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所谓“魏晋风骨”，常常伴随着一个相反的名词出现，那便是清谈误国！
历数中国古代王朝，有“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的大汉气魄，有皇帝被称为“天可汗”，“万国来朝”的大唐气象。
以至时至今日，一提起古代中国，言必称汉唐。
可中国古代王朝也不全都如汉唐般气象万千，为四夷蛮荒所顶礼膜拜，股栗筋麻。
两晋时期的中国，华夏正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民族命悬一线，几近亡国灭种。
当此之时，有位皇帝，在其当政期间，于淝水一役保住了华夏文明的根基，而他本人却被宫女用枕头生生捂死了……
得位不正，兵连祸结
本文的主人公是东晋的第九位皇帝，东晋烈宗——孝武帝司马曜。
但在进入正题之前，为了更好地诠释两晋皇帝习惯性的荒诞，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司马家得天下前后，朝野各方对这个王朝的态度。
说起司马家的发迹，后来被追尊为高祖宣皇帝的司马懿可谓“功不可没”。
他早年追随曹操东打西杀，战功无数。
但在曹操的眼中，这个司马小儿城府太深，以致本就身患“晚期疑心病”的曹操，对司马懿始终是“格外关照”。
但人算不如天算，司马懿熬走了曹操，熬走了东汉，熬走了曹丕，甚至送走了曹魏第二代皇帝——魏明帝曹睿。
从东汉末年的汉献帝一直熬到了曹魏第三任皇帝，身份来历扑朔迷离的齐王曹芳当政期间。在装病两年，成功使曹爽放松警惕之后，这个时年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挣扎着最后一丝力气，发动了“高平陵政变”。
将忠心护卫曹魏的曹爽集团一举消灭了个干干净净。
从此，司马家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了。
不仅如此，从这时开始，上至曹魏的皇帝，下至功臣宿将，乃至贩夫走卒都要仰司马家的鼻息生活。
尽管“高平陵政变”过去仅两年，司马懿便撒手人寰了，但司马家嚣张的气焰，并未有丝毫减退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以至于可以左右皇帝的废立。
当血气方刚的曹髦一边喊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边率领着自己仅有的几百亲兵，杀气腾腾地冲向司马府之时，就已经注定了他凄惨的下场。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有人敢当街刺死“今上”。
翻遍中国的史册，仅此一家，哪怕是那些或投降或“禅让”于新朝的前朝末代皇帝们，也没有被如此明目张胆地当街杀害的先例。
事后，司马昭随便将受贾充指使，众目睽睽之下杀害曹髦的成济拉出来顶缸了事。
然后，又将曹奂推上皇位来掩饰自己的篡逆之心。
三年之后的西元二六三年，司马昭派大将邓艾、钟会、诸葛绪一举消灭了统治中南四十余年的蜀汉。
于是，久积司马昭心中的篡逆之心，再也不想遮掩下去了。
只是“天不假年”，司马昭安排好一切之后，像他父亲司马懿一样，在完全扫平篡逆障碍的隔年就死掉了。
这一年是西元二六五年。他的儿子司马炎，脱下丧服之后便直接换上龙袍。
“终把新袍换旧服”，一个全新王朝就这么粉墨登场了，名唤“晋”！
中国鲜有国祚超过三百年的封建王朝，不中断而统治三百年的更是没有。
所以，按照传统的所谓“历史周期律”，改朝换代是很平常的事，至少三百年一改朝对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但为什么晋朝的改朝，就如此地让时人，乃至后人诟病呢？
大概是因为司马家做得太绝了吧。
在把传统儒家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的古代，“善善及子孙，恶恶只其身”是标准的道德规范。
但司马家对曹氏的灭绝政策可谓前无古人，若说后有来者，恐怕也只有发音相似的金朝，在灭北宋时候的惨无人道，能够与之一较高低。
据史籍记载，仅“高平陵事件”后，司马家为清算曹爽集团就杀戮了五千人左右，也有说仅被杀的曹氏宗族就达到了五千人。
要知道，直到曹奂禅让司马炎，曹家也仅传了五帝两代，算上没当过皇帝的曹操，曹魏政权也就勉强算繁衍了三代人，即使按曹操二十五子的繁衍速度，这五千人的数量也足够囊括满门了。
得位不正而灭绝人性，这在冥冥之中，似乎就已经为晋朝的延续，埋下了一层浓浓的阴影。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作为一个王朝，清算前朝势力尤其是皇族势力是常有的事，尽管晋朝在这方面做得很过分，也还算“师出有名”，在得天下之后，这个家族上演的一幕幕丑剧也无关宏旨。
但整个中华民族险些葬送在其手中，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历来开国之君都是文韬武略的不世出的雄主，像刘邦、李渊、赵匡胤都是如此。
哪怕被父辈铺好路，只差举行个禅位大典的幸运儿，也不会太差。
但晋朝算是个例外，司马炎在祖、父两代三人的长达数十年的积累的基础上，篡夺了曹魏的江山。
