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安 | 中国区域国别学：全球视域与亚洲研究脉络下的理论探讨|世界历史|东亚|中国区域国别学|吴小安

本文作者吴小安教授

摘要

把全球视域与亚洲研究脉络相提并论，强调历史性的和比较性的透视，应该是考察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关怀。对于中国区域国别学而言，两个根本性问题是：其一，全球视域（包括世界史）与亚洲研究脉络到底意味着什么；其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概念和概念化与跨学科的关联到底在哪里。中国区域国别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领域，我们应该如何辩证地认识两者的重要关联与需要警示的吊诡陷阱。与国际区域研究比照，中国区域国别学惟有建立在各相关研究领域厚实基础上，才能做到对等与超越。

关键词

中国区域国别学；全球视域；亚洲研究；东南亚研究；华侨华人研究

把全球视域与亚洲研究脉络相提并论，强调历史性的和比较性的透视，应该是考察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关怀。换言之，全球视域与亚洲研究脉络，应该成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两个重要国际参照。围绕区域研究与区域国别学、跨学科与中国区域国别学，以及东南亚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三组重要主题，结合自己的观察与思考，笔者尝试对此进行一些初步的理论探讨，以请教方家。

本文作者著《区域与国别之间》

一、全球视域与亚洲研究脉络

公元前138年，西汉张骞率领一百多人使团从西安出使西域，是古代中国第一次由陆路向西打通西亚和欧洲通道的伟大创举，史书称之为“凿空”。1405年郑和沿中国东南沿海，经南海，从东往西下西洋，史书称之为“郑和下西洋”。1492年，哥伦布率船3艘、水手90余名，从西班牙巴罗斯港出发，横跨大西洋，发现新大陆，是西方也是人类由海路对于世界、对于地球的“凿空”，史书称之为“地理大发现”。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礼仪之争成为中西社会制度与政治权力关系的内在性差异焦点。1840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方坚船利炮震醒，然后是一系列中国屈辱战败与自强变法革命的近代史，折射的是中西之间现代化与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性差距。2013年，中国从国家层面正式推出以互联互通为链接的、以历史上陆上和海上两大商贸文化路线为框架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一带一路”与“全球南方”，彼此支撑、相互辉映，几乎“全覆盖地叠加在一起”。截至2022年8月，全世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促成了3 000个合作项目，带动了上万亿美元规模投资。中国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来中国人只有向外移民和对内请进来，几乎不会想到21世纪初中国海外人才回流和中国资本大规模走出去。中外之间，东西之间，天人之间，人类和国家的认识都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和革命性的过程。即使时至今日，很难说很多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就是世界的本真和全部，反过来亦然。政治经济发展、科技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相互交织，彼此关联，早已经构成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

荣新江著《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

无论战争与和平的视角，或者知识生产和智识创新的辩证性与工具性，或者现实生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任何一个国家和文明都不可能闭关自守，更何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知识谱系中，本土研究总是优先于域外研究，人文学科通常先发于社会科学，大国研究始终比小国研究受到重视，周边邻国关系往往优于边远国家关系。反过来，我与他、内与外、近与远、人文与科学、理论与实用、传统与创新等等，都是辩证统一的；跨学科交叉、新兴学科既是基于各个传统专门学科的厚实底蕴，又是源于各专门学科的发展与不足。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与世界，或者世界与中国，近代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变局与权力关系的深刻变化，都是范式转移与重新叙事的动力源泉，正如人类社会战争、革命、瘟疫与技术进步成为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推动力一样。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全球中国与区域国别学成为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核心，同样应该不会是例外。这里，范式转移至少有三点重要涵义：其一，历史地，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特别是18世纪末之前与18世纪末之后的发展反差；其二，相应地，是从汉学到中国研究的范式转移；其三，是当下全球中国的发展、全球南方的发展与人类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范式的不适应、不协调。

在区域国别学里，全球视域与亚洲研究脉络是两个彼此关联的根本性维度，前者关乎全球地缘战略大格局，后者关乎本国和本地区最直接的地缘政治经济与学术文化传统。美国是全球超级大国，美国的区域研究是美国中心的，关怀重点依次是美洲、欧洲、亚洲等；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国区域国别学是中国中心的，关怀重点依次是亚洲、欧美和非洲等。全球视域与亚洲研究脉络的双重背景，对于彰显中国特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方法论意义上，应该更是无法避免的。对于区域研究而言，90年代初开启的全球化进程，其意义在于把“民族国家”的单元放在“全球”层面上考察。同样地，对于21世纪初新一波区域研究而言，不仅全球视域下跨区域的比较研究，而且国际学术研究范式已经把地区的区域研究及其学人分别变成了国际化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共同体。

