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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一代代师生校友的开拓进取,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走进那不曾褪色的岁月。本文作者许金晶为北大国发院本科经济学双学位2004级校友。

曲折但坚定的北大情缘

与CCER的结缘,要从中学萌生的北大梦说起。

在高二文理分科之前,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家乡中学里名列前茅,考年级第一是“家常便饭”;而母亲从小对我培养起来的阅读爱好,又让我对文史和艺术情有独钟,于是早早地把北大历史系作为人生头等志愿。我的北大情结在中学时非常重,以至于买高考状元学习指南类的书的时候,只买北大卷,对清华卷不屑一顾。然而父母都是经由高考和参军、从农村来到小镇工作生活的普通职工,他们根据特殊年代的经历与本能判断,都不希望我学文科,建议我改学理工科。当时听过一位名人的说法——“物理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摇篮”,于是又把北大物理系当成努力目标,打算读完物理本科后,再转读文科的研究生,从而实现自己在国内最好的高校里做学者的人生终极梦想。

我们那年高考是考后填志愿,因为数学发挥不好,预计分数少了10多分,报考北大很悬,于是妈妈和我一起在报考指南上遍寻。妈妈当时有两个原则,一是一定要去北京、上海,最好是北京,因为只有在一线城市,才能让自己的儿子尽可能地打开眼界,成为一个丰富的人。放弃报考北大之后,第一志愿填我选择了北航计算机系,第二志愿为北京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其他志愿空缺,不服从调剂。之所以选择计算机,源于妈妈希望我学习一门技术,这样比较好找工作。而且她觉得我从小喜欢文化艺术,思考偏感性,计算机专业这种理工科在找工作之余,还能帮助我平衡生活中过于感性的思维。

高考出分之后,我的分数超过北大分数线10多分,然而木已成舟,我就这样顺利地进入了北航计算机系。

然而计算机并非是我的兴趣爱好所在。大三时,我更确信自己的兴趣在于历史、新闻等文科,于是立志报考刚刚成立的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其实考研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去北大游学的理由,大三大四那两年,我上午在北航上计算机的专业课,中午吃完饭,就骑着一辆破单车沿五道口、成府路一路骑到北大,旁听各种人文社科的课程,除了新闻传播学院的课之外,历史系、社会学系、中文系、政治学系、哲学系的课堂均出现过我的身影。在那两年北大边缘人的游学生涯里,跟北大各文科院系的很多同学成为了好朋友,这种朋友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段时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历史系的阎步克老师和中文系的陈平原老师。阎步克老师在喧嚣尘世之中独守自己精神家园的坚毅让我异常感动,他严谨的治学和考证态度成为我毕生的做事原则,我之所以发条微博都要注明出处,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影响。每当我在俗世之中想放弃坚守、放弃理想之时,一想起他纯净清澈的目光,我就又有了坚守下去的动力。陈平原老师的肆意和潇洒也让我明白,作为一个知识阶层,即使再清贫和苟且,也要有自己的操守,自得其乐。

可惜的是,2003年北大传播学的那次考研失败。我只能选择先工作,再继续考研。在之后一年的时间里,我兜兜转转,从新创刊的《新京报》北京新闻部记者,又转到国家外文局和国务院新闻办合办的一家体制内的互联网杂志《网络传播》工作,虽然没有所谓的编制和户口,但仍然工作轻松、收入稳定。

然而,内心当中的不安分因素,使得自己无法满足于安逸。就在此时,知道我一直没放下北大梦的母亲,给我转来了新浪网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面向北大校外招收经济学双学位的广告。几乎同一时间,上海文广新闻传媒、《北京青年报》和《广州日报》三家联合主办的大型财经类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正式启动,开始招兵买马。于是,我在这一年决定选择双线并进,报考CCER+应聘《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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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2003级校外双学位联欢会

经过笔试和面试,我2004年9月份正式加入《第一财经日报》北京分社,成为一财北京的第十四位员工;而恰恰就是在这一时间前后,得益于在北航良好的数学训练,我以数学高分的成绩,成为CCER招收的2004级100名校外双学位的一员,正式到北大读书。

