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17日晚，四个南斯拉夫人乘坐飞机，被带到法国的一家医院，在那里他们接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实验。
痛苦、挣扎、放弃、不甘……复杂的心路历程在这里轮番上演。
这并不是什么虚构的恐怖故事，而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结局感人的小众电影——《绝密配方》。
冷战背景下，核武器成为各国博弈的关键。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恶化后，开始自主研发核武器。
本片的男主之一波波维奇教授，便是南斯拉夫核研究所的核心人物。
他目前进行的实验，是致力于用本国不那么优质的燃料，实现成功的链式反应，从而促成制造核武器的可能。
波波维奇顶着当权者施加的压力，带着自己的几个助手，加班加点地进行实验。
然而，一次实验中出现了意外，当时虽然报警器没有响，但大家闻到了臭氧的味道，这意味着波波维奇和三名助手已经暴露在核辐射中。
当权者考虑到波波维奇对于原子弹研究的重要性，把他和三名助手送到了巴黎的一家医院，那里有位名叫马特的医生，正在进行骨髓移植的研究，或许可以给出治疗方案。
于是就有了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原本在核研究所指点江山、被助手们众星捧月的波波维奇，忽然变成了被法国医护人员包围的虚弱病人。
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治疗。
一是因为波波维奇和三个助手体内的辐射含量极高，已经到了与死神赛跑的阶段，必须尽快接受骨髓移植治疗；
此外，当时尚未有成功的人体骨髓移植先例，马特医生虽然在放射病理学研究数年，但他的实验依旧停留在动物实验屡次失败的阶段，更别提应用到人体上；
更棘手的是，马特医生是一位坚定的反战人士，面对“敌对阵营”的核武器专家波波维奇，他内心其实是充满抗拒的。
因此从一开始，这对医患关系就充满了不安定的紧张气息，马特医生甚至曾经有些趾高气昂地质问波波维奇——我一直站在人道和科学这边，而你呢？
一边是反战的救死扶伤的医生，一边是极有可能造出杀伤性武器的专家，两人似乎水火不容。
但实际上，波波维奇并不是什么狂热的战争分子，他正因亲历过战争的丧亲之痛，才致力于拥抱更加强大的力量。他和马特医生，更像是彼此的镜像。
即便立场不同，此刻他们都因治疗而让步。
一次次的抽血检查、输血、抽髓，让波波维奇和助手们的精神，随着肉体的痛苦一点点被消磨殆尽。
波波维奇对助手们谎称大家体内的辐射剂量并不高，应该能够被治愈，但此刻他似乎已经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甚至不顾遗嘱溜出医院去了酒馆。
马特医生发现后，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劝说波波维奇——你们在核研究所做的链式反应虽然失败了，但你们引发了另一种链式反应，让我在即将放弃研究之际，找到了继续下去的力量和理由。
这意味着，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个时间都引发下一个，每个人都要辨认出真相，我们的相遇不是偶然的。
马特的这番话打动了波波维奇，他们的关系也变得缓和起来。
而在医院里，助手们和医护人员早已是一片和谐，大家虽然语言不通，但还是能通过音乐来交流感情。
院方也找到了匹配的献血志愿者，为波波维奇他们输血，缓解当下的贫血症状。大家虽然手臂上插着针头，但还是乐观地相互交流，突破了语言、立场、民族的障碍。
然而，这只是这家医院里极少数的短暂快乐时光。
受辐射最严重的一名助手病情突然加速恶化，马特医生虽然说服了一名志愿者作为骨髓供体，但手术最终还是失败了，院方不愿再冒风险让马特医生继续研究。
而此时的波波维奇也陷入了巨大的自责之中。事实上，他是造成这次事故的罪魁祸首。
由于之前的实验总是被报警器打断，波波维奇认为是设备陈旧，眼看新式的报警器申请批不下来，他便铤而走险，在实验前悄悄关了报警器。
那次实验虽然成功了，但代价是大家都受到了核辐射。波波维奇向当权者保证，若自己能被治愈，南斯拉夫的核武器就指日可待。
然而，年轻助手的离世此刻让他开始动摇——对成功的野心和鲜活的生命相比，到底哪个更加重要？
这个情节让很多观众想起了去年的影片《奥本海默》，同样是核武器，同样是攸关的抉择时刻。只是今天聊的这部《绝密配方》，视角更加偏向个体。
片中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配角，是医院里的一名维修工。
起初，面对说着不同语言的助手们，维修工的态度是保守谨慎的，对于波波维奇的助手们想借硬币在自动贩售机买可乐的求助默不作声。
但是经过观察，维修工发现这些年轻人除了说着不同的语言，其实也是普通人，他们被病症折磨的憔悴不堪，生命的活力日渐消失殆尽。
忽然有一天，助手们发现病床上多了两枚硬币，他们高兴地去自动贩售机买到了可乐——这便是维修工悄无声息的善意。
这名维修工后来还成为骨髓捐献的志愿者之一。这种善意与立场无关，仅仅是作为一个人最纯真的初衷。
某种程度上说，《绝密配方》其实比《奥本海默》更容易打动观众，从维修工这个配角身上，就能看出整部影片想要重点刻画冷战背景下人性的博弈。
而故事里马特医生和波波维奇这组医患关系，既是医学与物理学的相遇，也是一次理性与感性的碰撞。
影片高潮段落，马特医生决定为波波维奇和另外两名助手做骨髓移植手术，由一名医生和两位志愿者做供体。
手术前，波波维奇冒着泄露国家机密的风险，向马特医生透露自己的研究，并把视为生命的研究笔记本交给了马特医生，其实也是把决定权交给了他。
最终，手术进展得很是顺利，三人全都活着走下了手术台，而马特医生也悄悄归还了那个笔记本，并未向别人透露半分。
这份信任让波波维奇十分触动，在离开巴黎前，他当着马特医生的面烧掉了自己的毕生研究，从此再也没有涉足核试验。
因为他意识到马特医生说的，自己的确触发了另一种链式反应，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敌意，理由千头万绪，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却不需要任何理由。
更加触动人心的是，这样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
一场核事故促成了历史上第一次人体骨髓移植手术，如今成为治疗白血病的常规方法，当年南斯拉夫的患者和法国的捐献者，则在手术后一直保持着这份特殊的友谊。
整个故事如同电影海报里展现的那样，人类变强大的“秘密配方”并不是核武器，而是爱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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