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寻求改变国际秩序：问题却在于是否能融入？
《意见》的出台，标志着“规范有序”的历史行动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治理。
不仅如此，在两个毫不动摇中，对民营经济的定位，一直是“鼓励、支持与引导。”《意见》则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发展壮大”的表述。
为什么说是标志性的？
不妨回味一下从２０２０年底到２０２１年底对民企的规范治理的过程：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４日上海的金融会议上，马云放言：“如果银行不改变，那我们就改变银行”。结果，蚂蚁金服上市立即叫停，被改变的不是银行，而是蚂蚁金服。
不久之后，２０２１年７月中旬，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裁定书，将昔日龙头房企恒大集团的资金链危机暴露在广大网友面前。这其实中介开始，很快，一些地方立即断供，并且无条件地收回了恒大的诸多土地资源。恒大陷入心死的局面。
接下来是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７日，司马南发文：《中科院贱卖13亿国有资产白送泰山会?》；到现在主流媒体对联想的问题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意味着让舆论自己去发酵，虽然联想的大股东还是中科院。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新东方官宣退场！结束了在教培行业的主导地位。
所有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都有一个指向，即：对民营企业资本无序扩张的雷霆一击。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允许“发展壮大”，又当如何看待私人资本垄断的问题？民营又如何避免“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
应该说不存在一种量化的概念，是定向的概念。
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内涵，那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点：以非公经济为主导。私人资本完全可以扩大，但是，不能试图去主导市场，那就会遭遇到雷霆一击。
蚂蚁金服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案例。
叶檀说蚂蚁金服是一个神奇的公司，没有什么事是它搞不惦的，的确，金融中介上市这本身就很神奇，这种事叶檀不加评论，也无法去评论。单纯谈经济，其实，蚂蚁金服那点小家当谈不上什么私人资本的垄断，高科技只是一种名义，一种应用而已。
黄奇帆的批评是：蚂蚁金服用三十亿资金撬动了千亿的业务量，当年净利润一百多亿，普而不惠。一百多亿的利润率太高了，但是，这个量级相对于银行年利润２３０００亿，简直是九牛一毛，零头的零头也没有，垄断也无从谈起，在中国只有国企业垄断，中国的私人资本垄断的可能性接近零，新行业可以折腾几年，真有垄断的能力了，行政会立即干预，有一万种办法。
也可以说，规范有序并不真的是私人资本垄断了中国经济，而是申明一种政策方向，未来，将是国企天下。
蚂蚁金服取消上市，用孤立的事件说，没什么不妥。蚂蚁金服多少玩了点空手道的搏击术，评估说，成功上市能撬动二万亿的量级，即便如此，与银行比也是树与原始森林的关系。蚂蚁金服真正的问题，也不在黄先生说 普而不惠，谁又普而惠之了？真正的问题在风险，与控制风险的主导地位，说是通过大数据，为中小微企业开了一条绿色通道，用的还是银行的钱，把利润留给了自己，把风险留给了银行。当然，转折点是想”改变银行“，忘记了谁是主导。
所以，无序扩张不是定量的，是定向，要以公有经济主导为边际，跨越了就是无序扩张，没有跨越就是”发展壮大“。
《意见》出台的意义又是什么？为什么阶段性地结束了“规范有序”的治理？
这就是清华大学课题组谈到的“规范有序”治理的收缩性影响。２０２２年中国经济遭遇到了一个冬天；所有问题与矛盾都在这一年集中爆发了，ＧＤＰ免费守住了３％；企业利润下滑７％，贸易在年底第四季度是一个断崖，中美贸易谈判以去中国化的方式定格了；当年的七月青年失业率创出２１．６％的历史记录，八月干脆不公布了。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要想经济快速复苏，就必须让民营经济在收缩性的状态中重建信心，否则毫无可能；有人会说，民营不干了滚蛋，有国营撑着；理论上也成立，改革开放前不也是清一色的国企天下吗？但是，经济是一种层垒的过程，民营支持了４亿的就业岗位，不是哪个口力劳动者一动嘴巴，明天社会就能提供出来，那不是天方夜谭，那是根本没长脑子。如果要置换民营经济５６７８９，在国企改革解决了效率问题后，需要四十年。
对私有经营中不规范的治理，完全必要，这是一个长久的课题，毕竟很多民营的起点太低了，不能为了发展，就不顾一切地扩张，但是，这不应该是国企与民企的逻辑对立；中国经济的主导是财政，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都是在给财政打工，这种所有制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未来的主体都将是多元化，二元思维定式将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的管理。私也不是什么罪恶，谁又不是私？一个没有私的公，正如没有家的国，它永远也不会是人类的理想，除非智能机器人统治了人类，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不是共性，是个性。
《意见》指向性很明显，是在唤醒退却的民间资本。
虽然允许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了，对心理上高度紧张的民营来说，仍然会有一个存疑：何处是边际？这个问题不讲透，民营又如何重建信心？
允许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是权宜，还是未来？
元芳怎么看？
谁养谁的问题：信马克思，还是信米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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