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流亡记
李祀海口述 徐伯荣整理
我于1935年2月在重庆报考上首都卫戍司令部学兵队，在南京受训一年后分配到警卫二团一营一连二排任中尉排长，担负起保卫南京社会秩序和政府机关的任务。社会上的人喊我们卫成的兵“贴心豆瓣”。因为卫戌是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效劳的。
司令官是唐生智，他的湖南兵占了一大半，纪律严格，待遇好（我一个月要领50元法币，能买6石多白米），当了一年多排官后，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恨，军民都要求枪口一致对外。国民党的重兵摆在京沪线上制止日军南侵。
1937年12月日军从浙江金山卫登陆直取上海，消息传来，全城震惊。第二天，我们奉命修筑工事，挖战壕、装沙包，拾条石，力图阻挡日军西进南京。（哪晓得我们修的工事不仅没有阻止日军，反而在后来的大撤退中成了绊脚石，许多老百姓在逃亡中因战壕受阻，娃娃越不过障碍，逃亡的人群象潮水一样涌，踩死了好多人啊！）
我们刚修了两天工事， 12月11日晚上-10点钟左右，突然从长江北岸浦口和北郊燕子矶方向上空升起了五颜六色的信号弹，接着，日本军队几十门大炮就向城里轰击，攻击的目标最先是光华门和飞机场。我们警卫连驻守在雨花台，离光华门很近，不到几分钟，就看见光华门和飞机场着火。这时日本飞机3架一组，密密麻麻的在南京城上空盘旋投弹，不到一小时功夫，金陵城内外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人喊马叫。
特别是飞机场汽油库被炸，火光映红了秦淮河和长江水。开初，我们还以为日军想给我们一点颜色看看，结果才知是想把中国人往死里整理：飞机轰炸越来越猛，炮击越来越密，我从工事暗堡往外看；在枪眼大的视线内，借着火光看见地上躺着两三百人的尸体，有老人、小孩、青壮年和妇女，有宪兵、警察、也有下力的劳苦人。我心凉了，眼泪水包也包不住的直往外流，日本人好歹毒啊！三排长唐益民是湖南人，他是唐生智的老乡，气得眼睛冒火，牙齿咬得格崩格崩响，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炮声更密集了，一幢幢房屋被炸垮，弹片横飞。湖北人一排长朱家志试探地问唐益民：“你看我们怎么办？”唐答：“没有命令，坚守阵地。看来唐排长是准备为国捐躯了。人就是这样，人家都不怕死，未必我还怕死吗？不怕你飞机大炮有好凶，解决战斗占领阵地还是要靠步兵。那天夜里，孙连附召集我们3个排长开了一个短会，商量可能发生的事情和对付的办法。孙连附说：“周连长到团里去了，明天早晨就能得到可靠的消息。大家回去后把弟兄们稳住，天亮见分晓，军人要报国。”孙连附交代完，我就回到暗堡。弟兄们都想知道是拼还是撤，我把孙连附的意见传达给弟兄们。
正在这时，突然从逃难的人山人海中爆发出欢呼声，原来是我们驻扎在狮子山的高射炮打响了，日本飞机被打着了火，拖着一股黑烟，一个倒栽冲不知栽到哪个阴曹地府去了。由于高射炮的还击，日本飞机逃得无影无踪。但是浦口方面的日本炮兵阵地却加强了火力，它和燕子矶炮兵阵地共同对付我军狮子山炮兵，整整对抗了两个多钟头，我军的炮兵阵地悄无声息了，唐益民排长脸色十分难看。我晓得，他的堂兄就是狮子山炮兵阵地的参谋，炮兵阵地炸平了，想来他堂兄一定为國牺牲了。
整个晚上，我想眼晴都没眨一下，眼巴巴望到12月12日的天亮。周连长回来了，青风黑脸，半天不说一句话。我晓得事态严重，不便动问。还是唐排长直爽，他说：“周哥，啥封住你嘴巴，无非上刀山，下油锅，你说，我们早准备好了。
“周连长拿眼睛看了一眼他的湖南老乡，气咻咻地说：“活不成也死不了。英国使馆今天早晨给宪兵司令部和卫戍司令部的人讲，昨夜跑出南京的部队就让他们跑好了，没有跑的，英国人不能看到中国军队惨遭杀害，跟日本人办了交涉，凡交出武器的一律优待，要抵抗的一律杀光。周连长把话说完，空气立刻紧张起来。缴枪等于向日军投降，不缴枪在敌强我弱、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大家心里都明白是啥子结果。这时，我们都沉默着一言不发。周连长心里也很焦急，他不能让部下去商量缴枪还是不缴枪的问题。
“缴他个球：”唐排长义愤填膺，“杀死我们这么多同胞，还给他缴枪？”
“不缴。”我赞成唐益民的主张。
