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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县自明清以来,就有修志,读志,用志的传统,把地方志这样的文献作为存史,资政,育人的工具。

据统计,上林县自明隆庆年间就开始修上林的地方志,后在明万历,清康熙,嘉庆,光绪,民国,现代(1980,2018)分别修志,总修了八部《上林县志》,今除明隆庆,万历版外佚失外,其他各版都有流传,成为了了解上林县各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料文献。

修地方志本身就是地方的文化盛事,并且都是属于官修,官方行为,自然的,每一次地方志编修的背后就有很多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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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当时广西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经济大调查,关于这次经济大调查,这实际上是新桂系李,黄,白,当时想搞的一个广西经济发展计划,为此而进行的一次家底大摸排。

关于这个,通俗讲就是坊间最喜欢提及的“民国广西模范省”的话题。这个话题现在评论不一,这里也不展开说了,就说当时广西省府要求在编的每一个县,都要把本县的情况,按一定的格式,条目要求编写成册,完成上交到省府,最后合订成《广西各县概况》,以作备用。

规格形式主要分为几个方面,即:地理,政治,经济,交通,社会。各大目下再具体的小目分述,从形式上看,其实和以前编写的地方志有点相似,只是少一些类目而已。

于是,有人就提出来了,资料这么全,也差不远了,不如趁此机会,按传统地方志的形式,再修一版《上林县志》。

提出这想法的,就是时任县长,平南人,杨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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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平南人杨盟,现在查到的资料不多,只知道他在民国中期以后,基本上就在广西各个县来回的当“县长”,如上林县长,融县长,柳江县长,柳州县长,等等,其中在柳州县任职最久,直到抗战胜利之后。

在任一方,他也有过“惠政”,如为柳州的市政基础建设,社会风气都作过很多有益有效的整治;但他也有过“恶政”,如枪杀农民等等。

他在上林县任职的时候,正好遇上了这次经济大调查,他组织人员完成了这个任务。同时他也是从清代末年过来的人,对于传统的文化教育还是有所了解的,看到这么完善的资料,他也就提出了修地方志的想法,他这倡修,得到了县里很多人的支持,都是当时县里很有社会地位的人物。

其中时任上林县教育局长的韦鸿恩就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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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鸿恩,武鸣人,历史评价是个教育家,民国二十年(1931年)开始在上林任教育局长,长达三年,这可是个真正的文化人。虽说他自小接受的是之乎者也的科举教育,但正值时代变革,科举制度取消后,科举教育没有了出路,通过科举出仕的路也绝了。

于是他到广州进入了新开办的两广速成师范馆学习,这是一所专门培育师范生的学校,讲他的历史也非常丰富,算是今天中山大学的前身。

韦鸿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5年)毕业,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先后在广西多地任职中小学教师,师范教育,还有当地教育局科长,局长,等等,可以说教育资历很深。

作为传统文化人,对于地方志这样的编修,他也还是很关心的,也积极的配合县长杨盟的修志工作,也正是这次修《上林县志》的经历,后来他回到武鸣,在1943年时,曾也想修一版《武鸣县志》,只可惜由于时局不稳,最后没有修成,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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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版《上林县志》工作的,还有好几个人,其中好几位都曾作过广西一些县的县长,如前永淳县长李毓杰 ,前忻城县长韦黄勋,前百色县长唐启勋,前任上林县长本籍人温克容,等等。(黄新硎为1924年替任杨盟的新上林县长)。

但这些县长大人只是因为社会地位而正好在上林,所以被杨盟组合到修地方志工作中来。这些人都没有修地方志的经验,为了做好这件事,于是杨盟请来了一位修志大家——黄诚沅。

黄诚沅,武缘人(今武鸣),他可是一位修志大家,本系列文章《广西人文:方志故事一——民国二十三年·隆安县志背后的编修故事》中都有所提及,他自幼读史,编写家谱,编写地方史志,文书等等,其中地方志类就有《武鸣县乡土志》,《武缘县图经》,《隆安县志》,1932年的《广西通志》(地理篇)等等。

正是看到他这么多的修志经验,而且武鸣,上林都是山水相连,人文历史有很多联系,所以杨盟把他请来主纂,此版《上林县志》,注重反映教育进步、农业生产、工艺改良、商务竞争等国计民生方面内容,成为研究那个时期上林的重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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