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一些裁判文书中引入“法官附言”，析法明理，情理并茂，寓意丰富，感染力强，在理性说服的同时引发感性召唤，在裁判严肃、规范、权威的基调上增添了人性的温度，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

法律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背后有情有义。为了在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中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法官往往会在裁判文书中附上教育内容，由此逐渐形成“法官附言”或“法官寄语”的做法。随着少年及家事审判改革的深入，这一卓有成效的特色工作亦被推广到家事及其他审判文书的制作中，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司法实践中，“法官附言”一般有三种形式：安排在“本院认为”之后的“后置式”、附录于判决文书之尾的“加页式”，以及独立于文书之外的“单列式”。今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中的法官提示，笔者认为其应属第三种“单列式”。该项举措将审判延伸服务的关爱触角向纵深拓展，形成制度化、规格化，将有助于“家庭、家教、家风”的培养，为社会和谐局面及未成年人的权益提供更加多元的司法保护。

司法实践中，一些裁判文书中引入“法官附言”，析法明理，情理并茂，寓意丰富，感染力强，在理性说服的同时引发感性召唤，在裁判严肃、规范、权威的基调上增添了人性的温度，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但笔者发现，也有一些“法官附言”质量不高，行文目的不明，章法不清，效果较差。例如，在一些离婚纠纷案件中，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后，在说理部分的“法官附言”中过于感性、抒情，甚至有卖弄文采之嫌，显得突兀、另类，不太协调。这样的“附言”，反而淡化了判决的严肃性和社会效果，意义不大。因此，为了给裁判文书锦上添花，笔者认为，“法官附言”不能随兴所致，至少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一是重视“附言”的必要性，不能硬性添加反成“赘言”。裁判的威信源于司法强制力的支持，也源于人们内心的折服，而当事人“由内而外”的服判息诉很大程度在于裁判的情理法交融。情理是生活本身秩序的体现，也是法律赖以存在的支柱之一，情理融入司法是法官对这种秩序的搭建或维护。实践中，“法官附言”的功能就是说情论理、安抚劝慰，解决的不是法律适用问题，而是针对当事人在道德伦理、为人准则、价值理念等方面的认识，通过“附言”营造的“边际效应”来丰富裁判的说理性、教化性，以获得换位思考、移情感受，让当事人在内心深处对于判决结果产生自我认同，从而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公信力。因此，“法官附言”具有多维度、延伸性的效能，是一种人文关怀式的教育、宣传方式，多用于涉及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案件。

就目前来说，按照裁判文书样式规定，“法官附言”虽好，却不是硬性要求，而是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需要决定是否“附言”。笔者认为，凡有利于对判决理解和执行的，能够增添裁判附加值的，均可“附言”，如若不然，“附言”将成为“赘言”，反受其害。当然，“法官附言”不能代替裁判文书正文部分的说理，如果“本院认为”已经做到了充分说理和情理交融，一般无必要再在其后撰写“法官附言”。尤其应避免的是，裁判说理不充分、不透彻，却在之后的“附言”中铺陈渲染，将会形成文理混乱、本末倒置的不良效果。

二是关注立意的衡平性，把握“附言”立场和分寸。即便裁判结论正确、裁判理由通达，法官发表“附言”也应具有分寸感，否则可能“喧宾夺主”，减损裁判的价值。因此，“法官附言”要与裁判格调合拍，居于理性而不失感性，出于公义而别具温情，秉持中正衡平、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关键在于立意明确、立场一贯，言事论理恰如其分，满足“三个效果”的要求，成为裁判理由的加分项。因此，法官应以客观的角度、公平的态度进行“附言”，引人思考，促人自省，语气平和，不宜铺张。不能自说自话或者“拉偏架”“摆架子”，更不能让人产生法官“入戏”、自我“代入”的感觉，否则不利于产生规劝、平抑矛盾的效果。

尤其对于家事案件来说，法官通过“附言”疏解各方矛盾，运用多元化的论述策略和方法，诊断、修复、治愈家庭人际关系，可以安抚遭受情感创伤的家庭成员心灵，使其恢复到平静、健康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裁判理由以“本院”为主体，而“附言”则是基于法官个人认识、感受而发，故应适当改换行文主体，不宜沿用集体意志的泛化表达。

三是谨持表达的规范性，确定适合的表达方式。一旦添加“法官附言”，其便成为判决文书的组成部分。法官要切记，这部分内容不是诗歌、散文，不是文艺作品，虽然带有一定个人印迹，但也应顾及裁判者背后的“集体人格”，故在语气上应保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基调，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促人自省、助人自助。不能用情过深，以己度人，也不能浮于表层，隔靴抓痒；不能语气强势，故作高深，也不能刻意低调，唠唠叨叨；不能着念一端，片面偏执，也不能海谈胡侃，毫无边际；不能强调个性，追求新奇，也不能千人一面。

在语言选择和表达方式上，“法官附言”要为辨法析理服务，朴实客观，稳妥和善，慎用文学化或学术化的写作风格，不使用贬损人格尊严、具有强烈感情色彩、有违常识常理常情的用语。如需采用修辞性语句，也应控制在合理限度内，避免产生歧义或与裁判文书的法言法语之语风语态产生冲突，以防拉低裁判水准、模糊法律理性、减损判决效果。因此，“法官附言”应与判决理由部分形成互补、共生之态，使裁判文书具有理性的强度、思辨的力度和人性的温度。

四是注重内容的公理性，为司法裁判提质增效。“附言”应该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对整个案件有通透性的认识和把握。依照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裁判文书中应当阐明的是事理、法理、情理、文理。与“裁判理由”中法言法语不同的是，“法官附言”更应注重情理、伦理，发挥道德评判和社会价值的引领作用。所讲之理，应该是在共同理念之下的普适性公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普遍的情感认知或社会通识，具备积极、正向的能量。不能讲“私理”“歪理”，亦不应引入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习惯有悖的西方观念。此外，“附言”更不能在裁判主题之外，另外制造话题，大讲特讲，将裁判的主旨和效果带偏、带弱，造成不知所云的反面效果。

综上，“法官附言”是法官的价值理念、人生体验、学识智慧、个人情操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要求法官具备善良心、同理心和悲悯情怀，深切关注人的价值尊严、利益福祉、心灵需求，是经过综合知识的多重陶冶、社会认知的良性“反刍”、审判经验的厚积薄发，而对案件定分止争所作的深层解析。因此，我们要不断加强个人修养，充实学识，丰富阅历，使“法官附言”有形有料有“疗效”，真正成为裁判者添光增彩的闪亮名片。唯有如此，“法官附言”才会成为服判息诉的“助推器”、优化裁判的“锦上花”、安抚心灵的“稳定剂”。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 王列宾（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