Josine Stremmelaar、Paul van der Velde编What about Asia? Revisiting Asian Studies

中国区域国别学是新世纪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学人从中国视角与学术传统出发，在借鉴国际学界已有的区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学科交叉融合为方法论特征，对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进行系统研究的、整体性的、创新性的学问。通俗地概括，中国区域国别学就是培养“懂语言、通国别、精领域”复合型专门人才；这不仅是针对教学和人才培养而言，而且更是对于研究与专业学人而言。中国区域国别学，既不是国际上“区域研究”的重复与翻版，也不是不吸收国际区域研究大量值得借鉴的优秀成果而言，而且更是有着鲜明的时代性与深刻的人类社会变革，以及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话语体系与理论关怀。这应该成为我们讨论的一个最根本性智识判断。经过十余年的学科建设和广大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区域国别学已经取得了可喜可贺的进步，出版了一批很有见地的论著和教材，涌现了一批以区域国别命名的新学刊。

罗林主编《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创新》

与区域国别学相关联，全球视域有两大维度的专门指涉：其一，是指近代以来地理的与世俗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进程、大框架与大视野；其二，是指国际知识生产的创新性、学术发展的国际化与相互交流，包括国际区域研究的学术史。如同（欧洲）殖民研究与（美国）区域研究不同性质的关系一样，亚洲研究的前身通常是指远东研究，此亦好比现代中国研究的前身是汉学研究的学科转型性质是一样的。对于中国区域国别学而言，亚洲研究至少有三大维度的专门涵义：其一，指亚洲研究既是一个大的框架，又是一个大的标签，成为区分其他各大洲研究的划分标识和构成亚洲内部各重要区域研究的共同标识。如同区域研究的实质性体现在于理论与方法论、国别研究与专题研究一样，亚洲研究的实质性更多地体现在构成亚洲的各区域研究、国别研究与专题研究。其二，指中国位于亚洲，是亚洲最古老文明、面积最大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研究是亚洲研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脱离亚洲研究脉络的中国区域国别学，既不现实，更不可能。这应该是中国区域国别学一个无法避免的基本出发点，如同拉丁美洲研究对于美国区域研究的意义是一样的。其三，很大程度上，亚洲研究是层级的与权力关系的，是有组织科研、研究机构与课程设置的重要框架，但其本身并不能构成绝大部分研究者真实的经验研究操作与分析工具。如同欧洲研究、非洲研究与美洲研究一样，亚洲研究是相对于全球研究而言，虽然有对外和对内界定的结构性共同特征，但是同样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虽然整体探讨亚洲研究整体性与亚洲内部各大板块之间的链接互动非常重要，但是亚洲研究覆盖范围太宏大、太广泛，需要做的细致厚实的基础工作非常多，后者的研究成为前者研究的前提。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概念与概念化的问题，三个“关联的基础”非常重要。首先是体现在对国际区域研究概念与理论的系统审视关联基础之上；其次是建立在中国区域国别学系列原创性个案研究关联基础之上；最后是反映在中国区域国别学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与理论方法论关联基础上。这是构成一个理论判断的逻辑常识。中国区域国别学中，对四个相互关联核心概念与概念化的认知是对该学科为什么做、做什么、如何做、面向谁做等议题讨论的基本学理：其一是区域的概念；其二是国别的概念；其三是学的概念；其四是跨学科的概念。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中笔者交替、关联使用“区域”与“地区”、“区域研究”与“地区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国际区域研究”与“中国区域国别学”等几组密切相关、却又不尽相同的重要概念，不是因为不加区分地使用，更不是进一步模糊与混淆，而是为了在特定历史、空间与文本脉络里，更清楚地辨析明了各自的关联与差异。

《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1辑

二、区域研究与区域国别学

（一）先谈区域研究。区域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范式，二战后冷战背景下主要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然后在国际上盛行，迄今已经有近80年的历史发展。区域研究究竟是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还是一个学科，几十年前国际学界各学科领军学人已经进行了系列开放、严肃和有益的探讨。除了中英文对专业概念存在的语言与文化符号的模糊暨差异外，无论哪一种意见，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两大鲜明共识与事实是：其一，区域研究是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特别是几个主要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其二，区域研究在国际上发展已经很成熟，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一直在与时俱进地拓展和完善，包括学科的界定张力、跨学科的交叉融合等等，无论是共识或是分歧，合作或者竞争，各相关主要学科和主要地区研究学术带头人进行了持续的、系列的和有益的讨论。比较而言，国际区域研究的学术发展史，与新中国成立、高等学校重组、照搬苏联学科设置模式和政治上重视对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等系列新的历史时期相对应，都是受大变局的深刻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开始设立一批外国问题研究所，主要以翻译与介绍为主。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和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华南和中部等地区省份大学或社科院或专门院校，中国重建或重组了一批富有地域优势与学科特色的、以“国际问题研究”为共同标识的科研院所。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以国际“区域研究”冠名，实际上这些研究所就是专门从事区域研究的。

