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新中国镇反期间，南京政府接到群众举报，称当地有个摆茶水摊的老头子是国民党大特务，曾做过很多残害共产党的坏事。
很快，这个老头子就被抓捕，经查实，证明他曾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核心高层，政府于是决定对他进行重判。
然而，就在宣判前，老头突然向法官高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为党立过功，陈赓将军可以为我作证！”
法官大感讶异，为慎重起见，他赶紧向陈赓同志寄信求证。此时，陈赓正远在朝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信寄出三个月后，他们才收到回信。
在信中，陈赓证实了这个国民党特务确实是我党安插在中统的红色特工，最终，他才得以获救。
这个大特务，就是曾经为我党立下不少汗马功劳的双面间谍杨登瀛。
1893年，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出生于广东香山县。此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积弱积贫的晚清时期，饱受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肆意欺压之苦。
国内开始掀起爱国主义运动，一众有志之士纷纷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和思想，以图振兴风雨飘摇中的祖国。
杨登瀛自小就深受爱国主义热潮影响，他也决心到国外去学习先进思想，回来报效祖国。
19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在留学期间，他深入地学习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他在留学期间还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并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1919年，杨登瀛学成归国后，正好碰上国内爆发五四运动，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次运动大潮中，并进一步坚定了投身救国的信念。
随后，他先后在上海的日本洋行任职，及在几家日本通讯社当撰稿员。
由于擅长交际，又博学多识，他很快就结识了各门各派的人物，这其中，有共产党、国民党，甚至青帮大佬杨剑虹也是他的至交好友，交际网遍布黑白两道。
心怀拳拳报国之情的他，同时也紧密关注政治动向，积极寻求报国机会。
1924年，国共建立合作关系，举行国民大革命。杨登瀛加入了国民党，在他看来，加入武装强大的国民党，可以更好地投身救国行动中。
然而，1927年，随着国民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进行大肆清算、残害。
杨登瀛对蒋介石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参与到讨蒋的行动中。随后，他被蒋介石投入大牢，幸得蔡元培搭救才重获自由。
出来一年后，杨登瀛的青帮好友兼同乡杨剑虹突然找上他，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
杨登瀛是在上海日本洋行工作时认识的杨剑虹，两人都十分注重同乡情分，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经过深入接触，杨登瀛还了解到，杨剑虹不仅是洋务工会负责人，还是青帮大佬。
那么，杨剑虹怎么会与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扯上关系呢？
原来，1928年，蒋介石成立了党务调查科，也就是后来的中统特务组织，并任命陈立夫为调查科主任。
陈立夫决定拉拢上海青帮的力量，就找到了他的亲信杨剑虹。杨剑虹想到老乡杨登瀛在上海人脉广阔，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引荐他担任上海特派员。
就这样，在好友杨剑虹的诚意邀约下，杨登瀛加入了中统担当情报员。
不过，他内心却经常感到苦闷，因为一方面，他信仰的是马列主义；另一方面，他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感到心灰意冷。
他特意找到共产党好友陈养山倾诉自己的心思。俩人在1925年就相识，陈养山经常向杨登瀛学日语，加上俩人都喜欢探讨马列主义思想，于是成为了好朋友。
陈养山是共产党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直接受命于周恩来和陈赓。他了解到杨登瀛的心意后，赶紧向周恩来和陈赓汇报。
周恩来和陈赓先前就听闻过杨登瀛是国民党的人，但也知道他曾经讨伐过蒋介石，于是一致认为值得争取他过来为我党工作。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将他发展成中央特科的成员，帮助我党打入国民党高层内部获取情报。周恩来还特意下令，陈赓可与杨登瀛单线联系，无需经过中转。
很快，陈赓就与杨登瀛碰上了面。杨登瀛跟陈赓讲述了自己加入中统实属不得已，又表明自己愿意为共产党工作。
陈赓对他表示了自己的理解，跟他传达了组织上的意思。杨登瀛答应了组织的要求，愿意成为中共红色特工，打入国民党高层为中共获取情报。
为了帮助杨登瀛更好地打入国民党高层，陈赓答应定期给他透露一些中共的内部文件和情报，以及每个月给他300大洋的经费。
同时，组织还给他配了一辆汽车，安排了一个秘书，负责帮他传达情报给组织。
就这样，杨登瀛成了中共史上的第一个双面间谍。
成为红色特工后，杨登瀛在为我党搜集情报、安插内线进中统和营救被捕党员等方面立下了不少功劳。
1928年4月15日，周恩来接到紧急消息，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英租界巡捕房抓走了！
