再坚持刻苦学习，才失去灵感才气的。

而当我们着意探寻史籍中的蛛丝马迹，以图还原历史现场之一二时，许多看似落定的结论便再次似是而非起来。由此，我们不禁提出一个疑问：江淹究竟因何才尽？

针对这一问题，文学史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答案。有学者认为齐梁之间诗歌出现新变，而江淹不能也无意适应新的文学环境，于是急流勇退、不复佳作。也有学者认为其主体心志的衰竭和情感的枯萎是文学之泉不再奔流的根本原因。此外，江淹本人的兴趣爱好由文学转向史书和诏册的制作也可能导致其文学作品产出量降低……

还有一种观点，为我们观察江淹这个历史人物提供了新的视角——所谓“江郎才尽”也许只是一种避祸自保的计策。

才尽？自保？江淹的政治选择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南朝齐梁之间。

江淹生平跨（南朝）宋、齐、梁三代，“江郎才尽”可能发生在其中年至晚年所处的齐代。南齐在南朝四个朝代中时间最短（23年），终齐一代政治局面纷纭动荡。同时，文学集团的活动又相当热烈，以文惠太子萧长懋（mào）、竟陵王萧子良、隋王萧子隆、衡阳王萧钧为领袖的四大文学集团名势炽盛。文人群体进行诗文应答和学术创作的文学活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因其集团领袖的政治身份，而带有不同的政治属性。如当时最为活跃的“竟陵八友”，即兼具竟陵王萧子良的谋士与文学创作者的双重身份。

然而，史书中对江淹参与文学活动的记载几乎空白。如果江淹像“竟陵八友”一样热衷文学政治活动，凭借其早年积攒的才华名望，完全可以跻身其列。由此，我们能否猜想，江淹为避免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主动求退，既不参与文学集团，也退出了主流文学。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置身事外的江淹无疑具有相当高的政治远见。竟陵王萧子良性情仁厚，开西邸纳贤才，文名卓著，同时其争储之心也不曾熄灭；萧子良身边的西邸学士，也个个具有强烈的功名进取心。在波诡云谲的政潮中，这样的君臣际遇无异于平静水面下一触即发的烈焰。永明十一年（493），武帝病危，萧子良趁机策动政变，失败身死；“竟陵八友”中王融被杀，沈约、谢朓受排挤外任。如此惨烈的局面下，江淹以“才尽”退出政治斗争、离开漩涡中心，实在是一种避祸保身的良策。

当然，单凭一个猜想，无法断定“才尽”是江淹的政治选择。由此，我们有必要对史籍中展现的江淹的政治素质进行考察。在《梁书·江淹传》，壮年时期的江淹有较高的政治抱负，政风刚猛，同时对政治斗争有丰富经验。江淹担任御史中丞（监察风纪）期间有“严明中丞”之称，上至中央大员下至地方长吏，皆敢于尽职纠核，风气一时肃然。

同时，江淹对政局的动荡更迭也有着敏锐的判断。

南朝宋末年，萧道成（南齐开国皇帝）擅权，拥立宋顺帝为傀儡，不少故宋旧将因而举兵反抗，荆州刺史沈攸之就是其中之一。沈攸之起兵反后，萧道成曾向江淹问计。江淹则向这位未来的南齐开国皇帝献上了洋洋洒洒的“五胜五败”论（萧道成占据“五胜”，沈攸之则有“五败”），作为一剂镇定剂强化了萧道成的必胜信心，也展示了江淹拥立新主的政治立场。

而到了萧衍挥师代齐时，江淹又一次展现了其优秀的政治投资能力。《梁书·江淹传》载“及义师至新林，淹微服来奔”，他用自身的资历名望为萧衍（后来的梁武帝）站台。对这样的合作者，萧衍也十分大方，“高祖板为冠军将军、秘书监如故，寻兼司徒左长史”。

通过以上几则材料，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江淹完全具备“通过伪装才尽而从政局漩涡中脱身”这一计策的政治素质和远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敲定江淹“才尽”的真假和背后确切的原因。但每多一重有理有据的猜想，后人对江淹其人乃至其所处的整个时代，都会有更加立体的了解。

说“郎”：从高第堂前燕到寻常百姓家

从“江郎才尽”这则成语说开，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文化中似乎有相当多带有“郎”字的成语，如顾曲周郎（周瑜年少时精心钻研音乐，即使在酒后，乐曲若有差池，他必能察觉并回头示意）、郎才女貌等等。如果粗略考察这些成语中“郎”字的含义，又可以发现“郎”指代四种情况：以郎为名的官职（白发郎官）、对年轻英俊且地位尊贵的男子的尊称（如江郎才尽、顾曲周郎等）、对男子的称呼（如意郎君）、对职业从事者的称呼（说嘴郎中）。

