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43度，地中海夏夜的风轻拂过南法的岸。人们半卧在躺椅。
戛纳电影节期间，每晚循惯例举行沙滩放映。这一天，银幕上放映的，是中国影片《飞鹰计划》。
相当一部分的90年代后生人，比如我，应该从未认真观看过这部用胶片拍摄的电影。
1991年，这部冒险动作片刷新了当时香港电影的最高成本，共计逾2亿港币，即使放到今天仍然是大手笔。影片横跨欧、亚、非三个洲取景拍摄，是最早走出国门、登上国际影坛的作品之一。
使它更具独特意义的是，这部成龙自导自演的影片与《龙兄虎弟》《A 计划》《十二生肖》，并列为成龙电影生涯中，拍摄过程最危险的电影。
但随着数字拍摄取代了胶片拍摄，诸如《飞鹰计划》一类的胶片电影，连同那个璀璨的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仿佛已归于历史，无缘进入新一代的视野。
好在，4K修复技术焕活了它们的生命。
《飞鹰计划》片场，陈勋奇与成龙合影
5月，记者造访了为这部影片做修复工作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访谈了本片的执行导演陈勋奇和4K版影片修复师，以及为修复工作编写代码的95后算法工程师。
当50后导演在90年代执导的电影，经过30多年后，经由一群80、90后工程师、修复师用技术将其修复。某种程度上，这完成了一次代际的传承。
人们不止是在观看修复版本的影片，更是在重新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
放映
银幕上，成龙的黑发根根分明、连肌肉纹理都清晰可见——仿佛那个远去的90年代也跟着清晰起来。
1980至1990年代，当西方电影已经用起电脑特效、以技术带动起观众的肾上腺素时，在中国香港，
导演成龙正试图用肉身之躯抹平这一差距
——相比李小龙的功夫片重实战打戏，成龙在电影中融进更多冒险剧情、恢弘场景和高难度动作，开创了动作片喜剧。
他曾在自传中写：
“我们的特效比不过外国人，但动作片是我们擅长的。只有我们能做到一个真正的动作片，史泰龙和施瓦辛格都不能。我要让外国人知道，动作片还是要看成龙的。”
这些动作常惊险万分。《飞鹰计划》里，为了拍摄一处荡起锁链的镜头，成龙从高处坠下，造成胸骨骨裂移位。
更惊险的还要属1986年，拍摄电影《龙兄虎弟》时险些丧命——当时成龙从一棵折断的树干上跌落，脑袋恰好撞上底下的石头，流血不止。当时遍寻名医。如果不是全欧洲最好的脑科医生刚好到南斯拉夫旅游，大概率不会有后来的成龙故事。多年后，他在受访时回忆等待救援的场面：
“一个人躺在房间里，身边没有一个人。一会儿有人开门看一下，看一下。我感觉自己要死了。”
有时，一些人就是命不该绝。成龙的好友陈勋奇这样对我说。
5月的尾巴，73岁的陈勋奇坐在银幕前。时隔30多年，4K修复版本的《飞鹰计划》仿佛重生一遍，像一个新生儿那样呈现在他眼前——既熟悉，又新奇。
“（修复版本）把沙漠、隧道里的色彩都还原得更好了，更有层次”，他感叹。高清画面里，演员们在烈日下干裂的嘴唇、衣上的褶皱、甚至非洲沙漠上起风时的颗颗沙粒，都清晰可见；成龙的拳脚之间，画面也比原版流畅。
仿佛穿越了时空，36岁的“大哥”来到眼前。
那时的成龙，每一部电影都是拿命去拼。拍摄《A 计划》时，陈勋奇目睹着一座几米高的花牌轰然倒下，花牌里全是钢筋，差一分一毫，“他（成龙）就会被砸成肉饼。”有时真感到庆幸，好友竟然健康地活到今天。
《飞鹰计划》修复前后对比
1991年，已经是香港电影配乐圈里头号人物的陈勋奇应了成龙的邀请，担任《飞鹰计划》的执行导演。在拍摄一场从酒店三楼跳至一楼的戏份时，导演兼男一号成龙跳罢，问他，“Frankie（陈勋奇英文名），怎么样？”
陈勋奇犹豫一秒。
“明白，再来一条！”成龙二话没说，准备再跳一遍。
