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过很多文学大师，如果想要在散文、小说领域找到一两位顶尖人物，可能会有不少争议。但如果说起诗和词的代表人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李白、苏轼，他们都是宗师级的人物，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无论是流传度还是文学水平，都很难找到出其右者。
没有人能够质疑他们的才华，因此他们留给大家的多是高大上的形象。但如果去掉明星光环，看一看历史上真实的他们，恐怕会让很多人失望了，因为从他们的经历看，多数时候都是郁郁不得志。
李白并不脱俗，一直想当官
很多人一直以为李白很清高，不屑于应试做官，这其实是天大的误解。李白的出身不好，不仅没沾上家庭的光，反而被严重拖累。他的祖上因犯法被流放碎叶城，到了他父亲这辈也没多少好转，他父亲是剑客，四处行侠仗义，杀人后躲避仇家，躲藏到了蜀地的江油，做起了生意，既掩饰身份，为了养家糊口。
根据唐朝律法，“刑家之子，工商殊类不预”，什么意思呢？犯人和经商者的子女，都禁止参加科举考试。李白倒好，这两样都沾上了，要想走仕途的话，只能靠别人举荐。再来看他具体生活的年代，701-762年，武则天的武周是690-705年，唐玄宗在位时间是712-756年，其中开元盛世是712-741年。可以看到，李白的青壮年时期正好处于唐朝的鼎盛时期。
按理说，身处这样的盛世，政通人和，只要有真才实学，就不会没有从政的机会。更何况李白在世时就已经名满天下，甚至还被唐玄宗召见过，不像杜甫在死后才渐渐出名。
别看李白在诗词中表现得很脱俗，现实中的他一直寻求出头的机会，除了四处游历、吟诗作赋、结交朋友，还想方设法向各路贵人自荐。只可惜李白始终怀才不遇，直到天宝元年（742年），才在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举荐下，得到了晚年唐玄宗的召见，进入翰林院，做了御用文人。但他很快就厌倦了这份工作，而且他生性桀骜不驯、自命不凡，又得罪了不少人，在长安只待了三年就离开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在庐山隐居的李白尽管年事已高，却仍然按捺不住从政的冲动，投靠了永王李璘。他认为大唐已乱，很像西晋末期的永嘉之乱，引发了“衣冠南渡”，由此进入了偏安一隅的东晋及南朝时代。他自比谢安，怂恿永王割据江南，结果很快兵败入狱。负责审案的御史中丞宋若思对李白很看重，将其释放并召入了自己的幕府。
李白稍微像样点的为官经历，基本就这两次，都很短暂。名满天下的他，写了无数的自荐信，只不过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苏轼虽有大才，却坎坷一生
跟李白仕途难入不同，苏轼是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了仕途正道，只不过结局也没好到哪去。
苏轼生活的年代是1037-1101年，享年与李白差不多，但却经历了多达五位皇帝。为了让大家对这段时间更有概念，大致列了一下几位皇帝在位时的大事：
宋仁宗（1022-1063年）：1033年才开始亲政；跟西夏打了三年仗，签订《庆历和议》；在辽的逼迫下“庆历增币”；任用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但很快失败；仁宗盛治是宋朝最鼎盛的时期。
宋英宗（1063-1067年）：宋仁宗的养子，在位时间很短，与辽、西夏均未发生大的战争，最大的事件是任命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
宋神宗（1067-1085年）：任用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后虽有摇摆但仍坚持变法；还推行了针对职官制度的“元丰改制”；出兵西夏而拓地五州（“熙河开边”），但之后两次败于西夏。
宋哲宗（1085-1100年）：即位时才10岁，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重用保守派司马光，恢复旧法（“元祐更化”）；1093年亲政，启用新党，恢复新法，后因新党内斗而失败；恢复“河湟之役”，收取青唐；发动两次“平夏城之战”，使西夏臣服。
宋徽宗（1100-1126年）：就是那位书画家，不是当皇帝的料，最后落得个“晋康之耻”。苏轼跟他的在位时间只有一年重叠，忽略不计。
苏轼的仕途一开始就很波折，1057年第二次参加殿试才进士及第，然后母亲去世回乡守孝三年，回京后又经欧阳修推荐参加了制科考试，入仕后去当地方官（陕西凤翔），没多久父亲去世又回乡守孝三年。1069年苏轼兄弟再次回到东京，这时已是宋神宗时期（说明一下，虽说皇帝的庙号在死后才有，生前应该用年号，但那样的话时间概念太乱，所以本文统一用皇帝庙号指称年代，大家不要介意）。