因此,之后的两三年里,我在北京一直半工半读。

双线作战的日子

我每天的日程表大致如下:

早上7点起床,8点之前出门,在外采访或参加新闻发布会,下午2、3点钟回到位于西直门首钢国际大厦的报社,开始查看上交所、深交所公告,以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彭博社、BBC等英文财经类网站,寻找最新的新闻线索,下午6点之前完成常规的消息稿件;如果当天写的是头版甚至头条稿件,稿件完成的时间往往要到晚上9、10点钟。重点稿件完成之后,还不能离开报社,防止编辑和签版主编询问稿件细节;等到报纸正式签版,往往已到夜里十一二点,再打车回到家已至凌晨时分。即便如此,我自己雷打不动地睡前读书半小时到一小时书,凌晨2、3点钟才睡觉。如果当天没有选题,或者只需要写篇短消息,我下午6点交稿之后,就会打车到北大,开始晚上7-9点的课程。

CCER经济学双学位的课程相当繁重,很多课的难度不亚于其他高校的硕士课程水平,部分课程还要全英文授课,同时安排大量的小论文、习题等作业。就是在这样的节奏中,我很庆幸自己在北大的每一门课都顺利通过,类似计量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学思想史、宏观经济学等核心课程,还考出90分左右的高分。

几乎整整三年,我白天奔走于各大跨国公司总部、五星级酒店、国家部委和各国驻华大使馆;晚上前往北大朗润园和理教等教室潜心学习经济管理知识;凌晨回到自己租住的小房间,赶写3000字以上的重头稿件。之后,我还会再夜读《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国富国穷》《黄河边上的中国》等人文社科类经典著作。

记得有天晚上,到家已近凌晨1点,简单洗漱之后,拿起最近在万圣书园购买的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阅读,越读越觉得过瘾,干脆一口气读完。等合上书时,时钟已指向早上6点。于是闭目养神半个小时,出门赶赴新闻发布会。

不知不觉的历练

后来我转到南京生活,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夸我写东西又快又好,我自己心清楚,这种高效率且高质量的写作能力源于CCER的知识滋养与双线高强度作战的历练。

CCER带来我的影响不仅是效率的倒逼,还有专业的变迁。刚入一财时,我基于计算机专业背景,主攻IT、互联网。随着CCER学业的推进,我对于中国宏观层面的经济改革进程愈发有兴趣。在跟报社领导沟通后,慢慢把主攻方向从IT、互联网转向了能源重化工等重大产业报道和宏观分析。我后来曾在大连调查大连实德资金链危机,在吉林采访吉林石化爆炸事故,在内蒙探究风电产业发展进程,在秦皇岛深挖油港四十年的变迁历史。通过这些实地采访,我的问题意识和家国情怀在内心越发清晰和坚定,而那些早已印成白纸黑字广泛传播的调查类报道,也永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尤其是对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事件的报道,我创造了报社的一个记录,即一周连续五天参与头版头条。我也正是凭借这个系列报道,荣获秦朔主编颁发的2005年“总编辑特别奖”二等奖。而我在北大CCER撰写的一篇论文,主题也正是《从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事件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这一事件距离现在已近二十年。当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是爆炸性的头条新闻;如今,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会对中国企业收购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司空见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中国崛起的历史见证者、参与者和观察者。

如前文所述,在就读CCER之前,我已经有理工科的专业训练和多年的人文底蕴或偏好。但CCER三年的经济学训练,让我进一步打通了文理平衡思维,既摆脱了那种纯文科的书生意气,以为靠一支笔就能指点江山,牢记北大老校长胡适说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同时也避免掉入纯理工的相对线性和固化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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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宋国青(左一)、周其仁(左三)、陈平(左四)、易纲(左五)、卢锋(左六)

在CCER,印象最深的老师是陈平、汪丁丁和卢锋。《从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事件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这篇我得意的论文正是卢锋老师课程《中国经济改革》的课程作业,对本国历史、现状的关注,那种宏大视野的写作和研究手法,都是卢锋老师留给我的宝贵财富。陈平老师在多领域之间纵横交错、游刃有余的姿态让我充分明白“君子不器”的道理。汪丁丁老师那种思想家般的哲人气质永远令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也成为至今仍在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师。他的思想随笔集、学术散文和书评文章,只要能找到的,我一定在第一时间阅读。