《区域国别学》创刊号

一个重要悖论是，“区域国别学”设为一级学科后，学界有一种明显倾向，即似乎一定要明确地贴上“区域国别”便签的研究院才会是名正言顺的。这其实是误解。更有意思的是，反倒是原来本来专攻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拉美等研究院，或者国际关系学院，却显得冷冷清清，甚至赶趟另外专门挂牌“区域国别院”，否则好像就不是做“区域国别”研究似的。这应该更是误解。一个具有借鉴意义的有趣现象是，在国际上英文出版的著作，书名如果包括Area Studies(“区域研究”)，一般都是关于全球的、或者地区的“区域研究”，或者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和学术史的著作，或者说是各不同学科的区域研究学人在同一平台上关于区域研究的跨学科经验探索，而不是某一具体的、实证的、深度的区域研究专题著作（monograph)。这一点，对于中国区域国别学关于学科理论方法论与具体专题研究的不同性质的辨析，应该会有特别启示意义。上述认知显著的模糊性与差异性，应该是源于国际学科与中国高校学科制的内在不同性质，前者是普世的专业学术智识分类范畴，后者是中国特色的学科组织与体制管理范畴。

在拙著《区域与国别之间》中，笔者曾写道“作为范式的传统标签，殖民研究是欧洲的，区域研究是美国的，地域研究是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则是中国的”。究其实，笔者主要是为了强调传统标签的时间与空间的政治文化标识的差异。作为范式谱系的前世今生，并不等于说，实际上，笔者也没有说，美国的区域研究、日本的地域研究和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本身就没有共同性了。恰恰相反，作为学术谱系和脉络，上述这些不同文化传统标签的研究范式中，其基本共同性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呈现如此相同与不同的特点？这应该同样地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严肃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Ariel I. Ahram等编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Methodological Rationales & Cross-Regional Applications

这里，笔者想进一步阐明的是，从历史进程与谱系发展视角，区域研究，对于美国而言，是另起炉灶，几乎从零开始的。区域研究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研究范式，然而不同的是，作为老牌殖民主义宗主国，战后几十年里，欧洲区域研究转型政治上一直挣扎、小心翼翼与曲曲折折的：前一阶段主要是从去殖民化与去欧洲中心论，更从发展研究与非西方研究等新框架标签寻求新庇护和新路径，后一阶段从后殖民、后现代和全球化等新范式中吸取新源泉和新动力。反倒是日本、澳洲、新加坡等地区，由于没有欧洲沉重的历史包袱，加之地缘政治经济形势需要，20世纪60年代后这些国家的区域研究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特别是区域研究与民族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和区域安全暨经贸合作密切联动，一直做得有声有色。

Andreas Wimmer著Nation Building: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

（二）再谈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客观存在，在中国已经是学科，而且是一级交叉学科设置。中文与中国学术话语意义上，区域国别学包括三层涵义：其一，区域；其二，国别；其三，“学”。若将“区域国别”并列为一个单元，则是两层涵义。区域国别，或者说，区域与国别，或者国别与区域，其实是光秃的、没有个性的和内涵的分类名词组合体。如果说，他们具有学术与学科的内涵与意义，包括方法论的内涵与意义。这就是“学”的维度。为什么要用“区域国别“并列的，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元素了（笔者特意不用“中国特色”，以示区分）。“学”的意义上，区域国别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区域是区域国别学的核心标识，是位于全球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分类框架；国别是构成区域的内在要素与分析单元，是区域之所以构成区域的基本单位。

世界是整体的，也是板块的和分层的，是按照地理的、族群的、宗教的、文明的、政治的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不同维度分类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构成上述各种分类的一般原则与特征；反过来，它们彼此又构成了作为研究视角维度分析单元与身份认同的相互规定。上述分类、范畴与原则的边界，很多时候，既重叠又分离，有时候界限分明，有时候相互交叉。地理的、社会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规定往往成为区域政治经济共同体。地理层面，世界是由大洲和大洋构成的；权力关系层面，世界是由地区构成的，民族国家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在世界与地区之间，是超级大国与核心国家；在地区与民族国家之间，是核心国家与中小国家。世界的权力关系是关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关于研究组成世界的各个地区是如何运作的。作为地理的、物质的性质板块链接与作为政治经济一体化、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维度重叠，地区或者地区主义，特别是全球化与国际化双重进程在超国家领土层面上的重要反映。所以，区域研究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区域既是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区域，又是构成世界整体各相关结构性板块维度中的地区；同样地，民族国家既是构成地缘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区域的民族国家，又是构成世界政治经济地图谱系中主权的民族国家；此外，无论是区域或是民族国家，都是构成全球视域下跨区域比较研究维度的分析单元和经验研究切入。

