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岑
在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于欧洲安全、法国未来以及中美大国竞争发表了一些看法。4月25日，他在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发表欧洲政策演讲，尝试为“欧洲前路”指明方向，强调“不当美国附庸”。5月2日，他在《经济学人》的专访中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提到欧洲的未来不能靠美国，不管谁在2025年入主白宫，欧洲都必须摆脱对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军事依赖。
马克龙的演讲和专访在谈及欧洲未来安全时很少主动提及美国，却句句指向美国，以此强调欧洲战略自主和新安全框架的重要性。除了坚持向乌克兰派兵的选项以外，马克龙还提到核威慑也要倚重欧洲防务的可信度，言外之意就是在核威慑方面也不能靠美国。马克龙的这波政策宣示是6月欧洲议会选举前的舆论造势，以提振法国复兴党阵营的选情，也体现了法国领导人的“大国雄心”。
自二战、冷战及当前的后冷战时期以来，任何一位强势领导人都不会放过让法国恢复其历史上大国地位的机会。戴高乐说过，如果法国不伟大，就不称其法国。马克龙的政治对手、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也扛起了“法国伟大”的旗帜。马克龙一直想领导一个复兴的欧洲，通过“复兴欧洲”推动符合法国利益的大国复兴之路。
右翼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让马克龙推动的法国复兴之路充满荆棘。但也正是各种动荡乱局的不确定性，让马克龙重燃希望，在混乱中寻求搭建新的秩序和框架，展现法国的大国雄心和战略自主定位。尤其当法国和全球霸主美国再次出现了战略利益上的冲突时，正是法国推动战略自主、谋求大国地位的绝佳机会。所以，法国积极和中国开展外交接触，提出了不脱钩、台湾问题不是欧洲问题以及“考虑向乌克兰派兵”等主张。
但是，从法国在国内和整个欧洲面临的挑战来看，法国短期内很难实现其历史上的大国地位，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军事安全层面，法国仍受美国控制。这是法国无法重振大国地位的主要原因。只要美国不放弃欧洲霸权，就会想方设法牢牢控制法国。
在历史和价值观层面，美法是盟友，但在战略利益方面，双方经常发生冲突。1966年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曾退出北约，拒绝在本土部署美国核武器并独自研发核武器，并不顾美国反对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法国这样做就是为了打造自力更生的主权民族国家形象，拒绝成为美国附庸。在戴高乐主义传统下，马克龙采取了很多单边、果敢的决策，包括发表有关北约“脑死亡”的言论。但俄乌战争又把法国拉回了直面欧洲挑战的现实，即美国领导的北约仍然主导欧洲安全事务。
▲ 2024年2月1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泽连斯基在巴黎签署了关于乌克兰安全保障的双边协议。
美国事实上正通过俄乌战争、法德矛盾控制欧洲。虽然拜登政府在奥库斯协议上出卖法国（意在阻止法国成为军事大国），并且在《通胀法案》中不顾法国利益，但美国也重视通过对法国的特殊优待，捍卫跨大西洋联盟利益。为了安抚和拉拢法国，拜登更是将首场国宴待遇给予了马克龙。
法国在安全事务上也暂时离不开美国，尤其在当前对乌援助方面，支持美国发挥表率作用。与此同时，法国还在全球安全布局方面配合美国，参与了美国主导的Quad海上演习以及印太联合军演。即便是中国领导人此次访问法国，法国军舰也参加了美菲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这说明，在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法国的全球实力投射仍然离不开跨大西洋联盟。
二是经济层面，法国很难独当一面。
法国经济经历1945年至1975年的“辉煌三十年”之后，增长趋缓。法国昔日强大离不开其推崇的平等自由价值观、创造力以及它们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启发效应。法国的欧洲古典建筑、艺术作品、贤哲思想、美酒美食和奢侈品，展现了法国软实力的强大。这也造就了其第一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从近年的数据来看，法国的外国游客当中，美国人数量居首。去年，由于美国游客的消费拉动，法国旅游业收益超过了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
美国一直是法国的第一大投资国。法国商务投资署《2023年外商对法投资报告》显示，2023年法国共吸引了1815项外国直接投资（FDI），美国则以305个项目（17000个就业岗位）保持FDI投资者榜首位置，其次是德国的272个项目（6815个就业岗位）和英国的173个项目（4435个就业岗位）。
在逆全球化潮流下，尤其是在美国大力推动自己的产业补贴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情况下，法国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也是马克龙在索邦大学演讲中强调加大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太空安全、新能源和生物科学等领域投资的主要原因。
三是从历史层面来看，统一欧洲事务很难。
大国应有足够号召力，有稳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领导力。法国要想恢复其历史上的大国地位，首先着眼于“统领”欧洲。由于地理环境、文字和文化的多样、民族和宗教分歧等因素，欧洲从未统一且矛盾重重。这是法国实现其大国地位的主要障碍。
马克龙近来的言论就是通过强调欧洲战略自主的方式，谋求重振法国的大国地位。但是，现在的欧洲内部分歧依然严重，除了新旧欧洲的碰撞以外，勒庞右翼势力的卷土重来，意味着欧洲仍然有可能深度分裂。
欧洲人口头上表达了对马克龙“战略自主”理念的支持，但很少有人真正准备好大踏步迈向战略自主。俄乌战争爆发前，欧盟国家对军事投资心不在焉，反而是在特朗普主动要求或勒索下才增加防务开支。而且，一些国家也担心欧洲内部统一导致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的丧失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均等。
例如，由于战略文化的差异，法德分歧与矛盾也是法国实现历史上大国地位的阻碍。德国也不太可能承认法国的这种地位。法国可以在个别议题或事务上独挡一面，但也离不开和德国等地区大国的合作，比如之前的希腊债务危机、难民潮以及现在的俄乌战争等一系列挑战。马克龙”出兵乌克兰”言论导致的法德关系紧张也能说明这一点。
如果法国无法弥合欧洲内部的分歧，引领欧洲经济和安全框架的构建，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自主，更别提实现法国的大国地位。
当前最适合法国的仍然是在地缘博弈中扮演“平衡”与“沟通”角色。
法国在经济和军事上仍然是西方强国。就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言，法国的最适宜地位就是保持独立自主，在大国地缘博弈中保持平衡，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主要体现在中美、俄美、俄国与欧盟、甚至英国与欧盟之间。法国可以从中做好沟通角色。如果法国对美国亦步亦趋，就会失去战略自主，但若脱离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它的吸引力也会打折扣。
在中美博弈中，虽然马克龙与美国一样希望遏制中国，但他注重和中国的务实接触与合作，拒绝从零和的视角看待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戴高乐当年不顾美国反对和中国建交，后来尼克松反而在对华接触中求教于法国。所以，法国可以在变局中提升自己的价值和国际地位。从中美长期博弈、俄欧、美俄交恶的角度看，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失去法国支持的代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级或多极化局势对法国最有利，法国要想成为欧洲的一极，或恢复其历史上的大国地位，很难。马克龙近来的言论看似是为了推动法国的大国野心，实际上更多是为自己的历史地位铺路。随着法国国内人口结构、社会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转变，尤其是国内外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促使马克龙多了一些危机意识和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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