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话剧院版《两只蚂蚁在路上》（编剧：李宝群，导演：薛甲乙）2017年暑假登陆西安大华·1935玖剧场，四场演出过后口碑持续发酵，好评刷爆朋友圈。
这部话剧在西安走红离不开“本土化”的再创造。西安版将这部话剧从北京版105分钟压缩至90分钟，不同于北京版温和平缓的定调，西安版为观众呈现出了一场节奏紧凑、融合本土元素的《两只蚂蚁在路上》。
为了使《两只蚂蚁在路上》贴近西安观众的气场，薛甲乙导演同创作团队在改编台词方面，绝对下足了功夫。纵观全剧可以发现在原版台词的基础上导演巧妙地将炮房街、鱼化寨、康复路、北大街、高新一中、边家村十字等西安本土地域名词嵌入其中，无形中开阔了观众的空间知觉，容易引导观众将剧情与本地实际情景相结合，从而使这部话剧在观众的心理空间上建立本土的情感机制。
除了嵌入本土地域名词，西安版在歌队男女的角色塑造上也有相应调试。较为明显的改动体现在将北京版居家女打车给宠物看病改编为企业下岗女职工打车给自己看病，如此改编更贴切西安本地的生活市井气息。
北京雾霾大，西安雾霾也大，北京路上堵车，西安同样也存在严重堵车问题，在女职工的看病之路上，导演也为我们展现了下岗女职工的生活处境和无聊找话聊的生活状态。外地夫妻回家的桥段，导演将北京版的山东人转换为河南人的设定是出于地缘层面的考量。历史上，河南1942大饥荒迫使成千上万的河南人逃荒陕西求生存，时过境迁，在今天的陕西依旧有许多河南人。这样处理是势必的，否则很难戳到西安观众的期待视域。
话剧原版以北京作为故事发源地，北京户口的含金量毋庸置疑，但转化为西安户口同样也很切合时宜。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在加快建设内陆高地的实施中受到极大重视，近年来不少知名企业入驻西安助力西安发展新活力，西安户口含金量也随之看涨。前不久西安出台了新的落户制度，社会人才落户条件：必须在西安市有稳定工作（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连续缴满五年养老保险金等。
“你有西安户口吗？你还真把自己当西安人了？”台词一出，相信在座的西安观众多少会收获一些自豪感，台词如果能激荡起观众的内心情绪，那便是最好的剧场效果反应。
《两只蚂蚁在路上》本土化过程中，最难能可贵的是西安版更注重舞台与观众的关系。在河南夫妇谈及户口问题时，演员即刻提问台下观众有西安户口否，希望得到观众的即兴反馈。反馈对于戏剧的重要意义，在戏剧遇到电影、电视严重挑战的背景下，更其明显。
在这些通过电子技术来表现的“戏剧”，在根本的美学意义上与舞台戏剧没有太大区别，但它们的演出没有可能得到当场反馈。在排练过程中演员预排了三种情况：有、没有、不说话。观众的反映，是对演员上一个提问发出的，而当这个反映送达演员之后，演员要进行调节，进入接下来的情节。除此之外，西安版删去了凤凰女出场前用音乐、灯光、广播营造气氛，改为罗大海先出场同观众台下互动、收集反馈，等待凤凰女换装完毕叫其上台，在演出时这样的安排看上去效果更显自然。
演员的表演是对观众的邀请。波兰当代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曾做过一项尝试，他把观众当做剧中来客，安排在宴会桌旁，或医院的病室里，使观众完全置身其中。同样《两只蚂蚁在路上》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中介女拉一位男观众上台“帮忙”，让男观众参与接下来的戏份，这种做法超出了“戏剧”的含义，而且更像是生活的逼真重现和生存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版在拉演员上台前没有说明上台要做什么，这就使得“个人期待”和“公共期待”都处于未知阶段，当中介女“得逞”拉男观众去宾馆的包袱抛之于众后引得哄堂大笑
在回忆妻子怀孕的片段，北京版的红色气球似乎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身孕，刘素素接过红色气球揽在怀中，这里气球代表身孕。其二是指家中的喜事，刘素素将气球抛向空中飘悬在家的上空以及罗大海在后来聊天时接过刘素素抱着的气球，这两个举动说明气球不仅仅单一代表身孕。而西安版中红色气球不具有双重意义，只象征身孕。
全剧最大的改动在结尾部分。北京版《两只蚂蚁在路上》的结尾一贯遵循现实主义的处理方法，让故事如涓涓细水般慢慢涌动。而西安版《两只蚂蚁在路上》的结尾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灯光、音乐、道具全方位配合，使得结尾丰富多彩，颇有神形兼备的意味。
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话剧的独特魅力。戏剧决定着一座城市的气质，希望这样好的小剧场剧目，能够为古都西安的文化发展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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