这只是个量变的演进过程，并不能说明司马炎本人有多么高超的经世治国的才能。
可当他一朝大权在手，所施所为就充分地暴露了他的“德不配位”。
在灭吴之后，睥睨宇内再无敌手的这位西晋开国武帝，便开始大肆扩充后宫，其后宫人数始终维持在万人以上。
女人多了之后，便有新的问题产生——每夜在何处歇宿，这让武帝头疼不已，很快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便想出了解决办法。
在武帝的后宫中，宫女太监常常会见到一辆羊车，只见武帝端坐其上，信马由缰，不对，是“信羊由缰”。
羊儿在哪里停下他就在哪儿宣泄龙阳。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时间一久，各宫争宠的妃嫔就想到了被眷顾垂青的办法。
她们纷纷在宫前的树叶上涂满盐水，拉着武帝乘车的羊儿闻着味儿就过来大嚼这种树叶，于是“天恩垂降，雨露大施”。
相较于将治国理政放在首位的大多数开国之君来讲，后宫规模实在是不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提并论。
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有一个贤惠的女人”，大抵开国之君的皇后也多能同皇帝进行有效地沟通并对皇帝进行劝谏。
史留其名者，如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明太祖的皇后马氏等等。
可晋武帝的后宫在干嘛呢？简直高下立判！
若说这是人家的皇家私事，于国事无损，未免失于偏狭。
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他在处理国事上的作为。
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面临着跟当年刘邦同样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总结前朝失天下的症结之所在。
刘邦的结论是，大秦没有分封子弟，使帝国四垂无藩屏镇守，以致一旦朝中有事，无人勤王。
于是刘邦广封子侄，以致后世藩王尾大不掉，若无文景武三帝的超群拔类，汉室享国未必久长。
前车之鉴，已经摆在那里了。
藩王势大之后，首先在国有大事时未必能派上用场，而国家处于升平之时，却又必然是中央政府的重大隐患。
武帝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依然大肆分封司马宗室到全国各地。
以至于这些封王在武帝去世后，迅速找到“勤王”的借口，兵连祸结十余年。
葬送西晋的同时，也将中华民族推入了数百年的黑暗深渊。
西晋遗丑，戏言丧身
很难想象这个将中华民族推入深渊的荒唐皇室，还能凭借“永嘉南渡”而得以保存。
不过天理依然昭彰，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当这个家族重新在江南组织起有效统治的时候，家族地位不正所遭受的诅咒并未因此结束。
作为东晋的第九位皇帝，司马曜竟是东晋开国之君司马睿的孙子，在以父死子继为主要继承方式的古代，三代人竟传国九次，可见东晋政局的动荡。
凭借着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江左世家大族的支持，司马晋室得以在几十年前被其覆亡的东吴故地，继续苟延残喘。
开启了“王与马共天下”、天下与共，御床同登的“和谐画面”。
说起司马曜得以继承皇位，或者说他能出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其父司马昱在不惑之年已经送走了五个儿子，眼看皇位后继无人，这个简文帝终日忧心忡忡。
一次，一个术士为宫人相面，为司马昱选中了一个宫廷服务员——“昆仑奴”李陵容。
李陵容能被选中，并非因为她是天香国色。
事实上，李陵容同世俗标准的美人儿毫无关系。
据史籍记载，她又黑又丑，简直是贾南风的升级版——之所以被选中，只是因为她“宜子孙”。
司马昱是排斥的，但无奈膝下无子的尴尬，让他只能将信将疑地临幸了李陵容。
没想到这一临幸不要紧，这个昆仑奴为其接连诞下了两子一女，而司马曜便是其中的长子。待到司马曜长到十一岁，自知来日无多的简文帝司马昱立其为太子之后，不久便驾崩了。
作为东晋的第九任皇帝，当司马曜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东晋偏安江左才不过半个世纪。
权臣迭出，皇帝的权威实在是没多少。
前有大司马桓温，后有陈郡谢氏。
中国古代权臣擅权之时，大多是一个王朝的至暗时刻。
要么皇帝会强力重振乾纲，要么权臣经过长期经营便会有染指皇权之心。
可此时的东晋又有所不同，正是有了权臣谢安的运筹帷幄，才有将命悬一线的偏安东晋保全下来的淝水之战。
谢安早年对当官不太热衷，他隐居会稽的东山，同王羲之等人诗词唱和往来不绝。
直到年逾四十，他走出东山，走入朝堂，最终做到了宰相的高位。
成语“东山再起”指的便是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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