“我也赞成不缴枪。大家得想个办法。日本飞机大炮炸死我们那么多同胞，现在我们连一个日本兵都还没有看见，要拼，向谁拼？我们也不能在这里等死。”周连长说：“宁死也不缴枪。现在大家加强监视，等待唐司令官的命令再决定行动。“我们是下级军官，只能做到这些。
中午时分，我们听说宪兵有两个团投降缴枪了，消息可靠不可靠，谁也不清楚。我军狮子山炮台被摧毁，日本飞机“黑寡妇”在天空横冲直撞，投弹、扫射，大炮轰鸣，南京城里一片惨景，户骨血海惨不忍睹，大家饿得头昏眼花。约在下午两点多.钟，我们接到司令部的正式撤退命令。
命令说要保存有生力量；绝不投降日本人，在天黑后撤退，目标是巢湖。周连长和我们3 个排官一起研究了撤退计划、路线、预防措施及可能发生的突然情况。等到天黑，夜幕下我们全连人冲出雨花台后就散得七零八落。12号晚上逃亡的军民最多，人挤人，人踩人，只见人头涌动，我们都是踩着尸体往外撤的。到了13号凌晨5点，我们来到板桥。这是去安徽的必经之路，所以聚集的难民特别多，少说也有六七万吧。
当我们正要想找一点吃食的时候，听到中央电台广播日本人枪杀中国投降官兵。电台广播说：12日上午接受英国使馆调停，撤出武器的某部官兵向日本军队投降，日方将投诚官兵集中于捐江门；依次检查“虎口”（军人手掌“虎口”有持枪茧痕）后，集体屠杀。爱国的同胞们，投降没有出路，拿起武器抗战到底，收复山河，收复南京。
唐益民排长听完广播道：“如何？日本鬼子不是善菩萨。” 这时，经过几十里逃难只剩下了我和唐排长4个人了。虽说逃出了南京城，天上的飞机还是不断地轰炸、扫射，逃难的人群里不时有炮弹爆炸，狭窄的公路上尸体纵横。
一天一夜，粒米未粘，饿得我四肢无力，实在走不动了。唐益民不忍心丢下我，他说扶我去采石镇。我明白如留下来，日本鬼子占领南京，我肯定是死路一条，我不甘心死在日本人手里；要逃亡，就要增加唐排长的负担，我望着唐益民，感激他的关照。他为我找了一一根木棍，让我撑着走，他再扶着我。
逃难的人群中，恐慌、饥饿笼罩着大家。从采石到含山的路上，日本人的飞机又来了，不知是汉奸出卖了难民，还是难民暴露了目标？14号下午4点多钟，天气阴惨惨的，我们拖着无力的双腿到了西埠，连一口水都没捞到喝。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了，唐益民把我们让进一个沙沟里，正当他准备下沙沟时，突然一块炸弹破片飞来，一下子切断了唐益民的腰，立即身首分家。我一看惊呆了，不知哪来的力量，跃出沙沟，抱着唐排长的尸体大叫· 他的名字。回答我的是血流如注的殷红鲜血。唐排长牺牲了，我们不能忍受他的尸体暴露荒野，把他放进沙沟，十分艰难的用手弄来黄沙把唐排长的遗体掩盖住。
唐排长死后，剩下我们3人相依为命。一个是六班班长，湖南人，叫郑合三。另一个是士兵，也是湖南人，姓刘，名字我忘记了，唐益民叫他刘子。郑合三对我说：“李排长，到我们湖南去吧，我们生死都在一块儿。”也只有这条路了。那晚，我给刘子两块硬洋让他去买点吃的。刘子在一户农家买来二十多个熟鸡蛋和几个冷馍，这真是救命粮啊。
流亡到含山那天夜里，实在是困乏极了，我们住在无粮的军，粮仓库里，满满的人挤人的睡了一仓各式各样部队的官兵。睡到。半夜过后，突然听到沉闷的炮声，不知是从哪一个角落里响起了“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的惊叫声，使人毛骨悚然。顿时，秩序大乱，大家不愿当俘虏，争先恐后的破门而出，借着朦朦月色，牵线线的往清溪集逃去。在逃难途中，含山城被炸，又是一片火光，不知又有多少父老兄弟死于口本人的枪炮中。
经过那一夜的折腾，郑班长和刘讶子被冲散了，他们是死是活，我不知道，我随逃难的人第二天上午到了清溪。从南京出来，我只知道警卫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孤独和悲伤爬上心头，很不是滋味。我的军装被血浸得僵硬。我发现逃难的人群中，穿军装的人越来越少，我这套“黄马褂”就特别显眼了。
正当我为难之时，偶然首都警察厅警官颜振洲看见了我。他是我在南京认识的唯一的四川人，比我大两三岁，家住铜梁县，是1935年到南京当警官的。他乡遇故知，十分亲热。他看到我一副狼独相说：“快把‘鬼皮”（指军装）换了，老百姓要说你是逃兵。”我哭笑不得，在哪里去换一套便装？颜振洲说，有办法。我们逃难到巢湖一老百姓家，我拿出一个钢洋向老乡换一身便装。老乡见我是逃难的人，很可怜我，说：“我给你一套旧衣服穿吧，这个年头钱有啥用。”我长了21岁，第一次在危难中受到人家的接济；眼泪水包都包不住。
