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志愿军赴朝参战，司令员为彭总。但在军委研究出兵的过程中，主帅问题曾经被斟酌多次，最初人选并非彭总。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区的粟司令是各战区军事指挥最出彩的统兵大将，奇谋善断堪当大任。
就出战意愿而言，粟司令完全服从中央，早早向主席写了详细的军事规划，也早早被指定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但由于长期在国内战场一线指挥谋划积劳成疾，直到成为边防军司令后，粟还在青岛的疗养院养病，基本下不了床，其客观情况已无法赴朝指挥。
尽管粟司令身体状况糟糕，军委此时仍有相对合适的人选。先期准备入朝的13兵团为东北边防军，底子是原第四野战军的精锐部队20余万人。因此军委将其老首长、同样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林帅作为粟之后的第二人选。然而第二人选竟然也出了状况：由于对出兵的个人犹豫甚至反对态度，以及多年征战造成的伤病，林帅向军委请辞，没有成为志愿军主帅。
赴朝指挥大军作战不是儿戏，志愿军统帅是一副重担，不是哪个高级将领都能胜任得了。半岛战事紧张而我军主帅未定，军委为此十分忧虑。此时生性豁达、乐于担当的陈帅主动站了出来，向军委请缨表示，自己愿意担此重任。但众所周知的是，最终军委选定的志愿军司令员是彭帅，而非主动请战的陈帅，为何如此呢？
陈帅建国后重任在肩，担任上海市长，是全国的经济中枢和龙头。中央认为陈老总此时的工作极为重要，不适合抽身到前线指挥作战。多年战争造就了我军一批帅才、将才，但新中国建设急切需要的是长于理政、发展经济的宝贵人才。上海是建国前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金融中心，可以说是全国命脉维系之地。
陈帅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三野司令员，但实际军事指挥基本是粟司令负责，陈帅眼界宽阔、思维灵活，很适合统筹全局主管政工。也正因如此特长，管理大上海这样的重担才在建国后落在了陈老总肩上。上海的特殊性摆在那里，资本家、企业众多，国民党政府统治时的遗留问题也多，1950年上海局势并未完全稳定，仍需要陈帅坐镇，悉心梳理。
1950年，找经济人才比找军事人才还要难，况且陈老总并非以指挥大兵团作战见长，对四野部队为主的边防军并不熟悉，军事角度不如林、粟、彭等元帅合适。因此军委在充分斟酌之后，最终婉拒了陈帅的请缨，任命彭总为志愿军司令员。尽管如此，陈帅急中央之所难，敢于接下重担的决心和节操，还是十分令人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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