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不知他的好，人到中年爱他却再得不到|人到中年|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花间派词人|苏轼|陶渊明|隐士

陶渊明在最后一任彭泽令上只干了八十多天，就挂冠去职，离职的时候欢呼雀跃地亮出了离职归隐宣言书——《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己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图 | 钱选《归去来辞图》©（局部）

从前诗经中有言“式微，式微，胡不归？”（《国风·邶风·式微》）高喊“天黑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陶渊明现在就是这种心情：“回去吧，回去吧，田园将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家？”他悔入樊笼。他归心似箭。

陶渊明辞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在离职宣言书中所提到的，他有个嫁到程家的妹妹在武昌去世了，他要赶去吊丧。第二个原因是，一个督邮到县里视察，大搞形式主义，耀武扬威。领导要求陶渊明“束带见之”，陶渊明不愿意屈节事人，点头哈腰戴上假面具陪人演戏，于是干脆辞职，留下一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陶渊明走的时候是十一月深秋，看到上任后播种的一茬庄稼成熟，便连夜收拾行装回去。船行在水面，清风徐徐，披月前进，陶渊明头一次恨天亮得太慢。终于看到自己的家了，孩子们挤在门庭等待，院子里的小路都快要荒芜了，松菊倒好端端长在那里。陶渊明倚在南窗下，看着院子里的花木，心里很愉快，再看远山不时冒出团团白云，化作阵阵山风抚过农田新苗，愈发觉得天地是如此的妩媚可爱。

回归田园后，陶渊明再一次热情拥抱农村的生活，或躬耕，或赏春，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共度时光。他把自己的田园生活如实记录，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题材：田园诗，一不小心开局即王炸。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

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眼之所见，耳之所闻，落在陶渊明心中，自然而诗意。

田园生活只有诗意吗？当然不是，种田是很辛苦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阳当空照，汗滴禾下土，一天下来四肢如铅灌注，腰酸背痛。有时候付出了劳动，一场暴风雨，一阵蝗虫过境，还会使得所有的心血白白浪费。这些现实陶渊明自然也是知道的，可是他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何以自安？况且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可以喝上几口浊酒，快乐也就真切地来了。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回田园躬耕使得陶渊明心头踏实，而喝酒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魏晋时人有两大流行爱好：一是嗑药（大多是吃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一般是有钱人才吃得起，对身体有害），二是喝酒。陶渊明不嗑药，但是他喝酒，并且写了《饮酒》组诗二十首，其他没有命名为“饮酒”的诗中也几乎篇篇皆有酒。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曾通过喝酒大醉避祸，当时的司马昭想和阮籍结亲，但是司马昭有篡位之心，阮籍不敢正面跟司马氏对抗，也不想把女儿嫁给司马氏，于是一醉就是两个月，压根没有给司马昭开口提亲的机会，也可以借着酒醉得到人的原谅。而陶渊明的喝酒，一般喝酒就是喝酒，兴来即饮，饮即得趣，有获得快乐的意味，却少了很多消极内涵。他有时会借着喝酒来议论人生，通过“君当恕醉人”（《饮酒》其二十）来开口谈一些时势敏感的人生话题。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九

图 | 仇英《桃源仙境图》©（局部）

陶渊明不当官以后越来越穷，通常没有多余的粮食匀去酿酒，也没有余钱去买酒，于是就有人想要投其所好，拿着好酒上门，要么请陶渊明出仕，要么问他一些天下大势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哪一种，陶渊明都是婉拒的。

有个田父一大清早从很远的地方提着酒上门，是为什么呢？自然不是像平时隔壁邻居那样，单纯请陶渊明一起尝尝新酿的浊酒，而是怀疑陶渊明跟时代不合。这个田父跟檀道济的目的差不多，他告诉陶渊明穿着破旧的衣服住在破烂的茅屋里，这样的隐居在他看来一点儿也不高尚。他又接着劝陶渊明不要标新立异，整个社会都以跟风从俗为好，那么你陶渊明为什么要拒绝做官跑回来惨兮兮地隐居呢？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田父这话跟渔父对屈原说的话是一样的，渔父说的是：“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陶渊明听完田父的话，没有像对当初檀道济那样直接连酒带人“请”出去，他先是礼貌地感谢了长者的忠告，又解释自己不出去做官不是为了追求高名，而是因为自己天生下来的秉性和气质就很少跟大家相同，所以天生就不适合做官。如果强行出去做官，反倒违背了本性，造成比饥寒病痛更大的痛苦。

