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会议会议中，人们最想捕捉的是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期待着一轮新的改革。
会议认为：
“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增多，动能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改善，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特征，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这是一个定向的表述，总之，是一个良好开局，这个良好开局可以得到一季度数据的支持。按《报告》的目标，除了ＧＤＰ增速实现５．３％，算是超预期了，其它的数据也都有向好的趋势，从而支持了“良好开局”这个定位。
从目标性的比较看，数据总体上是向好；从比较关系看，数据也的确称得上是“开门红”；但是，这几年无论对经营者来说，还是对学者来说，看到了的都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局”，看不到真正的趋势性转变。宏观的数据与微观的感受的确有很大的差别；前两年企业是玩了命地在裁员，政策不支持裁员，却也无奈，因为市场经济浪潮下的每一位幸存者，都不会考虑的那么多上层建筑的问题，首先是生存；裁员裁到了极限，就开始内部优化，还是要减少人力资源成本。
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都远没有走出困局。
会议也客观地指出：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应该说会议的定调比大多数学者要客观得多、冷静得多，真实的多。
经济的压力如此之大，一些学者不去正视经济中存在问题，还是醉心于预测未来，预测２０４９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的的５０％；这算是在唱响中国经济的光明论吗？这种基于错误逻辑与方法论的预测，毫无意义；中国能一直保持５％－８％的平均增速吗，相信除了林毅夫没有敢做这种打脸的假设；美国经济发展是静态的、线性的吗？会如同枯树一样等着你超越？现实很骨感，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在是扩大，从占比７７％滑到５９％，根本没有什么线性的数据支持这种预测。
还是要正视问题，做悲观主义的分析，做乐观主义的选择。
首先是有效需求不足。
政策谈需求不足已经谈了三年了。
过去发现了问题，就会解决问题；那时也出现过严重的拖欠款、三角债的现象，一个月就扭转了过来；现在最强烈的感受是政策失灵，这说明，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多是那种深入骨髓的系统性问题。
政令繁多，这是几十年来最令人感慨的感受。
有效需求是当下的根本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真正转好。需求不足，又主要表现于消费的惰性，那就直奔主题，先做结论：需求的问题在分配，分配的问题在体制成本。
不是中国的经济停止了发展，更不是中国的生产力不够强大，也不是生产的商品真的过剩了；是创造的巨大财富都去哪了？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在ＧＤＰ占比长期偏低，甚至向下？为什么樊纲会说：中国居民收入，保持在老百姓不造反就行了？为什么所有的收入数据，差的都是比例，而且是大比例，那就不是经济本身好与差的问题，而是在企业、居民、财政三方的分配关系中，失去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起码的平衡。
居民收入与其它问题不同。
国铁亏损了下个文件提价１９－２０，一年下来就是中国高铁的光明论；国民收入没这个底气，６亿劳动者，要达到美国现在的人均水平，按实际的增长速度，再叠加上全民共享的二次分配，别说２０４９，３０００年也达不到；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应当研究的不是数据，应当呼唤分配制度的改革，从体制上保证地方财政是一个“小政府”，保证支持民生的经济是一个“大市场”，而不是靠政协委员们年年提免费医疗，年年泥流入海无消息，是不是应该免费医疗？这本来也不应该财政说了算。
其次是企业经营压力
企业的压力主要是民企，国企没有太大的问题。
中国的国企是经济的掌门人，是不死鸟，亏损了有财政托底，又是“一业一企，一企一业”行业老大，不存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充分竞争；也正因为没有竞争的活力因子，所以改革了几十年也不解决不了效率、腐败与不作为的问题；所以，王健林不认为国企是“企业”，因为国企是指令性的构架，不需要什么“企业家精神”。
民企就不同了，在一个经济收缩的大背景下，要对自己的企业做一个长期性的评估。
２０１９年之后，头三年是押注在疫情结束，相信面包会有的；疫情神奇地在一夜之间以“共存”的方式结束了，但经济并没有出现报复性的增长，头三年很多企业是在高息贷款，以未来的利润换取生命周期，这是自杀式的求生，赌的是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年极具标志性，有了一个心理上的根本变化，人们通过切身感受，证明了几年来，专家都是在误导，后疫情时代没有出现报复性的消费，更不存在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它不能叫通缩，不能叫萧条，但是，它仍然可以定格了，是一个长期的“收缩性经济”，与之正相关的，是姚洋所说的：超级房地产周期。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民营的小老板们要重新评估自己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强者恒强，越是收缩越要扩表；而大多数企业，已经不仅仅是做缩表的问题，而是要考验自己极限生存的能力，还能不能经得住一个长周期？
