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通胀的可能性，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居民收入不提高，怎么可能通胀？劝我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这位网友错了，很可能就是错在高考时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学的太好了。
通胀是货币现象，钱没有到居民手里，不等于整个社会中货币都没有表现。
阿根廷通胀率高，并不是因为居民收入太高了；大难临头时，米莱疯魔般地把政府机构干的只剩了九大部门，为什么？你不花钱，有人在花。同样，加发货币多半也不是因为居民收入太低。中国现在有强烈的通胀的冲动，各地方财政基本上都是入不敷出；以前是依赖土地出让金维持正常运转，现在是发行特别国债，这就存在一个化债的问题，经济的大背景决定了化不了债，那就一定会以通胀的方式稀释债务，跟居民收入提高还是降低没必然关系；这就是中国现象，居民收入低，该通胀还是会通胀。
一切都是房地产惹的祸？我们姑且接受这样的说法，不然呢？
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为8万多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量级？接近当年国企民企银行利润的总和，２０２１年国企业总利润４万多亿，民企与银行各为２万多亿；土地出让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形式是开发商在交地租，最终要摊入综合成本，占了房价的６０％。也就是说土地出让金是业主六个口袋撑起来的，占了居民７０％的流动性，这部分是不计入消费者价格指数的。
钱都被房地产虹吸了，还想怎么刺激消费？
可问题就来了，如此巨大的收入，当年除上海，全国所有地方财政都是入不敷出，这才是魔咒。
中国是出了名的高税率，企业税没少收，２０２１年民企交税为９２４１２亿元，是民企当年利润的３．４倍；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大量的融资，地方财政却纷纷告急，贵州直接给上面打报告，说是无力解决债务问题，请上面给出个主意，怎么办？
上面又能怎么办？
发行特别国债，去年底一万亿的特别国债全给地方用，不用还了；特别国债要以政府信用背书，地方财政还有这种信用吗？那就央行托底，做了一个入场买国债的动作，是给社会提个醒，是背书的背书。但这等于是在加印钞票了，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坐在通胀的风口上。
说到底，还是经济大格局有问题，房地产的困境也反映出整体经济偏弱。
经济下行的压力实际上早就发生了，非常巧合，经济增速的下滑与民间资本、境外资本的退出正相关，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口力劳动者们对民营经济的批判，伴随着剥削、剩余价值、血淋的资本家的声讨，仿佛中国一下要实现共同富裕了，实际的场景并不那么理想主义；过去的十年，政策一直是靠投资和扩大财政赤字阻击衰退，但还是呈现出年均0.33的递弱。
林毅夫是投资驱动的支持者，这种支持也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批判精神，他曾经严厉痛斥支持消费驱动的学者：那些提议转向消费型的人，不是不懂经济学，就是不怀好意。
这种批评太革命，不应该出现于学界。
林毅夫心怀善意地预言中国经济将以年均两位数增长，一直增长二十年；不料，时代辜负了他善意；从他预言后，中国经济再也没有上过两位数，而是一路走来，伴着铺满小路秋叶，从保9，保8，保7，保6，保5，2022年在疫情冲击和外部去中国化倾向的叠加下，勉强守住了3%。
中国式的凯恩斯主义结束了，虽然中国其实很不凯恩斯。
经济工作会议的总基调明确提出：要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这是对林毅夫善意的否定，对“不怀好意”的学者的肯定，但是，有点晚了。
中国经济由于二元结构的特定模式，投资拉动或者说以债务增长驱动模式拉动经济，己经定义了通胀到来的底层逻辑。当下经济表现为收缩，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上不来，并不是货币供应太少，是资源错配的引起现象。由于资源配置脱离了市场的主导，加入了意识形态与所有制的选择，解决不了低效的问题，这就成了一个大漏斗，市场与居民收入不是货币供应太少，而是供应的货币没有引导到居民的手中，是在无节制地增加“成本”，不但没有转换成消费，还堆起了债务的大山。
所以，从经济的大背景看，收缩的现象不是货币供应的问题，是货币由于资源错配，到不了居民手里，转换不成消费，大量的货币已经成了异质资产、债务、贪污与浪费的代名词；居民缺钱，生活依旧。这还真让樊钢说中了：中国老百姓只要维持住最低工资水平，不造反就行了。地方财政可不行，又要发债务，又要化债，处于两难之中；地方的任务是“既要又要”，正如楼市的新规，你去不了存量，就限制你的土拍；于是，又有了另一个中国式的问题：在通缩的时代玩涨价。
既然是缩，理论上应该加印钞票，增加货币供应；这会有风险，因为中国式的通缩不是因为货币供应少了，是让大漏斗漏了，越加发风险越大；那就现实点：涨价。
与政府关系比较直接的行业都动起来了，水、电、煤、气、香烟、石油、大宗商品更是受国际通胀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上涨的预期，高铁也耐不住寂寞了。这些方面，消费者议价能力很低，是被动接受，可是消费者收入总量并没有提高，也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强行涨价，不太可能提高ＣＰＩ；对家庭主妇来说，奶粉不得不买，贵了就减少化妆品；这头消费高了，另一头就会减少，总量就那么多，无非是过极简主义的生活。
对地方财政来说，涨价与其说是为了完成消费者价格指数３％的目标，不如说是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这可以定义为行政性涨价。土地出让金收不上来了，那就从水、电中收，楼市可以通过土地涨价强拍，水、电、煤、气、高铁也一样，总之是个吞金兽；可以说是损百姓之不足，补财政之有余；不用加印钞票，也要逼着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主流媒体也在表态，说明涨价的合理性，就是没有人去说明强大的中国，居民收入及社会保障为什么在ＧＤＰ中的占比过低，为什么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圆满地通过居民收入的增长表现出来，我们一切的核心价值取向，总是财政利益，所有的收取都顶到了天花板，而它缺钱，还负了一大堆的债；不但负了一大堆的债，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不但有增加的趋势，而且国企创造的利润已经支付不了负债的利息，林毅夫的“有为政府”最终将如何面对这一切困难？
在弥漫着通缩气息的场景下，行政性涨价是为哪般？
既要增加政府性收入，又要避免加印钞票引起通胀，这种什么都想要的思维定式给中国居民又能带来的是什么？
企业在裁员降薪，连续几年了，居民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消费已经在降级；年初青年失业率的取样做了非国际标准的调整，结果还是高达15.3%；而毕业潮来临，千万级的毕业大军将加入就业的竞争，他们的就业水平代表着工程师红利，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活力：房地产几乎是一个雪崩，量价齐跌，不仅仅房价在跌，北京的房租也开始了降价了，很多三、四线城市已经跌出了５０％，政策出台了一大堆，市场不做反应，说明政策已经失灵了；外贸有好转的迹象，但不足以消化内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价换量。
所有这些市场的表现，还是一个字：缩。
这时政策却做了个逆向操作，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做了行政性涨价了？完全顾不上居民的心情，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好事？
我们的一切都在围着财政转，谈到企业，谈到民生，不会有什么革命性的转变，有什么说法，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样年复一年地自信下去，真能解决经济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吗？真能有效地提高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吗？真能将财政收入的７０％直接用于民生吗？真能将社会保障支出在ＧＤＰ中的占比提高１０倍，达到腐朽资本主义北欧的平均水平吗？真能像林毅夫所预测的，中国老百姓的人均收入能在２０５０年达到美国现在一半的水平吗？
如果体制成本下不来，主动涨价只会进一步加大货币与市场表现的背离；再缩下去，就是物极必反的雷霆一击；通缩的尽头是通胀，开关在财政，不在居民收入。
你的工资没增加，丝毫不影响高铁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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