从前面的皇帝简介中看到，宋神宗大力推行变法，苏轼偏偏支持旧党，于是被贬至杭州，后来又迁至多地，1079年因诽谤新政被捕（乌台诗案），释放后被贬至黄州（湖北黄冈）。再后来赶上“元祐更化”，身为旧党的苏轼开始得势，1086年官至翰林学士。1094年宋哲宗恢复新法，苏轼被贬至惠州，1097年又被贬至海南琼州。1100年宋哲宗去世，苏轼才得以北返，但很快就到了生命尽头。
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同列“唐宋八大家”，可谓名门，但其一生中大多时候都不得志，倒是在各地游历时留下了广为传唱的诗词作品。在文学造诣上他堪称泰斗，但在仕途之道上却很难成为榜样。
李白和苏轼相隔300多年，却有许多共同点
李白和苏轼都是大文豪，都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一个被誉为“诗仙”，一个则是“苏仙”。带着这样的光环，再看他们的仕途之路，才会显得反差有多巨大。他们各自的年代相隔300多年，但却有许多共同点。
都赶上了盛世，却缺乏政治头脑。
李白赶上了开元盛世，是唐朝最兴盛的年代；苏轼则身处仁宗盛治，宋朝最繁荣的年代。盛世对应的是明君，不仅经济繁荣，文化也繁荣，天下贤能之士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更何况他们这样享誉天下的文学巨匠！
唐宋的中央官员中不乏知名的诗词家、散文家、书法家，足以证明朝廷对有学之士的重视。李白和苏轼的名作层出不穷，被天下广为传唱，自然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只要能抓住机会的话，仕途本不应该太差。
但事实上呢？李白怂恿永王造反，苏轼则始终与变法的潮流背道而驰。尽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想象力，但在政治上显然缺乏深入的洞察，未能将极高的文学水准转化成政治水准。
对于为官而言，只会写写诗词文章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水平高只代表有才华，头脑中知识丰富，但为官则需要有政治嗅觉、官场处事、官员技能。人们往往会对才华横溢者给予厚望，但一旦看清其在官场上的“稚嫩”，处于礼貌不好说什么，但其实已经低看了。
都自视清高，有入狱经历。
一般怀才不遇的人，再出格也不至于被关进大牢，况且他们所处的年代并非乱世，还不至于动辄用刑、砍头，尤其朝廷往往对于他们这种“大才”多少还是会网开一面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竟然还都被抓入狱过，可见有多么不可思议！
李白是帮助永王造反，而且很可能还算得上是主谋，一直不得志的他，不够谨慎也就算了，竟然还胆大地出此险招。苏轼则是自恃才高，在诗词中诋毁新法，却没想到他的作品本就传唱度很高，是众矢之的，还敢如此“嚣张”，不是举手主动要求责罚吗？
这还不算，李白好不容易得以随侍唐玄宗左右，却很“高调”地得罪得宠的高力士，屡屡不遵守翰林院规矩，沉迷于酗酒，这是等着皇帝一再迁就吗？要么是恃宠而骄，要么是情商太低。苏轼则顽固地在党争中站队，就是不顺着皇帝的心意。王安石问题再多，好歹有自己的一套系统主张，为的是改良社会，让国家强盛。但苏轼并没有太多的经济、社会政策，就是一味地维护旧法，这就让人觉得太不开明了。
李白和苏轼并不是个案，企业管理者中有很多
前面用了很多笔墨，就是要去掉两人的文学光环，还原他们的为官之道。为的是什么呢？给现在的企业管理者带来启发。
大多数企业选拔管理者，首先都会盯着业务骨干们。这是基于什么逻辑呢？因为他工作表现优秀，所以他是人才，管理者一定要从人才中来选。这个逻辑表面看无懈可击，实则有很多漏洞。
第一个漏洞，人才之前积累的能力与管理者所需能力匹配吗？
这些吸引企业高层眼光的人才，有些是技术人才，有些是销售人才，或者是其他专业领域。但不管他们是什么岗位，以往的经历只证明了一件事——他们适合做所在领域的基层工作。当然了，这些人才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胜任其他领域，因为他们能管好自己，他们有良好的工作态度，他们善于在实践中总结工作方法并不断改进。
然而管理者则不同，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是“管人”，将其他人组织起来更好地做事，帮助其他人成长，让团队保持努力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些工作及背后所需的能力，与人才们以往所做的事及能力要求截然不同。
第二个漏洞，人才在管理岗位上一定能成长为优秀管理者吗？