彼得·卡赞斯坦著《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

区域研究，有时候又称地区研究，是关于民族国家是如何在区域内与区域外，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框架内如何运作的。从近两百多年现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一方面是帝国与王国、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国家等基本层级单元，另一方面是地缘政治、地域经济与地缘文化；两者相结合，构成现代世界秩序与国际政治权力关系的基本框架与重要动力。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帝国与殖民地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单元，超级大国、大国、核心国家与中小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分类，与东西方文明、南北方经济等大的结构标识，构成了国际社会层级与权力关系的新分类标签。

如同国际上区域研究中的一组英文概念area和region的关联一样，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对应一组中文概念就是“区域”和“国别”。中国区域国别学中，“区域”与“国别”概念是两个层级与属性分别明显不同的指涉，但在这个特别组合术语中，却又是相互说明的、彼此支撑而成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性概念，如前所言字面上大致是国际上的“区域研究”一样的意思。中文语境中，虽然存在“区域”与“地区”之分，但英文“region”的中文翻译很多时候是互通的，有时翻译为“区域”，有时翻译为“地区”。实际上，英文语境中，“area”和“region”指涉是不尽相同的，前者同时包括社会文化的维度，后者主要是物质性质的与政治经济的维度。不少学人，有时从两个概念组合的中文字面意义，而非作为区域研究范式的学理性与学术史脉络维度理解，可能是当下中国学界对于区域国别学出现明显分歧的一个重要因素。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国际上，不同学科的学人对于“区域”的理解与使用也是有差别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可能更偏向使用“area”，政治学人与经济学人则倾向于使用“region”。虽然也有地理等维度，“area”同时具有超地理的、智识的、特别是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专门维度；“region”首先是物质性规定，特别是冷战时期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概念，冷战后自贸区与社会经济发展超国家的组织概念和社会文化认同。区域的形成是地理的链接、国家的联盟、市场共同体和社会文化认同；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区”的概念，或者“区域”的概念，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单元与动力。如同大洲大洋和民族国家分类一样，区域国别是划分世界的一种中性范畴。整体而言，区域国别是世界的构成基本框架和单元；本质上，却是相对于中国之外看世界的一种知识论视角；换言之，是指以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板块为分析框架和标识的世界划分。更重要的是，区域研究中，民族国家通常是区域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

那么，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认识“国别”？区域国别学中，国别与区域并列并用，具体界定与意义在哪里？在上述背景下，“国别”标签的工具性意义与陷阱又是什么？反过来，对应地审视与思考，窃以为，至少三个重要的界定共识是必须明确的：其一，“区域”作为一种国别单位的关联和依托的参照暨框架。其二，“区域”作为一种学科分类空间的标识与关联，与世界和大洲等一二级层级分类相对应，区域大致作为第三级空间界定是具有简约明了而专门的方法论意义。其三，在区域国别学里，一个不成文的重要共识是：“国别”，是具有特定现实的与智识的重要维度指涉的，或者指核心大国，或者指轴心中小国家，或者指相对重要性的支点盟国。在“区域”概念框架下，“国别”作为分析单元，或者地方的选择或者个案研究作为指向国别研究的工具性选择意义，是具有一样关怀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果“国别”作为与地区平行的学科界定的标签，就会让我们的核心参照标识更加扩大、更加难以辨识。

同样地，关于学与学科，厘清三组核心关系非常重要：其一，学与研究。分层看，“学”首先是学习，与研究相对应，学是研究的前提基础；学生主要是学习，与老师相对应，老师也始终需要学习；研究固然是创新，首先本身需要学习。平行看，学与研究是同质同义的，英文都是“study”即是明证。专门看，“学”，相对而言指教学；是谓教学与研究的关系。其二，学与学科。作为某一领域的专门学问，“学”概念标识的使用，是严谨的，不是随意的；是相关专门知识的集成，不是朴素的；是超越的和有专业共同体共识的，是有专业标识和标准的。一般地，“学”有双重涵义，既指教学，又指研究，特别是专门领域与专业为基础的某一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是谓学为学科的基石和前提。其三，学科与跨学科。“学”首先是学科的前提与基础，学科则是跨学科的前提与基础，跨学科是学科交叉与融合；学科是学术史更长久的科学分类，跨学科主要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科学探索；无论学科还是跨学科，都是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关怀和发展大势，也是科研院所机构组织设置的原则指针和基石。简言之，三个层级的关系是：第一组维度构成第二组维度的前提，第二组维度成为第三组维度的条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椰壳碗外的人生》