那一刻，南斯拉夫的失血一幕又浮现在陈勋奇眼前，他不免为成龙担心起来。那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二楼露台太小，楼梯也窄，一旦落点不对，又要受伤。那是个冬天，成龙脚穿一双薄帆布鞋，“跳下来后，他一直在那揉（脚腕）。”
所幸结果顺利。这一遍，非但动作更流畅，效果也更好——成龙喊两名成家班的武师躲在角落，人手两只活鸽子，成龙一落地，武师们就放飞鸽子。鸽子一展翅，“哒哒哒哒哒”——声、画、情绪、节奏都有了。
成龙跳下，鸽子应声飞起（《飞鹰计划》片段）
这一幕，陈勋奇记了30年。这是那一代香港电影的创造力。
“科技进步了，有很多方面想到，就能（用特效）做出来。但是缺乏生命力。”他谈，为什么现在的电影不好看——因为大部分导演只能挑选专家给他的样片和素材，“那不是内心生发的。”
就像鸡蛋里孵出小鸡，是生命。
几代人的青春
“我们就是完完全全忠诚于电影，为电影付出。”几天前在电话里，陈勋奇嗓音微哑。
1951年出生的他，走过了香港电影最繁荣的30年，也目睹国内电影工业的崛起，至今仍在影视圈一线创作。用他的话说，那代电影人中的许多人，是要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电影。
“拍到99岁！”他俏皮地说。
一次访谈中，谈及动作片时代的种种“赌命”拍摄现象，主持人问他，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就没想过出危险和意外吗？
他反问主持人：如果一个国家的士兵去打仗，每一个人都想着老婆孩子，还怎么打？
《警察故事》动作戏片段
的确，电影是他们的“国”。
几代香港电影人曾把深刻的情绪埋在作品里：港人在殖民地被视为二等公民的愤怒与不甘、贫民在花花社会里的辛酸与温情、小人物的悲喜、奋斗和家国情怀、香港回归前的身份认同和迷茫……
但转眼间，时代风云巨变。
黄金时代的衰落是从1992年开始——那一年，美国WTO要求台湾开放，让好莱坞影片进入台湾市场，以此为标志，香港电影逐渐失去台湾这一最重要的市场。
紧接着，1997年金融风暴，香港又痛失韩国这一重要市场。此后，香港回归、内地影视工业崛起，种种冲击下，香港电影渐失语。
到今天，新一代年轻人的注意力，甚至已从大银幕，转向了方寸的电子屏之间。那么，
这些曾经瑰丽的电影作品，该栖身于何处？
在清水湾一处电影制片厂里，
纪录片导演徐思原曾亲眼目睹：成堆成堆的电影胶卷满身灰尘、无处安放
——整个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是由胶片筑起的；但从2002年起，越来越多的电影就已经开始采用数字拍摄而非胶片拍摄；2012年，柯达胶卷宣布停产，更一度标志着胶片电影走入历史。
香港一电影制片厂堆放的胶片
由于胶片的保存难度很大，对于温度、湿度都有很高要求，在闷热潮湿的南方，如果不加以处理，很快，这些胶片便会患上醋酸综合症，被氧化、分解——届时，这些香港电影就将真的归于历史。
在此背景下，2023年，抖音、火山引擎联合中国电影资料馆，发起了一项“经典香港电影修复计划”。
这项计划在胶片老电影数字化存档后，利用人工、AI技术来对电影的呈现效果进行修复。
简单来说，
AI与人角色分明：
AI能够更高效地解决噪点、失焦、清晰度等问题，大大优化了人工修复师的效率，而且，因掉帧而导致的流畅度不足几乎只能通过AI来修复；而人工则能检验AI修复的效果，进一步细致、精确地调整局部细节，让艺术效果达到最优。
修复完成后，老电影将以崭新的面貌再次与新观众们相见——观众能在抖音上观看完整的修复版本，部分经典作品还会被选送各类电影节进行重映。
《飞鹰计划》即是其中之一。
《飞鹰计划》剧照
戛纳的银幕上，成龙与三位女主角——香港女演员郑裕玲、西班牙女演员伊娃 · 考伯以及日本女演员池田昌子，行走在茫茫的非洲荒漠上。多国籍的阵容、异域的风情——90年代，成龙的国际野心达到顶峰。
