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事荀子
韩非（约公元前281年—公元前233年），韩国人，是韩国的公子。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其时，诸国涌现出了许多法家人物，如魏国的李悝、秦国的商鞅、韩国的申不害等，韩非作为韩国公子，自然可以接触到这些著名法家人物的思想，并系统学习，他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老子的“道”改造融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思想。他师事荀子时，已经系统学习了这些人的思想。
关于韩非向荀子学习的具体时间史无记载，大致是荀子在楚国兰陵期间。荀子是当时天下有名的学者，韩非系统学习了荀子的儒家思想，接受了荀子思想中关于“王天下、等级制、性恶论”的工具主义主张，但将荀子思想中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摒弃，沿着荀子提出的工具主义思路走到了极端，将他的法家思想打造成了完全服务于君王的工具，无论这个君主“善服众”，还是个蠢材。
韩非师事荀子时，还遇到了他人生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郡管理粮仓的文书小吏，有感于“人之不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尔”的老鼠哲学，毅然辞去文书小吏的职务，赴兰陵学于荀子门下。两人同为荀子学生，但韩非的学问好，李斯自以为不如，常向韩非请教法家刑名之术，两人关系还算不错，有亦师亦友之谊。
学成后，李斯纵观诸国，楚王昏庸，齐、燕、韩、赵、魏五国渐趋衰弱，唯有秦国强盛，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投奔秦国。
而韩非看到韩国衰弱，返了回韩国，想辅佐韩王，重现昔日“劲韩”之名。
蛰伏著书
韩非回到韩国，屡次上书劝谏韩王，要修明法制、执势御臣，驱逐那些不干实事、夸夸其谈的“浮淫之蠹”，禁止那些“以文乱法”的儒者和“以武犯禁”的侠客，修治甲兵，任用实干的人才，但韩王不听。
韩非的主张不被采纳，感叹韩国“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十分伤感，无奈退隐，著书立作。
韩非有口吃，不善言，但长于著书立说。在蛰伏期间，著有《说难》《孤愤》《五蠹》《内外储》等共十余万言的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韩非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法治思想，他认为国家想要强盛，就要坚定全面地推行法治，反对传统的在血缘和私人感情基础上建立的有区别的法治，强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但他的“法不阿贵”也有前提，即“法不及君”，君主例外，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在这种前提下，君主以世袭专制权柄的“势”为核心，用让百姓听话的“法”，驾驭臣下的“术”作为工具，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专制的统一封建国家。
不过，最有他本人思想特点的还是“术”，在他的文章中，洋洋洒洒的提出了“术”的应用，“术以知奸”， 去“五蠹”，防“八奸”等等，韩非的“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是强化“势”的一种工具。
韩非所著的文章中，不但有对自己思想的陈述，还有对自己境遇状况的慨叹与自怜。
在《说难》中，韩非详细陈述了游说的困难，不在于游说者的才智、口才，而在于是否能把握住君主的心思，然后根据君主的心理用一切手段去迎合君主，如果不根据君主的心理与要求游说进言，就会面临种种祸患。
《孤愤》一篇，韩非讲述维护君主专权的“智法之士”（法家思想者）在与结党窃国的“当涂之人”（当权重臣）斗争时，国君往往被“当涂之人”蒙蔽，以至于“智法之士”得不到君主的重用和信任，继而惨遭迫害和杀戮。
书成之后，好似也没在韩国引起什么共鸣，反倒是流传到秦国后，引起了秦王嬴政的重视，嬴政的一句话，也改变了韩非的命运。
上书存韩
韩非的著作流传至秦国，秦王嬴政读完《孤愤》《五蠹》等篇后，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说：“这是韩非撰写的。”李斯这时已是秦王跟前的红人。
秦王听后，或是害怕韩非的主张被韩王采纳，想抢先得到韩非这个人才，故于公元前234年出兵攻打韩国，指明索要韩非。起初，韩王并不重用韩非，直到形势吃紧，才不得已向秦纳地效玺，使韩非聘秦。
韩非到了秦国，上书秦王说：“韩国侍奉秦国三十多年，在外像一座屏障庇护着秦国；在内像坐席（客卿）一样供秦国驱使，尽心尽职，和秦国的郡县差不多，反倒是赵国游说诸国削弱秦国，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那么会使天下各国明白赵国合纵攻秦计谋是正确的了。”