三、跨学科与中国区域国别学

（一）先谈跨学科。学科建设的与时俱进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当代国际学界一个最鲜明的特征，而且发展趋势锐不可当、无法逆转；区域国别学恰恰是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其最鲜明特色的学科定位。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置与交叉学科的定位，中国区域国别学虽然落后于国际学界几十年，然而其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性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毫无疑义的。从长时段的学术史脉络，笔者曾经专门讨论过国际旧区域研究与新区域研究。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新世纪的、跨学科的中国区域国别学，既不是故步自封的，更不是闭关自守的，而是开放交流、兼容并蓄的。鉴此，一个亟待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与国际区域研究历史相比较，目前中国区域国别学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这个基本判断应该构成讨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区域国别学，作为学科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更好地、更全面深入了解外部国家和地区的知识，而且是更深入地把握，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新的变动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研究全球谱系下（空间的、族群的与文明的）不同地区与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异同性，对于我们丰富理解当代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差异性是必不可少的。区域国别学是中国特色的，是当下中国关于域外国家在区域框架下、以学科融合为特征的学问。

张蕴岭主编《国际区域学概论》

中国区域国别学核心意义应该在于如下三个鲜明的根本性特征：其一，以包括中国、包括亚洲、包括东方的全球南方的新经验和新研究，检视、丰富与完善以西方社会与文明为经验基础的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系统知识、概念、理论与模式，乃至经验与教训。换言之，中国区域国别学不仅是服务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而且服务于人类文明知识生产与理论体系的需要。其二，作为“他者”的与“他山之石”的学问，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独特性在于，西方国家、西方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研究，对于中国而言，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他者”，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与全球南方的研究对象一样重要。需要特别指出的，这里中国对于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不是指长期以来中国学界翻译引进大量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也不是指近年来由中国政府出资面向西方国家翻译介绍当代中国学人代表性优秀成果，而是中国学人自己深入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具有深刻中国元素的、面向国际专业学界的原创性系列研究成果。其三，以中国视角、中国学人和中国学术传统，结合国际学术研究主要先进成果而形成的创新性系列研究，积极与国际学界同仁交流，不仅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国际话语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文明互鉴中，相互交流、共赢发展。

当下中国一个基本学科生态判断是：跨学科融合或者交叉学科融合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双重使命同时并举；传统学科与时俱进建设与新兴学科建设双重同时并举，传统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发展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依然在路上、没有完成。这里存在几个基本历史背景前提：第一，跨学科有品质的融合，在中国，起步更晚，虽然口头宣言最近几十年比较多。所以，跨学科融合或交叉学科融合与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双重使命同时并举。第二，同样，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起步也是非常晚的，虽然最近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单一的社会科学学科与时俱进建设与新兴一级学科双重建设同时并举。第三，跨地区，是新时代，新方向，新趋势；不仅针对区域研究的问题与危机，而且是新形势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亮点。然而，问题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比较薄弱，我们的区域国别学科不久前才开始起步，我们的研究才开始重新出发。跨地区视野下的区域国别学，应该是有一个厚实基础和基本前提的。所以，在中国大学，传统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发展，在中国的历史建设使命依然任重道远，依然在路上，依然没有完成。

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编委会主编《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二）再谈中国区域国别学。迄今为止，中国区域国别学概念化讨论主要是围绕学科设置论证这个中心议题展开的，而不是围绕区域国别学专题研究的核心层面。学科的设置，国家已经明确，这里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这里，与概念化的问题有意义的讨论应该是院所的设置问题。一般地，全世界区域国别研究院都是有限定词规定的原则，几乎没有为空乏的、光头的“区域国别研究院”。设置规定的原则，要么是加上“国际的” “全球的”限制词，要么加上专门“大洲的”“地区的”限制词。而且，不成文的规则也有二：其一，国别的专攻，至少是两个国别特色优势；其二，学科的专攻，至少是两个学科特色优势。

碰到的专业问题，最直接的通常有二：其一，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是国际上的区域研究吗？如果是，为什么要加一个“国别”并列或限制词呢？如果不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其二，中文“区域国别学”如何翻译成最不变味的英文呢？如果直译，明显变味，甚至笑掉大牙；如果意译，最后不就还是成了国际上的“区域研究”吗？

区域国别学英文翻译的问题，反映出中国“区域国别学”面临的一个困境：如果直接用area studies，那么不仅需要解释，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用“区域研究”这个简明的术语，而要采用“区域国别学”这个很特别的术语；而且我们更需要解释，中国“区域国别学”为啥80年后仍从国家战略层面要大张旗鼓地推进呢？如果不用area studies，那么对比80年来国际的区域研究，新时期下中国“区域国别学”创新点到底在哪里？

作为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与作为对应专业机构的研究院所的命名与定位，又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却无法回避的重要专业问题。实际上，讨论“区域国别学”术语英文翻译时，不可避免涉及的另外一个密切关联、容易混淆的问题是：实施“区域国别学”的学术机构到底应该如何明确各自的学术与学科定位、专业学术分工（国内外）与特色优势。除了中国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指涉外，关于“区域国别学”，如下几个基本点维度规定问题的探讨，应该非常重要：