有人会说，企业需要管理者，总不可能只在做过管理者的人中挑选，哪有那么多？的确是这样，所以企业一定会从专业人才中选拔管理者。但我要说的是，不能只盯着他们之前的本职工作，而要注意考察其是否具有管理者的潜力。
有些技术人才极其内向，跟他人沟通很有障碍，而且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哪怕他专业水平再高，也不适合成为管理者。有些人才尽管专业水平很高，但自由散漫，看不起所有人，也不适合做管理者，因为难以成为团队的表率。
企业要选拔管理者，就要列出管理者的特质，比如勇于做表率、沟通中保持低姿态、时间管理及计划管理很强、认可企业价值观等等。然后对于候选者要针对这些方面进行评价，请注意，这属于潜力评价，而并不是针对日常工作本身进行评价。如果人才具备的这些特质越多，那么就有更大的概率成为优秀的管理者。
第三个漏洞，人才如果不想成为管理者，还有没有其他机会？
很多专业人才其实并不想做管理者，管理者并不意味着风光无限、大权在握，而是意味着数倍于基层岗位的付出，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相比之下，做基层专业工作，在工作复杂度上显然要低得多，埋头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如果企业中没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不做管理者就无法提高到较高的工资水平，就无法得到更多重用，那么专业人才们就没有选择，很多人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却始终没能进入管理者的状态。这样的管理者越多，对企业来说机会成本就越高，因为不称职的管理者占着位置，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任用更优秀者的机会。
很多企业为此设立了双通道，人才可以自行选择发展通道，想做管理者就进入管理通道，想继续走专业路线则进入专业通道。进入专业通道的人才，一样可以获得与管理者在一个量级的待遇。在企业人才不多的情况下，企业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因此只能将原本不适合的人才“赶上”管理者岗位，结果对企业、对人才本身都是一种伤害。
李白明显不适合当官，但在古代出仕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诗词写得再好，毕竟不是主业，不能以此来谋生，而只有当官才能进入上流社会。苏轼稍好些，至少在做地方官期间留下了一些政绩，尤其是水利方面；但在政治上没有太多建树，或者说没得到太多机会展现。
同一时代的司马光则不同，他始终是坚定的保守派，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法，但却被誉为政治家，官至宰相，得到历任皇帝的重用。不仅因为他有自己的治国见解，对于治理地方也很有方法，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史学方面有极高的成就，主持编撰了《资治通鉴》，这项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保身的护身符。
像司马光这样的全才并不多见，因此人才还是要对自己有全面、客观的剖析，对自己的发展有明确的规划。选择发展通道不是赌气，也不能是一时意气用事，而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是做好充分准备后的破釜沉舟。
当然了，就算人才自己有做管理者的意愿，只具有潜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刻意地提升管理者的特质能力。假如李白进入翰林院后，能够收敛自己的心性，处好与同僚的关系，并努力学习中央官员所需的专业知识，肯定会是另一番天地！
李白和苏轼都在庐山留下过传世之作，不知苏轼当时在遣词造句时，是否有想过当初李白的不得志，是否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补充说明：我个人喜爱诗词，对李白、苏轼的诗词造诣很是崇拜，本文并无贬低两位大家的意思，只是对他们的生活经历感到惋惜，借用来引出企业管理的讲解。
（作者简介：做了近20年管理咨询，目前除了咨询业务，还经营贸易业务，兼顾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对民企尤其颇有心得。关注我可以深入探讨管理的方法论和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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