很多有点钱的老板在卖厂房，对压力下的中国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缺少安全感，退了中国市场，润到新加坡去了。这是中国经济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引导着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血淋淋的、肮脏的资本，结果，资本在流失，此时再杖剑环顾，才发现穷人不会因为消灭了富人就富裕起来，分配的不平衡，又岂止是在富人，在市场？
民营经济的局面能改变吗？
很多人寄托于深化改革，希望中国经济取消二元结构，在同一个竞争性市场中，实现国企与民企的平等竞争、充分竞争；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它根本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可以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引起需求不足的结构性成因，但不是根本，根本还是在体制成本的扩张，在分配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说，现在局面已经定格，不是改变了二元结构民企就真的能发展壮大。
张维迎说：民营不需要什么政策，只要别管他，经济就会好。
张教授当然是指充分的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主导资源配置；但是，现在的局面已经变了，收缩性趋势已经形成，居民收入的问题、分配的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当然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改变的，即便放开市场，民营也难以复苏到２０１６年营改增前的局面了。中国经济当下的最优选是外贸突围，让外需补内需，这恰好不是我们单方在打牌，何况也无法突破体制与机制的限制。
外贸不能突围，民企蹉跎岁月也不会结束。
三是风险隐患，主要是房地产
今年的确很惊悚。
地方政府仍面临土地财政和付息压力的困扰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政策失灵了；意志强大的办公室精英们，一直自信有形之手能够“计划”房地产，现在可以说干预性的败局已定。而且，完全不是“良好开局”。一季度量价齐跌，如果年内不能触底，守住两条基本的底线，即：总体上将跌幅控制在３０％以内，销售实现１０－１２亿平方米。那么，经济的大格局就可以被定义了，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
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的整体经济，它的破局已经不是孤立的，无论从地方财政的负债年、从房地产的大败局看，还是从整体经济，特别是民企与民生的收缩看，中国都有强烈的主动通胀的冲动。
这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国还有没有足够的融资空间，一般地说来，当表示对金融数据的不信任，风险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两会要求要有底线思维，熟悉政策语言的人应该有一种敏感，也就是说，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存在了。央行以购买国债的方式加印，而地方有责任化债，降低负债率，这又是一个既要又要之不可能，两难之下，现在开启了不顾国民感受的行政性涨价，广州在讨论水费涨价３０％的问题；而问题中的问题，是到了这种在通缩期玩涨价的地步，这究竟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四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说不确定也是一种确定。
说明外贸突围按中国现在调节的模式，难以突围，中国将面对高难度的选择。中美谈判的焦点很确定，十几年来贸易上的利益进退，始终围绕着财政补贴，耶伦称之为非市场化行为。其实，焦点是美国的国会不那么步调一致，一定要法在前，行政指令在后，不是想补贴都能为各方利益接受；芯片补贴直接针对中国，好通过，其它的就不如中国强大的指令性了。
中国是行政权高于一切，只要愿意，不存在谁通过的问题，今天想到了，明天就能以举国之力推动，这才是耶伦的焦虑。
一切皆利益，有日本的前科，中美关系将是美国长期压制中国的格局，这很确定。
430会议说不确定，不仅仅是指中美关系以及申请加入ＣＰＴＰＰ的不确定性，而是在多元贸易中，对欧美贸易缺口补位的不确定性，现在搞多元化出口，扩张非洲、俄罗斯、东南亚的贸易关系，这个量级不足以让中国在与欧美经济体的贸易对抗中赢得主动权；这一点也很确定。
会议所担心的，无一不是难解的世纪之题。
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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