其一，与元概念、元理论、元方法论维度对应，区域国别的概念，首先应该是策略性或战略性或工具性的方法论概念，是用以更好地、更全面地、更科学地理解整体性的、总体性的、原理性的关于人类社会与世界的学问。如同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论特色“田野调查”一样，我们需要学理地、审视地使用，不能赶时髦、贴标签地套用。“田野调查”一词，当下就像区域的概念，或者区域国别的概念一样，目前学界用得太滥、太随意、太没有门槛，是令人痛心的。田野，英文是field；田野调查，英文是fieldwork；顾名思义，是指research in the field，或者，work in the field。田野调查是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最重要手段，一个不正常的悖论是：以前，当我们很穷，没有机会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时候，我们以为能够有机会收集第一手资料就能够做好第一流的学问。如今，当我们有很好的条件收集第一手资料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仅把自己认为的所有未见的资料理所当然地视为第一手资料，而且走捷径把对资料的直接汇编当作研究与结题的重要替代。

杨丹主编《区域国别学：全球视野》

其二，在上述前提意义上，如果说地区国别概念具有内涵维度的标识意义，那么内涵维度则应该特别指向作为整体或总体构成的各大具体单元，包括大洲与大洋、地区与次地区、国家与次国家等不同层级的、且相互区别又相互说明的系列规定，例如族群、宗教、文明、语言，以及国家层级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等等。

其三，只有在上述两大前提下，我们探讨作为一级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才真正具有根本性的学术意义与令人鼓舞的可行性和前景。在这个假定前提下，于是至少另外三个比较关联是基本必不可少的探讨：（1）作为交叉学科或跨学科，与其他单一学科的重要关联和张力；（2）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关联，特别是云计算、大数据、学科交叉与团队合作、全球治理、区域合作组织、经济一体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大趋势、大发展。（3）在某一专门区域内区域与国别之间，或者区域与区域之间，作为组织学术科研平台与作为实施科研项目过程，如何处理单一学科与学科交叉、某一专门研究课题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框架之间的重要互动与张力的问题。

Edith W. Clowes、Shelly Jarrett Bromberg主编Area Studies in the Global Age: Community, Place, Identity

笔者曾经指出过，中文字面学理理解里，区域与国别、区域研究等存在多种误区。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如下三种最容易混淆、最需要澄清的误区：

其一，以为区域国别是相互平行或连接的单元，其实是误解。区域与国别之间，其实是密切关联、相互规定、彼此支撑的辩证统一关系，不是平行关系，不是连接关系。在区域国别学的现实图谱中，区域是国别的框架，国别是区域的构成；区域的形成，是以地理的、历史的、政治经济的和社会文化要素的共同性链接为支撑的。与历史上的帝国不同，区域是地理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共同架构”，不一定构成“联盟组织”；区域组织是超国家的联盟当代的国际关系与地区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地域政治经济组织。在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实践中，一方面，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区域，才是研究分析的基本单元，虽然区域大背景、大框架和大进程的依托是新的重要考量；在全球学术研究分类管理图谱中，另一方面，是区域，而不是国别，构成全球学术共同体凝聚的共同标识。

其二，汉学与中国研究的关系就是智识与文化误区的明证。就区域研究范式的参照而言，汉学不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因为其学科研究方法属于东方学的人文传统。中国研究则不然，是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社会科学研究的升级建构。相应地，两组关系需要明确。汉学，实际上，严格的是指中国海外对传统历史地理与典籍文化的研究，最典型的是日本与欧洲的汉学界。在中国国内，学界对此则称为国学。汉学研究不等同于汉学。顾名思义，汉学研究是对于汉学的研究，严格地说是属于汉学学术史与汉学评论的智识范畴。汉学研究，另外一种通常的涵义主要是研究中心、研究所等实体专门机构联系在一起，比如，汉学研究中心。这里，“研究”，与其说是与“汉学”相关联，毋宁说更与“研究中心相关联”。问题是，日常的误读通常是“汉学研究”。这是问题的原因所在。另一个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是通常所谓的“汉学院”，很少称之为“汉学研究院”。

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

其三，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四个交叉支撑学科，分别是世界历史、外国语言文学、法学和应用经济学。世界历史是中国特色的学科分类，一般指历史学。除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政治学、文学（包括文化研究）和地理学，对于区域国别学一直非常重要。以为国关与国政做区域国别，其实是误解。区域国别研究，国内外都不是他们碗里的菜。外国语学院做区域国别，其实只对了一部分。国外的外国语学院是这样，国内的外国语学院，至少目前为止，几乎不做，或者大多没有任何实质性研究。中国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置的重要智识与学科考量，正是针对当下外国语学院重语言、轻学科训练的长期结构失衡。