然后，韩非向秦王仔细分析了攻打韩国的弊端，认为攻韩不下，会示弱于天下诸侯，这是危险的事情；若攻打韩国导致韩国背叛，秦国就是用韩去资敌，会招致天下诸侯对秦产生图谋之心，共同讨伐，这样的话，秦国统一天下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
接着，韩非给秦王出了个主意：派人出使魏国，揭穿赵国的阴谋，然后劝说魏与韩一起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连为一起也不用害怕，秦国只用一封信就可以使赵国和齐国有亡国的形势，希望秦王能仔细考虑，要是让其他诸侯国钻了空子，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秦王将韩非的上书拿给李斯看，李斯不以为然，说韩非的言辞只是祸乱人心，只是想跟从秦国捞取好处，并请求秦王让他出使韩国，向韩王力陈背秦的后果。
至此之后，韩国再未敢有背秦的举动，最终，韩国也成为第一个被秦灭亡的诸侯国。
惨遭毒杀
韩非到了秦国之后，秦王很喜欢韩非，并且接受了韩非的思想主张，但却没有决定用不用韩非。
李斯知道韩非的才华，害怕韩非被重用而妨害自己的仕途，再者他与韩非的政见也不一样，韩非主张存韩灭赵，而李斯给秦王统一天下的建议是先灭韩，他也害怕韩非得势后会报复自己。
与此同时，韩非又得罪了秦国的重臣姚贾。姚贾出身低下，其父是魏国看管城门的监门卒，辗转来到秦国后，受到秦王的重用。恰逢楚、燕、赵、魏想联合对付秦国，秦王命群臣商议对策，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凭借巧舌和重宝周旋于四国之间，使得四国都愿与秦结好而不愿攻打秦国，四国联盟瓦解。姚贾回秦后，秦王拜姚贾为上卿，食邑千户。
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对秦王说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宜”，私自结交于诸侯，不是为了秦国利益；随后韩非又掀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为此还专门质问了姚贾一次，这使得姚贾对韩非怀恨在心。
于是，李斯和姚贾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统一天下，吞并各国，韩非到时一定会帮助韩国而不会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任用他，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对秦国了解比较深，放他回去后一定会危害秦国，不如杀掉算了！”秦王认为有道理，但又舍不得韩非的才华，只是将韩非下狱，并未杀他。
李斯韩非之争，并不是法家理念之争，两人在理念上并没有差别，因为韩非死后李斯照样用的是韩非那套，两人的争斗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
公元前233年，身处狱中的韩非，仍旧没有摆脱死亡的厄运，李斯和姚贾担心夜长梦多，暗自逼迫韩非服毒自杀，年仅47岁。
评价
韩非通常被认为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结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对秦国一统天下有着重要作用，韩非死后，他的法治思想被秦始皇、李斯等人继承，最终用其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
司马迁评价韩非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即说了韩非法治思想的优点，同样提出韩非法治残酷严苛，刻薄少恩的缺点。这是正确的，正是因为其法治思想太过刚猛，太过利益，太过歹毒，导致秦国二世而亡。
司马光对韩非是充满批判的，他说韩非是死有余辜，不值得怜悯，但司马光不是批判韩非的法治思想，而是批判韩非以灭亡自己的祖国来证实他主张的正确性，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
近代以来的一些学者，对于韩非的法治思想，是持赞同态度的，说韩非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梁启超看到了法家思想在乱世时的实用价值，说：“只有法家的法治主义才能救中国。”
韩非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商鞅等法家思想的实质并无二致，都是封建君主用来统治天下的工具，都是为君权服务的，站在现代立场上，这是泯灭人性的东西，应是予以否定和批判的。
但韩非法治手段中的一些建议，如“法不阿贵”，“法”“术”“势”等在现代管理上的应用以及历史进化观等，对当下社会而言，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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