来报信的是中央特科的女特工贺治华，也就是朱德的前妻。
周恩来跟中央特科同志开会讨论后，认为是特科出了内鬼，因为罗亦农的行踪是绝密的，他在我党安排的一处小洋楼被抓走，肯定是内部人员泄露了他的踪迹。
周恩来思索一番，对贺治华和何家兴夫妇提出了质疑，其中一个疑点是他们夫妻俩最近一段时间沉迷上海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生活作风完全脱离了组织的宗旨。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罗亦农被抓的当天，何家兴也在现场，却怎么会安然无恙？
于是，周恩来命令同志们暗中调查他们夫妇俩，同时吩咐陈赓联系杨登瀛，叫他向巡捕房打探消息。
巡捕房抓获到共产党后，通常会转移给中统，然后顺便捞点交易费什么的。杨登瀛作为中统安排在上海的一员干事，平时就需要跟巡捕房对接。
这天，杨登瀛就接到巡捕房叫他前往的消息，他赶紧赶过去，果不其然，对方告诉他，日前有对中国夫妇向巡捕房供出了罗亦农的行踪，还给他们提供了三百五十多名上海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名单。
杨登瀛听了顿时倒抽一口凉气，这要是不及时得到消息，那几百名地下党员可就危险了。
他表面装出平静的样子，笑着问对方，“有这等好事，他们不会平白无故这么大方吧？”
对方随即回应，这对中国夫妇要求5万美金和护照。
为进一步确定中国夫妇的身份，杨登瀛又刺探了一番，得知他俩经常出入上海某舞厅，女的还会讲德语，走路有点脚跛。
这正好是跟贺治华的身份特质不谋而合，杨登瀛回去后，赶紧向组织汇报情报。
中央特科得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作出营救罗亦农和铲除叛徒贺治华夫妇的行动。组织决定在巡捕房引渡罗亦农时采取劫囚车的方案解救他。
可惜的是，中央特科最终没能赶得及解救出罗亦农。租界巡捕房在得知罗亦农的身份后，提前将罗亦农移交给国民党，在劝降无果后，蒋介石下令将他杀害。
同时，叛徒贺治华夫妇也不知所踪。陈赓推测他俩生活作风腐败成瘾，势必再次流连于舞厅一带，于是专门在舞厅附近守等他们。
4月24日晚，他们就发现二人出现在一家舞厅，特工随后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落脚点。
4月25日凌晨，陈赓亲自带队直击他们家中，何家兴吓得赶紧要跳窗逃跑，陈赓立即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而同样挨了一枪的贺治华却最终侥幸活了下来，直到1939年才去世。
这次我党不仅揪出了贺治华夫妇这对叛徒，还凭着杨登瀛提供的消息，提前把三百多名被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转移，进而解除了他们的危险。
可以说，这次行动，杨登瀛功不可没。
1930年7月，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接到上级陈立夫的消息，称有个叫“黄第洪”地下共产党要投靠国民党，并且这个人与周恩来、刘伯承等中共高层人员关系紧密。
陈立夫命令徐恩曾与这个黄第洪对接，协助他为中统效力。
这个黄第洪确实是中共地下党，他于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同一批的学员还有左权、陈明仁等。
毕业后，老师周恩来看他能力出众，就把他留在学习政治部任职。随后在1925年底组织又派遣他到苏联学习了5年。
谁知，黄第洪去到苏联后，没有磨炼到革命意志，而是在安逸的生活中习惯了享乐。
1930年4月他回国后，又看到国内弥漫白色恐怖气氛，一心寻求舒适、安全生活的他，便起了异心。
1930年5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召开后，他不服从组织上派他前往苏北的命令，在被组织送出上海后，又悄悄地返回来。
他随后致信周恩来，称自己已暴露身份，请求周恩来给他另外安排一份工作；同时，他也开始另谋出路，想方设法地给校长蒋介石寄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愿意为国民党效力的心迹。
蒋介石得知他与中共高层走得近，有他做内应，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于是，就将他交给中统部门。
徐恩曾将黄弟洪叛变的消息告诉了手下得力干将——时任上海特派员的杨登瀛，并吩咐他负责跟黄第洪接头。
听到这个消息后，杨登瀛赶紧向中央特科密报，组织上收到情报，马上对黄第洪进行隔离调查。
杨登瀛随后开始尝试与黄第洪接头，不过，警惕性极高的黄第洪刚开始不愿露面，在试探了两次后，他才出现在两人相约的南京路邮电局。
黄第洪很有诚意地向杨登瀛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并告诉他自己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的关系。他又向杨登瀛提出，下次见面，会约上周恩来一起来。
周恩来接到黄第洪的邀约，故意同意会应约前往，而其实，他早已经从杨登瀛的情报中得知他要出卖自己了。
这天，是黄第洪和周恩来相约见面的日子，按照计划，他们是在一个城隍庙西街口见面。
黄第洪自然也提前把地址给了杨登瀛，按照他的完美策划，周恩来一露面，杨登瀛他们就马上可以把他活捉，那他黄第洪可就立了头等大功了，以后在中统要飞黄腾达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
得意忘形的黄第洪便朝着城隍庙方向走去，正当他刚刚到达约定地点，突然面前窜出一对骑着自行车的人，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对着他胸口砰砰开了两枪。
黄第洪瞬间倒地毙命。为了追求自己的富贵安逸生活，他不惜出卖自己的恩师，最后却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真是可悲可恨。
只是他到死也不会知道，跟他接触的中统特工杨登瀛，竟然也是中共特科的红色间谍!