图 | 石涛渊明诗意册页 ©

中国人关于仕和隐的观念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你以为的在朝廷做着大官，其实是朝隐；有时候你以为的山林归隐，其实是“山中宰相”或者“终南捷径”。就连隐逸本身，都被赋予了许多价值和大道理，将隐逸与“清高”和“风雅”划等号，玩成了一场狂欢。

西汉时期的辞赋家东方朔奉行的就是避世金马门，大隐隐于朝的哲学。东晋宰相谢安出身士族，青年时在东山隐居，后来朝中请他出山，谓之“为苍生起”（又叫东山再起）。同样士族出身的还有陶弘景，先仕齐，后隐居江苏茅山，开道教茅山宗，梁武帝即位后，朝廷中每有大事都会送书信去询问陶弘景，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更早的七十多岁的姜子牙垂钓渭河之滨，还有三国诸葛亮躬耕卧龙岗。

很多人以为非要隐一隐，才能凸显世外高人的样子。等到唐朝时，有个诗人卢藏用因为仕途不顺，有意去终南山隐居（终南山靠近都城长安），后来皇帝去了洛阳后，他又选择了去嵩山隐居，以此来吸引了朝廷的注意，出任高官。有看不起卢藏用的人把这种名为隐逸，实为求官的行为，调侃为“终南捷径”。好笑的是，以抢劫客商而暴富、穷奢极欲的石崇，都大谈隐逸的乐趣，为自己贴上隐士的标签。至于手拉手结伴隐居的（如王羲之一伙），更是隐逸的狂欢了。

陶渊明不愿意做官，是真隐士。那个将把陶诗划入中品的钟嵘，他非常推崇陶渊明的人品，高呼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然而，陶渊明归隐从来不是为了抬高身价，他的仕与隐任心而行，宋朝的苏轼说他是：“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

所以最后，陶渊明才能对田父的说辞保持平和，虽不同意田父的话，但他们还是高高兴兴地一起喝了酒，饮罢各走各的路。

头一个赏识陶渊明作品的人是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昭明太子），他一边读着陶渊明的诗文，一边想象陶渊明的品德。他在陶渊明逝世百年后疯狂收录陶渊明那些几乎亡佚的诗文，编纂成我国第一部文人专集《陶渊明集》，并亲为作序。文中开篇也先歌颂了一番隐逸为高的道理，最后才转到了陶渊明的创作上来：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萧统《陶渊明集序》节选

不管是看重人品也好，还是真的欣赏作品也好，陶渊明总算在业界有了一点名气。随后在唐宋各位名家那里，陶渊明的名气得到了指数式的提高，如王维、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大诗人纷纷主动为陶渊明背书。

苏轼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不仅写了124篇和陶诗（陶渊明所写的每一首诗，甚至还有疑似陶渊明的诗，苏轼都一一作了和诗，更亲自将其中109首结集编定，交给弟弟苏辙保管），各种拟陶诗，而且还凭借其大宋第一偶像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助推陶渊明登上顶尖诗人的榜单。

显然，苏轼将陶渊明奉为本命偶像：“只渊明，是前生”，“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轼又说：“渊明吾所师，夫子仍其后”，更是在自己的师从对象中将渊明置于孔夫子之上，比之圣贤了。

图 |【明】张鹏《渊明醉归图》©

唐朝时，大多数人主要认为陶渊明是个好酒脱俗的风流雅士，同时又不是很满意陶渊明的人生选择，颇多牢骚。等到宋朝时，随着理学的发达，陶渊明的醇儒气象和凛然气节，一下子契合了文人努力追求的理想。所以宋人开始有意识地将陶渊明偶像化，极力想将他推上神坛，给自己和世人树立一个可以师法的典范。

“渊明文名，至宋而极”（钱钟书《谈艺录》），宋人起了“造神”的头之后，世人对陶渊明的见解便开启了“神圣化”进程。

先是沈约修《宋书》（此处指的是南朝刘宋，注意区分唐朝之后的那个赵宋，是两个不同的王朝），他在书中说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指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诫，又为命子诗以贻之”（《宋书·隐逸传》）。

后人据此说添油加醋，将一顶名为“忠晋”的帽子扣在陶渊明头上。理由是：东晋时陶渊明所作文章，题的是年号，东晋亡了以后就只写甲子了，这是他“耻事二姓”的表现。加上陶渊明不愿意出仕刘宋王朝，入宋后更名为“潜”等等蛛丝马迹，人们便愈发自信地判定陶渊明是忠臣义士。