《区域史研究》创刊号

四、东南亚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

（一）先谈东南亚研究。前现代时期，在亚洲区域内，东南亚长期受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深刻影响；16世纪开始，东南亚长期受欧美殖民主义的统治，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鉴此，至少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前，本土的东南亚研究几乎就是空白，主要是域外大国、特别是欧洲殖民宗主国的历史记录与知识生产。二战后国际区域研究谱系中，东南亚研究是样板，是区域研究一马当先的和知识生产政治化的试验场，也是最活跃和最国际化的枢纽站；东南亚研究不仅吸引了欧、美、日、澳地区顶尖学府的顶尖人才，而且为东南亚地区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学人，后者成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研究的核心动力。

国际东南亚研究谱系里，美国几乎是从零开始，欧洲拥有长达几个世纪的研究历史，中国虽然与外界隔离，没有与区域研究正式对接，对于东南亚古代史料记载却最为丰富。一个明显的悖论是，从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研究谱系看，权力关系的动力框架依然是围绕世界大国所在的地区，那里的区域研究始终是引领国际区域研究的智识中心。就亚洲研究而言，譬如，以中日为中心的东亚研究始终是亚洲研究中基础最深厚、队伍最庞大、势力最强大的。这同时也是全球区域研究谱系中知识生产的一个显著的根本特征。战后国际东南亚研究两次重要转型：其一是二战后英美霸权易手、全球冷战、地区热战的产物，知识生产与国家安全密切关联，民族主义、殖民地对宗主国霸权反抗；其二是冷战结束后，后殖民主义思潮与全球反恐怖主义相互交织，南方对北方不平等的反抗，以及北方对南方发展不平衡的反弹。两波重大热潮，都是去霸权：前者是殖民地去殖民宗主国、美国去欧洲的霸权；后者是亚非拉南方去美欧智识霸权，新加坡和来自东南亚的区域研究者成为东南亚研究的生力军。

Laurie J. Sears主编Knowing Southeast Asian Subjects

战后国际东南亚研究的历史发展，在东南亚地区内，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六七十年代为第一波，八九十年代为第二波，21世纪开始为第三波。相应地，人才队伍主要是三股力量：来自欧洲前殖民官员出身的学者、来自欧美大学非东南亚地区的教授和毕业生与欧美大学为东南亚本土地区培养的毕业生。这些核心力量，与东南亚国家大学的建立，特别是东南亚研究院系与专门研究所设立同步进行，成为东南亚地区内部推动东南亚研究的重要力量。在东南亚地区外，虽然美国是后起者与新一波区域研究的动力中心，但是欧美主要大学关于东南亚研究的合作却一直是很密切的，也是很有成效的，如伦敦大学与康奈尔大学之间建立的长期合作机制即是明证。更重要的是，在更大范围内，欧美之间文明与智识传统、人才流动与交流合作，始终是畅通的与相互滋补的。从这个重要的国际维度看，应该对于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和国际化，都是非常重要的智识框架和动力源泉。

与区域外相比，区域内东南亚研究一个突出的不同特征是，一方面，作为本国与邻国的研究始终最为重要；另一方面，本国之外的东南亚国家研究才是“东南亚研究”系科范围。这与中国的东亚研究、亚洲研究、世界史研究情况非常类似。在中国，东亚研究基本是没有中国的，亚洲研究基本是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世界史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当下学界已经对此警示和反思，做出有益的改变尝试，但是学术探索与改变之路，不容乐观，依然任重而道远。与美国东南亚研究相比，当初区域研究兴起时美国大学连教材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中国区域国别学虽然正式起步比较晚、研究起点比较低，然而研究条件和基础要优越得多。

对于中国东南亚研究而言，东南亚地区的特别意义在于：其一，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地缘政治经济的链接，陆上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是这样，海上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如此。其二，东南亚华人。其三，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四，东盟在大国之间的重要性。亚洲之外在中美、中欧、中俄、中澳之间，亚洲之内在中日、中印之间，东盟具有举足轻重的、不可替代的战略重要性。

Paul Kratoska等主编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二）再谈华侨华人研究。华侨华人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政治性术语，也是一个相对性较强的专业名字；华侨华人不是一个泛指的中华族群概念，而是专门指保留中国国籍的、居住在国外的中国移民，以及指获得外国国籍的、在住在国落叶生根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华侨华人研究，当然是以研究作为移民的华侨华人为主题对象的，既包括移民历史、社会文化调试、族群关系、政治参与和经济发展等相关专门课题，又包括研究他们与祖籍国中国、与住在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轴心关系，同时还包括全球移民与全球各地区华人移民的比较维度。直至90年代华侨华人概念正式使用之前，一般都泛称为华侨，或者海外华人。海外华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其次北美几十年前通常包括台港澳地区。鉴此，作为一个重要专门领域，华侨华人研究主要与东南亚研究兴起几乎是同步的；作为亚洲冷战背景下的国际汉学或现代中国研究，华侨华人研究与台港澳、闽粤侨乡研究迅速链接，成为华侨华人和海外现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动力。

