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功德林劳改营迎来了一批新的“客人”，这些人曾经是国民党的旧将，在解放战争中兵败被俘。
他们之所以被关押在功德林，其实有一定的深意，很多国民党将领比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他们在革命时期替蒋介石卖命，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但是客观来说他们受到蒋介石蛊惑并不是太深。
对于这些战犯，关押不是目的，让他们的思想发生转变，尽快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才是功德林所有管理人员的最终目标。
从1959年到1966年，我党先后进行了六次特赦，这些战犯大多数都已经对旧社会的腐朽有了清醒的认知，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先后成为了新中国的合法公民，并且各自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默默奉献。
但是功德林中的战犯并非都积极配合改造，个别人把对蒋介石的愚忠当成是军人的骨气，所以这批战犯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
这次特赦也是新中国的最后一次特赦，共有接近300名战犯重获自由，这些人大部分都已经是两鬓白发，在劳改所里度过了大好年华。其中有10名战犯被特赦后请求前往台湾生活，他们的结局令人感到唏嘘。
一、“临走前请他们吃顿饭”
上世纪七十年代，爱国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在海峡两岸流传，“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短短的几句话写满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辛酸与无奈。
毛主席看到这首诗后颇具感慨，于是产生了将最后一批战犯特赦的想法。1974年底，时任公安部部长整理出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这篇报告详细列出了最后一批特赦人员的名单，毛主席阅后发现特赦人员名单中不包括黄维、周养浩、文强等13名国民党战犯，于是批示说：“他们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已经到了迟暮之年，也该和家人团聚了。”
“将所有战犯全部特赦，而且这次特赦没有任何前提条件”，这一提议在当时有些人不太理解。到了1975年还没有释放的人几乎都是顽固分子，这些人早年都是犯下了累累罪行。
尤其是名单中未列出的13人，个个都罪孽深重，而且在劳改营中抗拒改造，态度极其恶劣，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黄维和周养浩。
黄维曾经是蒋介石的嫡系，淮海战役期间为了阻挡我军进攻的步伐，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二野官兵深受其害。
黄维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只是败将，不是罪犯。”为了抗拒改造，他竟然提出制造永动机。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放声背诵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就连曾经的下属杨伯涛都看他越来越不顺眼。
周养浩曾经是臭名昭著的“书生杀手”，在他手里牺牲的革命烈士不计其数，著名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就是被他设计杀害。
周养浩在功德林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曾经还对积极改造的沈醉大打出手，是功德林中最大的刺头之一。
除了周养浩、黄维，文强、刘镇湘、蔡省三、陈士章等人也都是功德林中让管理人员头疼的顽固分子，所以他们只能目送同行们一批一批的被释放。
即便这些人尚未达到被特赦的标准，毛主席却表现得十分大度：“这13个人虽说态度不好，但如果大家都走了，再继续扣押着他们，也就显得我们太小气了，都放了吧，一个不留。”
强行对一个人改造，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经过了20多年努力，我党已经把新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让这些人出来感受一下中国的变化，或许能够让他们的思想发生转变。
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当他们走出劳改营的那一刻，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毛主席还做出了批示：“临走前请他们吃顿饭，然后每人发给他们100元生活费。愿意留在大陆的，当地政府负责为他们安排稳定的工作岗位，如果愿意回台湾，那就发给他们足够的路费，允许他们经香港回到台湾。”
我党的真诚最终还是打动了这批顽固分子，他们纷纷对我党的宽容表示感谢。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陆，只有10人选择了回到台湾。
当时的毛主席已经步入了晚年，这也是他为解决台湾问题作出的最后努力，他希望这些人回到台湾后能够宣传我党的政策，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然而他们却辜负了毛主席的期待。
二、国民党的弃子
这十名要求回到台湾的人其实除了蔡省三之外，其他九人均是因为家人曾经在1949年跟随国民党来到了台湾，他们只是想单纯的和家人团聚。
我党尊重了他们的选择，即便是依然心系国民党的蔡省三，我党也没有过度为难，临行前还给他们安排了一场践行饭，并给他们发放了足够的路费。
党中央特意安排了专机将他们送到了深圳，然后在前往香港，考虑到这些人大多数已经步入老年，所以我党工作人员几乎是保姆式全程陪同，并对他们说：“如果在台湾生活的不如意，随时欢迎回到大陆。”
然而，国民党的做法却与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当时蒋介石刚刚病逝，蒋经国正在为父亲主持葬礼。
蒋经国认为，这些人手上都有累累血债，共产党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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