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Pussy的爷爷生病住院，全家人轮番上阵陪床看护。但爷爷几乎对所有人的照顾都不满意，只有婶婶和姑姑来了才能安生。
“果然还是女人更擅长照顾人。”爸爸在电话里说。
一句顺口说出的无心之语，却令Pussy有些不是滋味。Pussy的爸爸在家是家务主力，在Pussy小时候也是带娃技能满分的家长，完全能够胜任看护老人的工作。但在全家分工陪护的时候，家里人仍然会觉得“男人粗枝大叶顾不上老人”，更乐意让女性成员去陪床看护。
照顾病榻上的老人绝对是辛苦活，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上述“权衡”之下，家里的女性成员总是会比男性成员更频繁地请假、长时间轮番陪床。
和姑姑还不一样，像婶婶和我妈这样的“儿媳”，并不是作为负有直接义务的亲属在照料爷爷，而只是代替她们“无能为力”的丈夫履行义务。而这样的事情并不只发生在我们家，大部分家庭在遇到有亲属生病需要陪护时，都会这样分工，甚至有儿童医院规定住院治疗期间只能由女性家长陪护，男性家长不能陪床。
但Pussy想问，男性真的照顾不好别人吗？成为“照顾者”的责任，会因为“不擅长”就默许男性的缺席吗？
女性的“照顾者”形象，似乎是根深蒂固的。人们也习惯称赞一些“女性美德”：温柔体贴、细心耐心、包容接纳，行动上擅长照顾关怀，精神上提供高质量的情绪价值……
对这些美好的品质，Pussy其实非常认同——在女性社群中，姐妹们用关怀和友善构筑起相互支持的关系，是实打实的温暖。但当下的事实却是，“既然你会做、你做得好，就应该你来做”，社会为女性戴上的“美德高帽”，从来不只是单纯的称赞，而是隐形的期待和要求。
婚恋市场中，“温柔体贴”“擅长家务”“工作清闲能顾家”等要素是衡量女性价值的重要指标，男方及其家庭看中的不是女性本身的性格或能力，而是她能为家庭带来的好处。
到了职场上，女性也脱不掉自己的“顾家形象”——入职被盘问婚育意向，升迁和生育只能顾此失彼，女性在职场中总比男性多一道“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送命题，出题人以提防的姿态考察着女性，默认她们总会在某个时候“回”到家庭。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照顾者”角色性别化的一面是被苛求的女性，另一面是被放养的男性。
对一部分男性而言，“男性不擅长照顾人”是一块免死金牌，能让他们在家庭中顺利隐身，轻轻松松开脱自己，将照顾的职责压给女性。问就是不会，做就给你搞砸，反正老娘老婆最后会来给自己擦屁股。
而对于另一部分男性而言，“男性不应该照顾人”则化作嘲讽，使他们在履行照顾责任和违背“男子气概”的夹缝中两难。
尽管“吃软饭”等指控已经过时，但男性照顾者在大众眼里仍然是特殊的、作为下策的、难以持续的。例如，以“内娱全职奶爸”闻名的李承铉是大众眼里一个较为出色的照料者，但让Pussy不习惯的是，媒体往往将他的经历以“奇观”的形式呈现，作为一个“男代女苦”的例外范本被观察和点评。
人们喜闻乐见带娃综艺中手忙脚乱闹出笑话的爸爸，却不能想象一个男人能真正全职照料孩子。或许他们更习惯的是像傅首尔前夫那样“赘婿为尊严出走”的叙事——看到“女强男弱婚姻不靠谱”的模板，就轻飘飘点评一句“果然男的不适合照顾家庭”，继续巩固性别化的照顾模式。
就这样，照顾者角色成了女性的“天命所归”、男性的“逆天而为”。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根据pussy的观察，所有支持女性“照顾者”形象的证据，无非是在说女性更富有利他的品质——照顾就是一项纯粹的利他行为，为不具备独立能力的依靠者提供关怀和帮助，使依靠者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质量。
人们总强调女性的品质多么利他，却忽视了他们所要求的那种“燃烧自己点亮他人”的照料并不是一个独立个体能做的、应该做的。照顾劳动与女性的“绑定”也根本不是什么深奥的生理必然，而是父权社会文化为女性设定好的陷阱。
“女性是一种处境”，看看男人就知道了：如果他们也要将自己的生存命运寄托在照顾他人生活、满足他人情绪之上，他们的“利他品质”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比如在单位里或酒桌上对领导嘘寒问暖时，很多男的瞬间就会长出十八道弯弯肠子，并总结出“深刻的经验”供后人学习体会。
父权制下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想方设法服务父、夫、子，比起是天性流露的关怀，更像是换取生存资源的无奈之举。仰人鼻息的生活绝不会有公平的交易，无限利他的照顾必然伴随着对个体自我的剥削。
Pussy并不是想说，女性拥有和发扬利他品质是不对的。只是，我们需要正视照顾的“真相”：很多照顾劳动不能算是“自愿”的，而是维持生活必须接下的“包袱”——做家务、赡养老人、养育孩子……这些义务固然有其价值，但同时是重复的、琐碎的。
宣扬女性的价值是照顾他人，默认照顾义务全由女性承担，无限压榨女性的时间和精力使其包揽照顾义务，这些是不可取的。男性也应当公平地参与到照顾的情境中，不是甩手出门不沾家的“消失男人”，也不是在家如同不在的“隐形男人”，而是和女性一道，成为合格的照顾者。
但要达成这个目标，并不是仅靠个别男的有觉悟就能实现的。哲学家Eva Kittay在著作《爱的劳动》中提到，照顾的社会正义需要重视依靠者、照顾者、社会的“三角关系”。社会不仅要为依靠者提供帮助，也要采取措施保护和支持为依靠者提供照顾的照顾者，帮助其顺利完成照料责任，同时不至于牺牲自己应有的权利和生活品质。
所以，一方面，人们的观念需要改变。照顾劳动的价值应当被重视，照顾者的意涵则应与性别角色脱离。“爸爸”代替“男妈妈”，“育婴室”代替“母婴室”，男性顾家不是因为“耙耳朵”“妻管严”才做出的“帮女性分担”的行动，而是源于本身就应当肩负的责任。
另一方面，实践中的支持也必不可少，社会需要提供实际的鼓励政策或建设公共设施。比如制定性别平等政策、提供性别平等教育；培养男孩关心他人、关怀照顾的能力；实施男女同工同酬、育儿假期父母同长制度；重视育婴室、敬老院等基础设施，通过细致周到的设计为人们的家庭照料工作提供便利等。
日本许多育婴室内部分区，除哺乳区男士止步外，其余区域男士可入，并提供护理床、热水机、育儿用品贩卖机等设备，满足育儿需求。
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互相依靠和支持本就是生命的常态，发展利他品质、锻炼照顾能力是人人须有、人人互惠的。这不只是“女性”的责任，而是家庭中、社群中“人”的责任，其中必然也包括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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