以学科范畴论，华侨华人研究，国际上一般主要包括两种维度：其一，作为移民研究的范畴。这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二，作为中国研究的范畴。这是东亚研究的领域，特别是海外中国研究的范畴。进一步延伸，华侨华人研究却远远超越了上述两大学科范畴。华侨华人研究涉及移民、族群、文化、商业网络与身份认同等很多重要领域，既是跨学科的，又是跨地域，同时是全球的和人类共同议题的。例如，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专门范畴，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已经成为东南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华侨华人研究已经同时成为亚裔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由于与祖籍国中国的关系互动，由于在住在国地区的重要性（如东南亚和北美），华侨华人也始终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议题。目前，世界上华侨华人有6 000万人左右，一直是中国革命与国家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动力。例如，东南亚华人研究一直是东南亚研究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无论是国际的东南亚研究，还是东南亚地区内的东南亚研究，无论是历史学人，还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界，或者经济学家，遑论汉学家。再譬如，美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既属于传统的东亚研究的范畴，又属于新兴热门的亚裔研究的范畴，同时属于移民、族群与跨文化研究等不同科系、学科交叉的专门领域。所以，作为区域国别学专门特色的重要领域，华侨华人研究具有独特的跨学科、跨地域和跨文化研究的重大理论与方法论意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东南亚华人是东南亚地区形成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区域研究中，东南亚华人不仅是华侨华人研究最重要的动力源泉，而且被视为东南亚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东南亚地区最密切关联的，东南亚华人是华侨华人研究最重要的动力。华侨华人研究与二战后反殖民主义、新兴民族国家独立运动密切相关的，也是与美国的区域研究兴起稍后不久。这是华侨华人研究兴起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时期。华侨华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后至世纪之交，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华侨华人研究与跨国研究、网络研究、文化研究、身份认同研究密切关联的重要时期。

本文作者、黄子坚主编《全球视野下的马新华人研究》

五、余论

本文认为，一方面，全球视域与亚洲研究脉络应该是我们探讨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概念与概念化的重要框架，惟如此才能更好地彰显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不同特色和意义，我们不能为中国区域国别学而中国区域国别学。另一方面，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当然是需要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应该成为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试验场。与国际区域研究比照，中国区域国别学惟有建立在各相关研究领域厚实基础上，才能做到对等与超越。作为余论，如下三个基本认知判断，无论成熟与否，可能值得与学界同仁分享。作为几十年从事区域研究的一介学人，窃以为，这些认知判断应该不会是杞人忧天，更不会是妄自菲薄。

其一，区域国别学当下是显学，大有可为，但是我们依然处在中国区域国别学这座辉煌灿烂的智识宝库外，还远远没有深入大厦内；对此，中国学人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都说区域国别学是“大国之学”，若是，则是指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主体国家学术关怀而言，而非现实中所谓大国治理的“霸权之学”。换言之，当下中国区域国别学更是全球发展之学、全球和平之学和文明互鉴之学，或者全球治理之学。这应该是当下中国区域国别学与当初国际区域研究的初衷一个最根本的不同点。国际上，区域研究一直是边缘地区与中间地带的整体性学问，而非中心和主流；必须承认，这是区域研究学科与知识霸权关系的一个长期生态。当然，与主流和霸权相比较，边缘性总是相对的和工具性的，同时也是会发生变化的、甚至会转换的；这是边缘性与他者对于中心与主体再审视与再认识的方法论工具性意义之所在。中国区域国别学也不会是例外，对此学界应该保持高度自觉。

其二，鉴于国际区域研究学术史发展脉络，中国区域国别学，需要谨防两种极端智识论：一方面，是吸取“欧洲中心论”的教训，谨防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中国视角和中国话语而不自觉地陷入“中国中心论”的吊诡和圈套。若不幸如此，这应该是严重违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初衷的。另一方面，要借鉴国际、特别是欧美日区域研究积累的有益经验与先进成果，始终秉持开放互鉴与合作交流的多元包容文化学术传统，始终“预流”应该才是自主话语体系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术初心。这应该成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特色的专业共识。

其三，比照国际，中国区域国别学并不是孤立的中国学科建构与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而是世纪大变局下新一轮国际区域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冷战中的国际区域研究为旧区域研究，冷战后全球化视域下的国际区域研究为新区域研究，那么，新世纪开始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则应该是新一轮国际区域研究新发展和新阶段。长期以来，国际区域研究的许多先进成果一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区域国别学实际上早已经成为国际区域研究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是中国区域国别学面临的重要挑战。新世纪中国区域国别学是否能够实现其既定的学术与学科使命，在国际上是否能够真正达到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预期目标，将取决于接下来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中国新一代学人区域国别课题研究是否能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同样地，比照国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区域国别学也不只是封闭的、孤立的脱离中国人文学科与中国其他学科领域的学问，两者之间是相互成就、彼此支撑、相得益彰的，如同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密不可分的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