忠臣义士这个形象定义，渐渐获得了一大批拥趸，他们甚至把陶渊明与“忠绝”典范诸葛亮相提并论。宋朝辛弃疾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清朝龚自珍说：“陶潜却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不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谢枋得更直白，直接说陶渊明是“忠之至，义之尽也”。

光是定为忠臣义士还不够，因为陶渊明的平和内敛，陶渊明直接被看作是中国人“温良”性格的典型代表，更让其摇身一变成为高尚的凡人和中国文化的代表。

陶渊明有一名篇《桃花源记》，描写了一个世外仙境般的美好地方：

去那个地方的路上，会经过一片落英缤纷的桃花林，林下水草丰美。到了桃林尽头，入山，穿过一个极狭长的山洞，会来到山的另一面。那是个和美的世界。遥遥望去，土地平坦宽阔，田间小路消失处，是整齐的房舍。行近了，鸡鸣狗吠的声音越发清晰，孩子们在屋前嬉戏，老人在树下看孩子打闹，而青壮年分散在山间农田耕作。人人怡然自乐。

里面的人自先秦起避乱山中，与世隔绝。“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里没有秦灭六国，没有楚汉争霸，没有新莽篡汉，没有光武中兴，没有三国割据，没有魏晋更替，没有晋宋异代，历史似乎遗忘了这里，屏蔽去所有掠夺与反抗，伪善与阴谋。

这与老子向往的古代原始理想社会是很像的。它国家小，人民少，不需要军队，不用车船，有兵器却永远派不上用场，人们过着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国与国相邻，却没有战争，只能听着彼此的鸡鸣狗吠，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老子的“小国寡民”构想。

老子的构想着眼于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关系，继承了老子一贯的政治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出自一种哲学家的思维。陶渊明是以其作为诗人的感觉，构建了一个东方式的乌托邦。大胆到干脆连国家也不要了，帝王将相等阶级代表也不要了，放弃了封建制所有的套路，另起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这个世界里人人自由平等，精神富足。

“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是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袁版《中国文学史》）

桃源之美好，吸引了后世人不断地寻找和标榜所谓的真实桃源所在。他们无来由坚信桃源是真实存在的。现今以“桃源”自喻自名的地方就有十四、五之多，湖南常德有桃源观，四川酉阳有桃源洞，福建龙溪有桃源墟，江苏泗阳有桃源驿，安徽、浙江、山东、云南、贵州乃至东北等地都有宣称桃源所在地。史料征引与再创作证据一个不落，将这场桃源之争演变得越发炽热。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时，已经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念兹在兹的梦境，可遇不可求。武陵捕鱼人再寻桃源而不复得路，南阳高尚士刘子骥欲往寻也未果，“后遂无问津者”，这都说明了桃花源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但是创造了桃源梦的陶渊明，还是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他们用陶渊明精神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

上世纪鲁迅和朱光潜围绕陶渊明的“静穆之争”，再次激发了建国后陶渊明的研究热潮，对陶渊明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朱光潜认为：“渊明在情感生活上经过极端的苦闷，达到极端的和谐肃穆。”鲁迅反驳了这种超功利的“静穆说”，提出：“历来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鲁迅又接着说：“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所以陶渊明的文章很平和，是一种绚烂至极而归于平淡。、

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大大小小的起义与战争不可胜数。他的诗文里却几乎从不写帝王将相，也从未发表过谩骂农民起义的言论。换言之他不骂旧朝，也不骂新朝。世人扣在他头上的“忠晋”头衔，是立不住阵脚的。陶渊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固然跳不出君臣观念的束缚，但是他不想充当司马氏王朝的忠顺臣仆，更不满于刘宋新朝。因为这些更替的政权，自始至终都不是陶渊明理想中的圣贤明君。

陶渊明只想远离他们，去他的桃花源里过悠然自得的生活。

陶渊明被低估过，也被拔高过，然而真实的陶渊明是个很真率的人。萧统在为陶渊明立传时，就极力肯定他是个“颖脱不羁，任真自得”的人。苏轼最欣赏陶渊明的地方，也正是在于他的“真”，他说：“古今贤者，贵其真也。”

他想出仕就出仕，不讳言自己的穷，或者想要为天下苍生做一点事情，觉得做官有违本性，就马上辞官归田，而不求清高之名。回家种田，收成不好，全家挨饿，就去敲敲邻居的门讨要食物，等到自己收成好的时候，就杀鸡煮菜请邻居吃饭。他的人就是这样。