现在想来,那些梦想激越的日子,也正是拜当时的时代所赐。无论是《新京报》和《第一财经日报》(跨地区联合办报的媒体改革试点),还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面向全国招收经济学双学位学生,都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中国增量改革的重要成果。没有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与跨地区办报的大胆尝试,笔者这样一位北航计算机专业毕业、仅仅拥有校园媒体办报经验的工科男,就不可能成为中国主流媒体的一分子;没有林毅夫、张维迎等老师创立的CCER相对独立、灵活的办学和改革探索,笔者这位工科学子不可能得到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很难成为出色的财经记者。

人生宝贵的财富

今年是我的CCER入学二十周年,来南京工作生活也已经有整整十七个年头。回溯CCER对我的影响,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君子不器、兼容并蓄的阅读与行为偏好。尽管我们在CCER读的是经济学,但是这种经济学,跟社会上惯常认为的偏重实用导向、甚至直接就是跟钱打交道的经济学,完全不是一回事。林毅夫老师再三告诫我们: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北大的经济学学习,一定要心怀天下,要有大的格局。在陈平、汪丁丁老师的课堂上,我们聆听到的,也是以经济学为线索,贯穿起从生物科学到思想史、从政治哲学到伦理学的兼容并蓄、肆意畅游的知识与思想体系。这一点,对于我之后的人生之路影响很大。

在南京十七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体制内,从事统计调查的本职工作。然而业余时间,我仍然坚持阅读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电影学、文化研究等在内的各学科经典和新著,并成为好书的推广者,堪称我的第二职业。

2018年5月,我创办了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如今已经成为南京乃至全国小有名气的经典和学术阅读的推广组织;凭借自己在南京十多年的阅读推广工作贡献,我拿到过2017年度全国十大阅读推广人的荣誉称号;而自己出版的《领读中国》和《开山大师兄》这两本书,也拿到过诸如“《光明日报》2019年度十大好书”等重要奖项。阅读之外,我出版过三张原创民谣专辑和一本音乐类书籍《海阔天空:Beyond与我的人生故事》。在电影方面,我坚持影评和电影访谈写作十多年,出版过《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一个家族的电影史》这两本电影类书籍。“不给自己设限”“喜欢什么,就把它做出点名堂”,这是CCER留给我的宝贵财富。

其次是心怀天下、敢为先锋的家国情怀。林毅夫老师有一年在国发院的毕业演讲中曾倡议:如果天下还有一个人在饥饿,那就是我们自己在饥饿;如果天下还有一个人苦难,那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这是北大人的责任,这是北大的胸怀。这段话,曾经多次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工作和生活中,竭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是每一位CCER人和北大人的本分。业余从事阅读推广这么多年来,也曾多次为社区、学校、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开展公益性阅读讲座,希望以我的微薄之力,在有缘人心目中,种下阅读的种子,从而培养他们终生阅读与学习的习惯,进而创造人生更大的可能。

姚洋老师在多次毕业演讲里告诫我们“做自己”。在中国的语境下,但凡做事,或许就会面临争议。多年来,无论是阅读推广、写作还是本职工作,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都会充分听取身边师长和朋友的意见;然而做出决定之后,不管面临怎样的流言和争议,我都会竭尽全力,坚持到底。

最后就是北大校友共同体的终生滋养。CCER不只让我圆了北大梦,也赋予了我北大校友的终生身份。从2011年9月开始,我一直在北大南京校友会秘书处服务;年过不惑之后,社交上大力做减法,现在深度交往的人,以值得尊重的师友为主。在深度阅读和阅读推广的过程中,也经常能感觉到哪些是北大师友。北大人的这种共通的精神气质是我们这辈子最为宝贵的财富。

感恩CCER,由衷祝愿CCER三十周岁生日快乐。

2024年5月16日晚作于南京竹林斋

作者:许金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专业1999级本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4级经济学双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