从巢湖到安庆，我们这些难民舍大路而抄小路。天气越来越冷了，寒冬腊月我穿着一件单衣冷得直哆嗦，为了不当亡国奴，拼老命也要回四川。经过6天奔波，终于到了长江边的一大港口一安庆。这里和江西接壤，相对来说比南京要安全些。
在安庆招商局等船票的有一两千人，长长的队伍排了两条街。我和颜振洲轮换排队，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上半夜，一个下半夜。那时长江正值枯水季节，大轮船只到宜昌不进川，小轮船到重庆的又太少，两天才一班船，等得人心焦。有天早晨，我发现在排队买票的队伍中，冻死了一个老者，大家一片叹息声，后来还是招商局的工人用一床席子将尸裹着运走了。
我们终于乘上了招商局的江裕轮。这船是由安庆开往万县的，真是谢天谢地，庆幸能够回四川了。可是，在上船的那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一自古男儿报效国家，抵御外侮，不是班师凯旋，也是马草裹尸，而今，我算啥子呢？没有了军人的气概，换一身老百姓的便服，裹挑在逃难的灾民中，苟且偷生逃命。
我越睡不着，翻身越勤，惊动了颜振洲，他问我为啥不睡，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颜旺了眨眼说：“你想那么多干啥子，想多了肚皮要痛。上头不抵抗，我们有啥法子？从日本人占上海攻破南京才几天，那么多中央军都撤了，我们这些警察算老几，如果上面喊打，我颜振洲要跑，把我当汉奸、卖国贼办我也心甘情愿。我们哪个想当亡国奴？我们才二十多岁，日子还长，遇到抗日的主子，我颜振洲这八斤半（指脑袋）还舍得。”我不能反驳，颜振洲说的不无道理。
江裕轮上载了五六百人，凡乎都是从南京，苏州逃出来的难民，行李稀少，晚上睡在统仓里仅有一床军用线毯，男男女女你挤我，我挤你和衣而睡。说真的，这比起在安徽逃难时不知好了多少倍。
1938年元旦后，我和颜振洲到了万县。两人蓬头垢面，模样和大众叫花子差不了多少，包包里的钱也用光了，可说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颜振洲想找船回重庆铜梁，听他说他家境况还可以，叫我去他家住段时间再谋生计。我默许了。在万县等船时，我们没事在城里闲逛，我偶尔看见万县警备司令部有张布告，司令官叫刘光钰。我高兴得差一一点叫起来。刘光钰是我们资阳县鼎鼎有名的人物，他在万县当了司令，对我这个小同乡不会见死不救的。我向颜振洲说了，叫他同我一起去见刘司令。颜说他不想吃粮当兵了，要回家乡找点事做，他希望我有了办法他才离开。当天，我不好就这副穷酸相去见老乡，而是买了一纸素笺，把我的遭遇全写在上面（我的毛笔字是很漂亮的），写好后，用一个大信封装了，在信封上书写了几个大字
呈资阳同乡
刘光钰司令官台展
晚生李祀海拜上
上午是书，下午警备司令部一位书记官就来栈房找我，开初眉头一皱，继而热情地和我行了握手礼，遂带我去见刘司令官。刘司令官用两个小时问明了南京失守的详细情况后，大骂政府无能，接着叫我理发、换装。他说：“你在南京是中尉排长，在我这里还是中尉排长，不升不降，以后好好干，论功行赏。第三天刘司令官为颜振洲找到去重庆的轮船，我们洒泪而别。至此，结束了我们流亡四千里的难民生活。我与颜振洲也再未见过面。
后来我在万县警备司令部干了一年多，于1939年考上黄埔军校，毕业后又走上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
日寇所拍摄的南京撤退国民党士兵。图片来自百度。
日寇所摄南京郊外惨遭鬼子屠杀的中国人遗体，层层叠叠，铺满大地。图片来自百度。
本文节选自
1995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 内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12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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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不鼓吹民族仇恨，只展示历史瞬间。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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