九月初九重阳时节，有菊而无酒，陶渊明就会坐在菊丛边，望着屋前小路。不久，一个白衣人翩跹而至，怀抱一壶好酒，正是江州新任的刺史王弘给他送酒来了。自归田后，陶渊明就尽量不与上层社会来往了，但王弘其人当时颇有清廉自守的名声，他既真诚待渊明，陶渊明便也与其欣然对饮。有时候其他人拜访陶渊明，请他喝酒，若陶渊明先喝醉了，会叫客人离开：“我醉欲眠，卿可去”。

偶尔，朋友聚饮，陶渊明喝得开心了，还会捧出一张琴。琴上没有琴弦，陶渊明刚好也不解音律，但这不影响他抚弄一番，兴致勃勃。他解释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陶渊明的真率大概就是这样。

此外，其实陶渊明种地种得不怎么样，“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草比豆苗更茂盛。加上陶渊明身体不好，患有疟疾以及脚有严重的风湿，而种地需要高强度的劳作，更令到陶渊明一面力不从心，一面病痛加剧。好在陶渊明在东篱下种了许多菊花，菊花泡水喝，正可去湿气，疏风热，清头目，降火拔毒，还可煎煮泡脚治脚上湿气。菊花在他，是知己，是佳色，更是良药。

陶渊明也知道贫苦生活带给身体的摧残，他自己在《饮酒》其十一中说：“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但他又坚信：“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这些话听起来很矛盾，仔细想想却又很合理。

贫病就算了，有时候现实生活更加残酷，叫“雪上加霜”，“祸不单行”。他在柴桑的家曾失火，不知道什么原因，大火将他家烧毁了，他们只好暂时住在船上，后来搬到了南村去。这场火烧光了陶渊明家不多的积蓄，贫上加贫。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但没有什么出息。他写过《命子》《责子》来训诫儿子们，字里行间晃动着陶渊明好气又好笑的神情。他略带夸张的口吻，戏说儿子们的缺点，像天下很多老父亲一样无奈极了，以至于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算了，假如天意如此，孩子们都不成器的话，那也没有办法了，我还是喝酒吧。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陶渊明《责子》

如果还有让陶渊明更为叹息的，大概只剩下年华逝去，当初的抱负没有实现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对于死亡本身，陶渊明看得很淡，“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他自知身体不好，恐不久大限将至，早早就给儿子们留了遗书——《与子俨等疏》。俨是陶渊明大儿子的名字，在遗书里陶渊明第一句是“告俨、俟、份、佚、佟”，点明了是写给孩子们的话，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已经亡故。

遗书中，陶渊明说自己不怕死，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唯一感到抱歉的是，他为了坚持内心的操守放弃做官，让孩子们得跟着忍饥挨饿。但是他不后悔这样的人生，反而觉得这一生过得非常的快乐，只是有些遗憾家人不能够理解他。最后他殷切寄语孩子们要做个好人，兄弟间相互扶持，不要为了钱反目成仇，这样子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图 |石涛渊明诗意册页©

写完给孩子们的遗书，陶渊明又给自己写了《自祭文》和挽辞。他平静地想象自己的死亡，想象自己的葬礼，设想自己死后的情形：哭灵，祭奠，出殡，下葬，吊唁的亲友们逐个离去，最后只剩自己枯木般的肉体寄存在棺木之内。他淡然地总结自己的一生，冷静得仿若讲着一个和自己毫无关联的人。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其三

他对自己死后的安排是：不起高坟，不植墓树，让人们在日月交替中自然忘记他这个人。生前的荣誉都已看轻，难道还会在乎死后的歌颂吗？人生实在很艰难，相比起来，死又算得了什么？

至于现世的遗憾，千言万语只汇聚成一句：“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这很陶渊明！

这样品性高洁的一个诗人，还有是会有人批评他的。原因就是他写了一篇赋，叫《闲情赋》。萧统很喜欢陶渊明的作品，唯独一篇作品除外，就是《闲情赋》。他称这篇赋是“白璧微瑕”，是陶渊明所有作品中的败笔。

《闲情赋》很长。陶渊明在赋里塑造了一位美人，这美人有倾城艳色，及无双德行。她惹得诗人想要亲近，却又顾虑重重。情感郁结于心，诗人便生发出十个愿望：想成为美人衣服上的领子，裙子上的腰带，头发上抹的膏油，画眉的黛粉，床上的竹席，脚上的绣花鞋，她白天的影子，夜晚照明的蜡烛，手中扇风的扇子，膝上的桐琴。只为了可以亲近美人，陪伴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