30年后，这部影片再次达成他的心愿：放映现场，来自欧洲、美国、亚洲等地的影迷安静地凝望着屏幕。欢乐处，人们捧腹；打斗激烈处，表情也跟着凝固起来。影片结束，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一刻，香港电影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过去、现在和未来
技术一路滚滚向前。当下，人们甚至要讨论电影还是否会存在——
就在去年年底，我曾参与筹办过一场科技大会，会上，一个电影主题的圆桌论坛便在讨论此事。当时，当红的科技公司Pika刚刚发布了一则概念短片——短片中，人们只需要输入文字，AI便会自动生成出连贯、生动的影视画面。
这样的效果令技术呈现出一种压迫性。仿佛不断飞驰发展的技术，要将一切旧的生产方式甩在身后。
那阵子，各大社交平台上，这条概念短片下的热门评论大意都是：电影行业，危。
但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好的故事，永远被需要。
《飞鹰计划》剧照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
我见到、确信一些"旧的"，能被技术带进当下，甚至未来。
穿过一道道需要密码才能通过的防盗门，胡晓彬在尽头等我。
他是一名电影修复师。据说，为了还原片长近3小时的《飞鹰计划》，他与同伴10 人所组成的修复团队耗时近两个月，才完成这一大工程。
在他身后，是电影修复师们工作的地方：
在这片不到三十平的办公室，十几张电脑显示器排成一排——每一部经过修复的老电影，都是修复师们在电脑上逐帧逐帧地手动修复出来的。
如何量化这个工程呢？大部分电影每秒24帧，一部90分钟的电影约有12万帧画面，要完成这场修复，通常需要一支二三十人的团队连续工作上好几个月——而每一名电影修复师，每天需要点击鼠标约2万次。
这工作比想象中更加枯燥。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修复室
大部分时候，修复师必须面对一帧一帧的画面，用鼠标去除画面上的脏点和霉斑——办公室里往往很安静，只能听见细密的鼠标点击声。
这里是电影世界的ICU，一盘盘电影胶片是病人——因为近代史的战乱，加上胶片保存的物理条件极高，从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大量用胶片拍摄的中国电影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胶片患上的醋酸综合症会在电影画面上留下或大或小的霉斑，随着时间推移，霉斑将越长越大。
再不抢救，中国影史就会失去大半江山。
2006年，国家发起了老片抢救项目，全名叫做电影档案数字化修复工程——“胡晓彬”们就来到了电影资料馆。他们的工作，是把“过去”，带到“现在”和“未来”。
导演陈嘉上走进中国电影资料馆指导修复
女修复师孙帆说，庆幸的是，她在一开始就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她在2013年修复了阮玲玉的经典代表作《神女》，这部在海内外影展上映次数最多的影片。
在荧幕上，她看到了24岁的阮玲玉——那张美丽的脸，被黑色、绿色、和蓝色树杈状的霉斑给遮住了。一种强烈的惋惜之情产生，她想，如果没有人做修复，后人不会再看见这部瑰宝级的影片。
后来，《阮玲玉》的编剧焦雄屏在观看修复后版本时感慨，人们重看老电影，就是和过去对话——“知来处，才知道自己未来的去处”。
孙帆说，那些来到资料馆的电影主创，没有不激动的。
对于老一辈的创作者来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看到年轻人还能爱上自己的作品——电影修复不仅是技术的胜利，也是创作者突破时空限制、延长艺术生命的方式。
AI修复
人们所怀念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但当50后导演在90年代执导的电影，经过30多年后，经由一名95后工程师用技术将其修复。某种程度上，这完成了一次代际的传承。
