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格外推崇鲁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后，毛泽东自列为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并题写“鲁迅先生之墓”，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发表演讲，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论断：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此外，毛泽东还概括了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的三个特点，并指出：“综合上述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泽东不仅题写校名、校训，并且还为之感慨而题词。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高峰：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倡导：“一切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
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头像与鲁迅头像并列为会议徽记。
据说这个徽记设计由毛泽东提议，表达出他对鲁迅这位旷代文豪寄予的情怀，体现了两人高度的时代精神契合，传递了站立起来的中华各族人民的文化理想。
鲁迅与毛泽东头像能够并列，一是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喜爱，二是毛泽东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人格的推崇。
归根结底，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遗憾的是，两人始终缘悭一面，未能相见。
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在想，如果鲁迅活到抗战开始后，活到建国后，两人之间会发生什么？
在鲁迅之子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最后一篇《再说几句》讲述了一件跟毛泽东有关的事情。
1957年，毛泽东曾前往上海小住，期间邀请周谷城、罗稷南、黄宗英等文艺界人士谈话。
此时正值特殊时期，文化人士的处境较为艰难。罗稷南老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这是一个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问题，其他的人绝不敢如此冒昧，但性情直率的罗稷南却直率地讲了出来。
毛泽东对此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听完这个回答，罗稷南惊出一身冷汗，没有再做声。
罗稷南是著名的翻译大家，1898年出生于云南凤庆，毕业于北京大学。
在北大上学期间，他就结识了李大钊、罗章龙、施存统等人。
大革命时期，罗稷南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101师宣传科科长，与蔡廷锴交情颇深。
1934年，罗稷南辗转来到上海，翻译了高尔基的《我的童年》《我的大学》《铁甲列车》、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复活》等名著。
值得注意的是，罗稷南翻译的《马克思传》是首部中文译本，影响着几代中国人的思想。
到了1957年，罗稷南已是上海文艺界的大师，毛泽东邀请他参加座谈会，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年曾参加这次做谈话的黄宗英，也发表文章对此事进行了证实。
黄宗英在文章中写道：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
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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