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一对四川夫妇在北京花了3万元买了一栋房，但是在十七年后，这栋房子已经增值到一千多万元。在常人看来，当初买下这栋房屋的人真是“占了大便宜”。
然而，眼见着这样巨大的利益，原来卖出房屋的主人也想来分一杯羹。在面对一千多万元的巨款拆迁款，双方迟迟争执不下，成为了当地“扎眼”的一座“钉子户”。
多年前买房，只为求安身立命之所
2001年，来自四川的何大海和妻儿准备将老家的房屋卖掉，然后去北京。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给儿子治病，何大海的儿子从小就失聪，当时老家的医疗条件极其有限，夫妻二人便想去首都找寻机会。
在卖掉老家的房子后，两人又向家里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总计大概三万余元。紧接着，何大海夫妻二人带着这三万块坐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
到北京后，夫妻二人想着先找个安身立命之所，于是便将手里的三万元花掉，买了位于柳各庄村一位名叫于泊的人的房屋。
在那个年代，三万元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可以算是一笔巨款，何大海一家人当初在购置这处房屋时，从来没有想到过它今后或许会增值。
当时何大海夫妻二人一心只想着给自己的儿子更好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心里压根儿也放不下除此之外别的事。
当时何大海和妻子在北京属于外来人口，加上他们没有高学历，也没有任何背景和人脉可言，因此在北京没有办法找到薪资高且稳定的工作，夫妻二人只得靠着打零工贴补家用。
那时的何大海不仅要给儿子治病，还要负担他上学的费用，所以仅凭着打工挣的钱，一家人的生活依然过得很心酸。
时间飞逝，一转眼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而何大海夫妇却依然只能居住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房屋所在地是一处宅基地，房屋也都是平房模样，因此对于恶劣天气根本没有太大抵挡效用。在夏天，平房内极其炎热，到了冬天，又不保暖，但是为了生活，夫妻二人这么多年还是忍受了过来。
儿子的医疗费花去了很多钱，夫妻二人也拿不出更多的钱去置办其他的家业产业，所以这一处宅基地，是何大海一家人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
本以为要一辈子生活在这么个偏僻的小地方，谁知2018年的一个好消息，让何大海一家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2018年，北京市顺义区政府在做规划时提出，要将何大海一家所在地作棚户区改造，这也就意味着何大海那个村子里的人都要搬迁。
当时柳各庄村一共有一千五百余户村民，所有村民都要搬迁。何大海和妻子心中也开始暗喜，好在当年买下了这处宅基地，现在增值这么大，终于可以给儿子更好的生活条件了。
拆迁自然会获得政府给的拆迁补贴款，何大海当初用三万元买下的这处宅基地，在十七年后价值已经变成了1135万元。也就是说，何大海一家可以获得一千多万元的拆迁款补偿，相当于当初买下这处宅基地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但事实又真有何大海想象得这般美好吗？
正当何大海一家人欣喜万分的时候，曾经的屋主给了他们当头一盆冷水。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人性的弱点也会渐渐显现出来，而钱房主于泊无疑正是何大海一家人心尖上的刺。
在政府通知当地村民拆迁后，别人都一一签字，开心地拿着拆迁款住到了临时安置房当中，但唯独何大海一家人成了这个村子里“扎眼”的“钉子户”，这一切都源于于泊的干扰。
房屋多年后升值，前房主开始眼红
有于泊的阻挠，何大海一家人始终无法高兴起来，因为他没有房屋产权，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将房屋拆迁售卖，双方只能一直耗着。
早在2011年，于泊曾经找到何大海，要求收回自己的房屋，不过最终并没有实现。2011年，北京的房价一路升值，于泊后悔当初只用三万元就将一处五百多平米的宅基地给卖了出去。
现在的于泊一家仅仅住着不到一百平米的房屋，家里三代人，属实有些过于拥挤。
于是他想出尔反尔，将自己从前的那块地给要回来。于泊在家中翻箱倒柜地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十几年前和何大海一家交易的房屋合同。
大喜过望的他立马带着合同准备动身，此行并不是为了找何大海商议归还房屋的事情，而是直接一纸诉状将何大海告上了法庭。
其实当年于泊和何大海签订的只是一份书面协议，而这个书面协议在相关法律条款面前，其实是无效的文件。
这是因为于泊的那处房屋属于宅基地，而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宅基地归农民所有，而由村集体组织等经营管理，拥有本村行政村户籍的村民只有使用权，但却不能将其私下贩卖。
显然，于泊和何大海十几年前的交易本来就是不合法的，他们的书面协议也被法院判决无效。这样一来，何大海买下的这处宅基地，实际的使用权还是在于泊手上，这也意味着他完全可以要回房屋。
只是如果白白地要回去，那何大海不是亏损巨大吗？法院判决指出，于泊如果要拿回那座宅基地，需要向何大海一家支付八十万元左右的补偿基金。
此时的于泊心中又犯起了嘀咕，房子都还没开始拆迁呢，自己却先要白白地付出八十万元，这怎么能行！于是于泊果断拒绝了这次要回房屋及宅基地的机会。
