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6日上午，中办厅从北京给福州军区司令部打去一个电话，说中央派出一架大飞机，给你们派文件来了，必须要派可靠的人到机场去接。虽说1966年开始，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发生过，但需要这样对待的一份“隆重文件”，却是闻所未闻。
所以，当文件被福州军区的人，从飞机上接到司令部会议室时，军区够格的高层们齐聚一堂。负责念文件的军区副司令石一宸，边看边读，声音越读越小，后来甚至变得干涩、嘶哑。
这份文件，措辞极其严厉，一是批评倪南山（福建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政委）、周子韬（福建省军区副司令）等人，二是说福建军区党委、福建省委故意“知情不报”，三是不点名地批评韩先楚。
为什么说是韩先楚，而不是其他人？主要是根据文件中的“长期”和“有些领导人”，当时的军区司令皮定钧，坐上福州军区司令的位置还没到半年；他的前任就是韩先楚，做了16年。几天后的夜里，王洪文又代表中央给福州军区打来电话，明确点出：9号文件是针对韩先楚的，不是对你们，你们要集中火力在韩先楚身上。
有的军区因“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人刚走，大字报也是铺天盖地，但中央却没任何表态，唯独福州军区，收到了中央的9号文件，这明摆着是冲韩先楚来的嘛。当王洪文点出，文件主要是找韩先楚的麻烦后，一些人松了口气，然后上阵“开轰”韩先楚；还有一些人则更担心了，怕老战友、老首长韩先楚遭遇什么不测。
9号文件发到福州军区时，刚上任兰州军区司令的韩先楚，就在到处跑，熟悉战区地形和其他情况，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做好随时迎接战争的准备。他知道这事时，抽着烟，对着这张写了600多字的纸，看了一遍又一遍。整整一盒烟，被他不知不觉，一根接一根地全部吸完了，他心头的焦虑却是一点没少。
在此之前的8年特殊时期里，韩先楚不是没遇到过“打倒事件”。他要么气愤地给中央打去电话，质问凭什么；要么一笑置之，不放在心上。可这次不同，这次是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明这是上面的意思。这种情况，基本上一打一个倒，没有例外。
因为这份文件，韩先楚全家都受到影响。因为兰州自来水有种黄色的浑浊感，所以他们家喝的、用的都是井水。但这份文件一发，井水没得用了，之前每月按时有的各种补助也没了。这些都还好，毕竟苦日子不是没过过，但最让韩先楚最受不了的是，他失去了自由和隐私，一切都被监视，无法正常工作。
韩先楚身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101。“九·一三”前，他跟101的合影被造反派抄家时翻出，因此逃过一劫；“九·一三”后，这些合影又成了紧跟坏人的铁证，他也由此成了101的死党。
韩先楚的电话还在，也能打通电话，可是他逐一给在京的、过去的一些老首长、老战友打电话，回答总是“首长不在，首长出去了，不知道”。
韩先楚大感不妙，发觉自己这是彻底完蛋了。这时候开始，他噩梦连连，精神状态变得很差。噩梦中频频出现他过去战斗过的敌人，他还经常梦到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的一次战斗。
那场战斗中，韩先楚是232团团长，他渡过黄河一路向前时，发现左前方枪声大作，似乎是我军一部被敌人包围，并压制在路边的沟里。韩先楚身上有别的重要任务，这一情况他可以选择救，也可以选择不救，但不救比较起救，更加稳妥安全。
最终，韩先楚选择了救，他命令部队急行军，然后发动攻击。这场战斗对一生征战无数的他而言，并不算什么，不危险，也不大。但是，敌人被打退后，他发现被敌人围攻的是有毛主席、彭总在的指挥部。
这件事在过去，韩先楚根本没放心上。建国初期他在武汉东湖宾馆贸然开枪，被吵醒的毛主席没责怪他，反倒主动带吃的来看望，当时他没想起这事，只是疑惑毛主席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宽宏大量。
如今即将遭到“灭顶之灾”，韩先楚想起来了，并将这个“救命之恩”，视作唯一的“救命稻草”。他把这事写进信里，为了让毛主席看到，又让自己在京工作的女婿来兰州拿信，回京后找叶帅帮忙递上去。
可是女婿到了，韩先楚纠结了一晚上没睡，最终把信烧了，让女婿好好工作，别管自己的事了。之后，他给中央和毛主席的申述信、求助信里，只字不提当年的“救命往事”。尽管他写了，身上背着的包袱很可能就没了，但是他不想做这样挟恩图报的事，他不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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