不仅黄第洪死得稀里糊涂，连中统头目们也被搞得一头懵，怎么中共的消息会这么灵通呢？他们自然不会怀疑到自己最信任的手下杨登瀛身上。
于是，黄第洪的事件就这样过去了。
经过一次次与中央特科的默契合作，杨登瀛接下来的特工任务更加得心应手了。
除了协助揪出叛徒贺治华夫妻、黄第洪之外，杨登瀛还参与了侦破叛徒白鑫、戴冰石、刘鼎；解救任弼时、关向应等行动，为中央特科屡屡献功。
1931年，他还成功地把钱壮飞安插进了中统。
然而，就在这一年，杨登瀛却摊上事了。
这一年，中央特工负责人顾顺章被国民党抓获，为求自保，他将中共中央的机密和盘托出，包括和他一起共事的地下工作者名单。
幸好，被杨登瀛安插进中统的卧底钱壮飞及时将情报上报组织，才避免了组织遭受大覆灭的灾难。
陈赓担心杨登瀛的身份也将暴露，就提醒他要格外小心，还劝他先到别处躲避一下风头，但杨登瀛认为自己在中统内部，又深得上司信任，不会有危险。
不过，很快，他就被中统以叛变名义抓进了监狱，在监狱中，他还与陈赓碰头了。
当时，陈赓身体不好，杨登瀛利用自己在中统的人脉，帮他争取一间环境比较舒适的牢房。
在面对中统逼问时，他也死守口风，坚决否认自己是中共特工，不愿出卖任何一个中共地下工作者。
在被关押了半年后，中统的张道藩念及过往旧情，就出面保释，杨登瀛这才被释放出来。
自此，他就被踢出了中统特务部门，同时，也由于顾顺章叛变事故，给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带来巨大的风险，迫使他们不得不转移阵地到农村继续战斗，杨登瀛出来后，就与中共地下组织失去了联系。
自此，杨登瀛就告别了他的双面间谍生涯，1934年，他被调往南京当国民党反省院副院长，这其实是一个毫无实权的闲职。
解放后，杨登瀛回归普通百姓生活，晚年更是靠着摆小摊卖茶水、香烟为生，日子过得潦倒困顿。
在被抓捕后，杨登瀛开始对自己过往的红色特工身份只字不提，或许他只想在太平年代过着平静的普通老百姓生活。
想当初，他无论是加入国民党，还是后来成为中共红色特工，都是抱着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使命而来，并非为了个人名利和飞黄腾达。
这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到了最后危急关头，才道出自己的另一个真实身份。
杨登瀛被释放后，还获陈赓邀约见面叙旧；得知他生活拮据，组织上也为他争取到每月100元的生活补贴，而他的两个孩子，也最终加入了共产党。
然而，到了那个特殊年代，他再次以“中统身份”被带到北京，遭受到各种折磨的他，却始终没有做出任何伤害同志们的事情。
1969年，杨登瀛病重去世，弥留之际，他对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也不是内奸，更不是什么叛徒，具体我算个什么样的人，自己也讲不清楚，但周恩来知道我的贡献……”
确实如此，杨登瀛年轻时的选择，都是秉承着救国救民的初心，而他为了这个目的，并不顾及自己具体的身份是什么，工作的形式是什么，对他而言，能够为挽救国家作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就足矣。
在那个年代，还有很多像他那样不计个人名利和得失的爱国分子，他们最终或是默默无闻地退出历史舞台，甚或是被时代误解，但他们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人。
正如周恩来在弥留之际留下的话：“一切为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不要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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