反反复复的“人心”
按理说，于泊在当年有机会要回房屋时主动选择了放弃，这也怪不得何大海一家。可是，几年后，于泊再次看到了巨大的利益，这次他又开始表现出后悔。
于泊跑到宅基地宣示主权，声称自己应该拿到拆迁款的大头，甚至那一千多万也该是自己的。听见于泊这样说，何大海和妻子心中真是愤恨不已。
当年，夫妻二人是靠着百年买家产来到北京，好不容易买了这一处房，一边给孩子治病、一边在外打工挣些钱。好不容易熬到这样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时刻，却不想半路突然杀出个程咬金。
如果何大海将宅基地归还给了于泊，那就意味着他们一家人没有了家，托儿带口的一家子，难道要就此流落街头吗？
每每想到这些，何大海和妻子就气不打一处来，不仅对于泊的做法感到愤怒，同时也后悔自己多年前那么信任于泊，只签了一份书面协议便了事。如今徒生出这么多麻烦来，都是当年犯的“傻”。
于泊耍无赖，何大海一家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只要不搬走，于泊还能直接将自己一家人赶出去吗！
何大海不愿意离开，于泊自然拿他没有办法，于是便只能通过言语刺激何大海。但是何大海和家人根本不愿理会于泊，只是一直待在家里。
而于泊则认为，反正自己的房子在这个地方，当年的书面协议被正式无效，自己又拥有房产证， 那自己要回房屋就在理，没有人可以阻挡自己。
于泊自以为只要他赖在那里，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但是当地拆迁管理处科长毒箭春表示，根据相关法律条款的规定，在类似于泊和何大海这样的房屋纠纷之中，卖房的一方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最终如果可以分摊拆迁补偿款，那么于泊拿到的也一定是小部分。
这一“美梦”被打碎，于泊又开始打起了别的主意。他知道在拆迁补偿金里面，赔偿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安置房，所以他又准备在安置房上面“下点功夫”。
于泊认为，自己是当地村集体组织的成员，享有房屋拆迁后得到安置房的权利。何大海一家只是从外地来的，并且还没有房屋产权，即便住了这么多年，但依旧没权利享受安置房待遇。
听见于泊这般“嚣张”地发言，科长杜建春也对他的发言做出了又一次反驳。
杜建春表示，于泊当年的的确确是组织中的一名成员，但在十几年前他们将宅基地卖出去以后，户口也相应地迁出了柳各庄村，这也就是说，于泊不再属于村组织成员，他也同样成了一个外来人，从而也就不可能享受安置房的待遇。
再说说棚户区改造的问题，棚户区改造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群众出行更加方便，住房更加安全有保障，生活更加便利的一项利民措施。而这一切针对的自然也是居住房屋的人，也就是何大海一家，这就说明于泊依然无法再其中份的主要赔偿款。
与此同时，相关规定也指出，买房和买房双方，确实没有房屋居住的，应该予以妥善安置。而于泊虽然房屋面积小，但毕竟已经有房，这样一来，何大海则更有机会获得安置房。
于泊和何大海两家争执不休，谁也不愿让出那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何大海会成为村里唯一钉子户的原因。
面对于泊的“无理取闹”，何大海没有办法跟他讲大道理，只能选择同样无赖似地耗着。两家都认为自己应该获得宅基地的拆迁补偿款以及安置房的待遇，谁也不肯退让半分。
面对这种情形，何大海的妻子王女士也感到十分难过，甚至在双方的问题迟迟没能得到解决之时，王女士直接大哭了起来。
最终达成协议
这样一场争执不休的房屋纠纷，最终在他人的帮助之下得以解决。于泊和何大海在争执之后，情绪也渐渐地平复了一些，与此同时，当地很多电视栏目以及法律从业者、政府相关人士也都纷纷加入了这场协商。
最终经过众人的合力调解，于泊和何大海两家人终于在房屋归属和赔偿金额分配问题上得到了统一，双方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规定，将宅基地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合理分配。
两家人都不是柳各庄村的户籍，因此在房屋安置问题上，只能按照土地面积置换，最终只有宅基地的百分之七十。
何大海居住的宅基地总面积一共有五百三十平，按照百分之七十的换算比率，实际获赔面积只有三百七十一平。
由于于泊和何大海签订的房屋购买书面协议被判处无效，因此根据相关规定，房屋增值利益的百分之七十应该归属于买方，也就是何大海能分得两百多平米面积得补偿金，而于泊则有一百余平。
当时政府给出了几种安置房的面积供选择，而何大海和于泊则可以根据相应面积挑选安置房，在有差额的部分，当地政府会根据当时的市场价给予金现金补偿。
而在具体现金补偿中，又包含了分户、装修等几个方面，折合人民币有两百多万元。
在几个赔偿款项之中，有3个部分都和宅基地息息相关，因此根据相关规定，这一部分与宅基地相关的金额也应该采取三七分的方式。而何大海自然也是占数额较大的部分，其他和宅基地无关的项目赔偿则全部归于何大海。
所有补偿加在一起，双方都能得到安置房以及现金赔偿金额，何大海一家总计拥有安置面积和215万元的现金赔偿款。而于泊除了一百来平的安置房面积，还有近四十万元的现金赔偿款项。
至此，这场房屋纠纷案也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双方再没有因此而闹得不可开交。但不得不说，在利益面前，人的本性真是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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