97年的算法工程师张涛打开电脑，向我展示《飞鹰计划》里，同一帧画面在修复前后的效果差异。修复前的胶片版本历经多年，早已色彩黯淡。经由AI技术修复后，画面清晰，人脸的轮廓、肌理和细节都得到优化，且色彩质感分明。
《飞鹰计划》修复前后对比
这类视频自动处理技术脱胎于抖音背后的画质增强技术。
张涛等算法工程师的工作，是要为短视频的供需两端做画质上的提升——一方面，在创作者上传视频至服务器时，尽量减少画质的损耗；另一端，当用户打开抖音App观看时，无论其手机终端是多落后的硬件，也能保证观看效果的最优。这就需要工程师们针对不同的手机性能设定不同的算法。
现在，
这类算法找到一类新的应用场景，电影修复。
一部老电影，要经历过物理修复（将胶片转成数字化）、数字修复（在数字化介质里对噪声、划痕、坏帧、模糊等画质问题进行修复）、以及最终的艺术修复（根据主创的意见进行效果的最终优化），才能重见世人。作为“经典香港电影修复计划”项目组的一员，张涛从数字修复环节开始参与。
电影资料馆的修复师们，面对的是一帧帧电影画面；而张涛面对的，则是电脑屏幕上的一行行代码。
根据影片所需修复的问题，工程师们通常会先查询最前沿的论文，从中找到解决方案，之后则是堆方案、跑代码、调优、方案优化……张涛所负责的《飞鹰计划》是动作片，相比故事片的镜头稳定，动作片镜头多且运转快，修复难度更大——火山引擎原有的技术方案并不能完全覆盖。
张涛第一次修复出来的版本就没有被采纳——“技术人员只想着解决问题，比如画质不清晰，就修复到清晰；色彩不鲜艳，就修复到鲜艳。但出来的效果失去了老电影本身的复古感。”他回忆，当他拿着样片找到资料馆的专业人员，得到清一色的回馈是，修复效果不理想，损失了电影本身的质感。
影片经过多轮测评后才能上线
在业界，电影修复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减少今人的干预，让修复后的电影“修旧如旧”。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到符合当下用户的观看习惯，这需要取两者之间的平衡。
为此，张涛研发出一款全新的算法：利用AI模拟出胶片噪点，在提升画质的同时，仍旧保持老电影的复古风格和质感。
调试过程中，方案的选择还得到了全民的参与
——当时，抖音在App上发起了“影迷在线测评”，用户扫码进入抖音，便能看到两个不同版本的修复方案——最终，算法选择了多数用户投票的方案。
像张涛一样参与这个项目的11名火山引擎工程师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多地，他们每人负责其中的几项算法，合作完成100部港片的修复。
影迷测评留言
对于新一代工程师来说，这个过程让他们
重新理解了技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只有当技术落地，才有机会优化和迭代。
同时，这些为项目而研发出的新技术，也能反哺这家公司的视频产品体验，进而形成闭环。
这是这则公益故事中的惊喜一幕：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相互成就，而一个小小的电影修复，也连接起技术和人文，连接起几代人之间的青春、价值与共识。
访谈结束后，张涛告诉我，直到今天，他还是喜欢老电影。
青春记忆中，每个暑假的夏夜，父亲会和他一起守着电视机：成龙、周润发、洪金宝、周星驰、张曼玉……这些人物、情节深深地印在脑海，很是清晰。以至于很多年后，当他为了修复项目而重新打开这些片源时才发现，画质之灾难远比记忆中更模糊，一度让他“看不下去”。
很高兴能“救”回这部影片。他说。这是为“龙叔”、也为观众做的一件小事。
他称成龙为“龙叔”——仿佛在喊一位亲近的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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