其中暗含的，也正是“郎”字从高第堂前燕到寻常百姓家的变迁史。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这样解释“郎”字：郎，鲁亭也，从邑良声。

郎，鲁亭也。春秋隐元年，费伯率师城郎。桓四年，公狩于郎。十年，齐侯郑伯来战于郎。庄八年，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三十一年，筑台于郎。哀十一年，战于郊，檀弓作战于郎。（段玉裁注释版）

可以看出，郎字最初为古鲁国地名。后来以地名指代宫殿廷廊，即通“廊”字，是置宫廷侍卫之所在，借指侍卫人员。天子公侯的近卫，成了“郎”最初的职能。

据现有史籍记载，郎官作为职官名目，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韩非子·外储》中提到齐桓、晋文时两国有“郎中”之设。战国时期，各国几乎都有郎中的设置。可以说“郎中”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郎官，也是后来诸郎称谓的本源。在此时期，郎中的主要职责有近侍左右、参与谋议、执兵宿卫、奉命出使等，已初具秦汉郎官的一些职能。战国末期，郎官对当时政治有较大影响，如公孙衍、李斯等皆以“郎”的身份入仕，而建功拜相。

郎官在秦汉时期尤盛，“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他们既是皇帝的侍卫近臣，又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汉儒大宗董仲舒曾经锐评“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按照今天的理解，秦汉的郎官算得上当时的“高级干部预备学校”。随着秦汉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郎官作为皇帝近臣，在员额上日益膨胀，职能和相应称谓亦更加复杂。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

“（郎官）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郎中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

“入掌宿卫、出牧百里”的郎官，可以说十分风光也十分显贵。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当上郎官呢？汉初，郎选主要有荫官、军功、赀（zī）选（即以家资作为入官凭据）三种途径。汉武帝时期郎选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调整，候选人才学高低成为能否担任郎官的一大标准。

东汉时期，郎官基本完成由皇帝近侍集团向外朝后备官员的转化，郎官体制也更趋于制度化。郎选制度基本沿袭汉武之制。东汉崇尚经学和德行，通过“举孝廉”而成为“郎”被视作正途，郎官多以孝廉进。到了东汉后期，随着门阀势力的发展，荫官为“郎”恶性膨胀，士族和外戚把持郎选，公卿大臣子弟常常直接征拜为郎，外戚为“郎”之风则更为盛行，且上述两途为郎者在秩别、数量方面往往没有严格限制。由于权贵子弟封郎泛滥，汉魏以降，“郎”遂成为年轻的权贵子弟的美称。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

《北史·暴显传》：“显幼时，见一沙门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为良将。’”

在隋唐时期，还出现了“贵郎”现象，“郎”这个称呼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美称，意味着尊敬和礼貌。在《新唐书》和《旧唐书》这些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当时的太子和秦王就被军中的人们称为“大郎”和“二郎”。另外，唐代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的人，很多都会被授予“郎中”或“员外郎”这样的官职。这些官职在当时相当尊贵，或许也助长了唐人自称或尊称他人为“郎”的风气。这一点可以从唐诗中见到端倪，如杜甫旅居夔州期间的《简吴郎司法》《又呈吴郎》，以及更广为人知的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

隋唐以降，郎不再是高门贵第的专属，布衣之间也可以郎自称或互称。走向平民化的郎的用法仍然围绕其作为美称的三个基础要素展开——地位尊贵、年轻、男性。

在强调年轻男性含义时，“郎”作为敬称或有亲昵义。在这一用法下，郎可以称呼行辈，如大郎、二郎；也可以用于绰号，如相传王安石小字獾郎。

（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傅献简云王荆公之生也有獾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獾郎。”

元杂剧《云窗梦》一折：“老身姓郑，是这汴梁乐籍，止生得一个女儿，小字月莲，风流可爱，卖笑求食，郎君每见了，无有不爱的。”

（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三：“妻家称女婿以姓，曰某郎……自晋以来嫂谓叔为小郎，至唐犹然。”

随着郎“身份尊贵”的含义淡化，也可以被用来泛称从事某一职业的男性，且可以不限于年轻之义，如牙郎、棹郎、田舍郎，再如《水浒传》中的“火工老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