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革命战争年代驰骋疆场， 军功赫赫，是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 他致力于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功勋卓著，备受人们的尊崇。
然而，在刘伯承元帅晚年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紧紧抓住妻子汪荣华的手，嘴里却说着：二女儿的案子没能破，我是死也不瞑目啊。
他的声音中满是无尽的悲伤和无奈，那是他一生未曾愈合的伤口，他的二女儿小华北在幼年时在中央托儿所惨遭杀害，一直未找到真凶，成为了一桩悬案。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央托儿所的建立
在长征途中，红军的行军艰辛和生存条件极为严苛，尤其对女战士和婴儿来说更是如此。许多女同志由于长时间的跋涉和恶劣的环境，患上了各种妇女病，一些新生儿在这样的环境下存活的难度极大，不得不被送给沿途的当地群众抚养。这种情况深深触动了红军医生傅连暲的心。
到达陕北后，傅连暲发现，汇聚到这里的孩子们中，有的是他亲手接生的。这些孩子们的父母身份各异，有的是中央领导的后代，有的是前线浴血奋战的指战员的孩子，还有的是经过组织努力找回的革命烈士的遗孤。
在那个时候，由于当地百姓生活条件本就艰苦，加之缺乏科学的育儿知识和卫生条件的匮乏，许多被寄养的儿童生活状况堪忧，病死率高，生长发育不良。傅连暲的夫人有次去看望寄养在农户家中的大女儿傅维芳时，回家后竟从衣服中抖落出许多虱子，这让傅连暲感到难过与焦虑。
傅连暲作为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他非常想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那是延安抗战的艰苦岁月中的一天，他来到了毛主席的住所。此次，他不仅向毛主席汇报了延安的卫生状况，更重要的是，他向主席提出了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孩子们的困境。
他详细描述了孩子们的现状：很多孩子是前线抗日将士的子女，由于父母都在前线浴血奋战，这些孩子大多寄居在乡亲或远亲家中，他们缺乏恰当的照料和监护。他向毛主席报告了这种安排的悲剧后果，许多孩子因病而死，或在混乱中走失，家庭悲剧频发。
毛主席听后也表示关切，他同样有着切身的体会，曾经在苏区时期，他和贺子珍的孩子出生后也是送给老百姓抚养，而现在他的女儿李敏也是被送到老乡家中。这使得毛主席更加理解傅连暲的担忧。
毛主席仔细询问了具体有哪些孩子被寄养在农户家中，傅连暲详细汇报了情况，包括许多前线将领的子女。毛主席问傅连暲有无好的解决方案。傅连暲提出了建立一个保育院的想法，集中收养这些孩子，这样既便于照看，也有利于教育。毛主席听后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并鼓励傅连味与有关部门商量实施细节。
几天后，傅连暲再次找到毛主席，汇报了与有关部门的商议结果。大家都同意这个设想，并决定成立一个中央托儿所，首先把在延安的孩子集中起来看护，以后再逐步将送到外面老乡家的孩子接回来。这样不仅解决了孩子们的照护问题，也为革命将士解除了后顾之忧。
毛主席听完他的想法表示了极大的赞同，傅连暲找到参加革命多年，且对孩子十分有耐心的丑子岗同志，请求她担任托儿所所长，之后大家齐心协力，将托儿所建了起来。
这所托儿所主要用以照料那些战场上将士们的孩子，确保他们在父母为国家投入战斗时能得到妥善的照看。
刘伯承司令员的儿子刘太行是其中的第一批孩子。随后，左权副总参谋长的女儿左太北、邓小平政委的女儿邓林，以及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相继加入。这些孩子们或活泼，或内向，来自全国各地，背景虽然各不相同，但在这里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战士的孩子”。
尽管战争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着这片土地，但这里的教员们努力让每一个孩子感受到生活的正常和温暖。
然而，虽然在战争中大多孩子都安全的活了下来，但有一个孩子却遭到了坏人残忍的杀害，她就是后来来到托儿所的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华北。
托儿所的一场暗杀
1943年，全球反法西斯战线的团结为中国的战时儿童带来了来自遥远美国洛杉矶的支持。洛杉矶市民和华侨通过宋庆龄的努力，筹集了大量物资和基金，这些慷慨捐赠源源不断地送达延安的孩子们手中。为了表达对这份国际友谊的感激，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永久纪念这份跨越半个地球的援助。
同年年底，托儿所的保育员王茜平与其他几位同志奉命前往敌后进行地下工作，临行前的晚上，她为太行和小华北及其他几个孩子挨个洗了澡。
小华北是哥哥来延安后的第二年从前线用毛驴驮来的孩子，当小华北到达托儿所时，她的身体状况令人心痛，全身都是恶劣卫生条件造成的疮疖，每一个动作都是痛苦的挣扎。保育员王茜平看到了这个需要特别关怀的孩子，她毫不犹豫地承担了照顾小华北的责任。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为小华北洗疮，轻柔地换药，耐心地喂食。
随着日复一日的照顾，小华北的身体逐渐康复，她的心灵也在王茜平无微不至的关怀中慢慢愈合。王茜平教她走路、唱歌，陪她玩耍，这一切都在无声中告诉小华北，即使在战火纷飞的世界里，也有爱和希望。小华北开始自然而然地称呼王茜平为“妈妈”，这个词对她来说，意味着安全、温暖与依靠。
王茜平虽然开始试图纠正这个称呼，毕竟自己不是她真正的母亲，但最终，她被小华北对这个称呼深沉的情感打动，也接受了这一特殊的角色。她意识到，对小华北而言，这个“妈妈”不仅是一个称呼，更是对那份在风雨中给予她温暖与保护的象征。
在托儿所中，小华北渐渐展现出她的乐观与坚韧。尽管背负着沉重的过去，但她总是听话、懂事，不曾给托儿所的阿姨们添麻烦。她用她的笑容和勇敢，赢得了每一个人的喜爱。
两年后，当王茜平再次听到小华北的消息时，却是她被残忍杀害。
1945年的一个晚上，托儿所所长丑子冈在窑洞中巡查。她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如果不亲眼看看孩子们安然无恙，她便难以入睡。直到深夜，看完所有孩子，她才提着马灯离开，心中略感安慰。
那夜，两名女保育员在院子里轮流巡查。夜色中，一位年轻的保育员突感腹痛难忍，原以为只是晚风吹得她不适，她裹紧了衣服试图压制那股痛感。然而，痛楚并未如预期般消退，她决定暂时离开寻找止痛药。独留一人在院中的老保育员，依然毫无察觉地继续她的守夜任务。
翌日清晨，托儿所的生活如往常般，孩子们被早晨的哨声唤醒，开始了新的一天。然而，在这喧嚣中，小华北却异常地没有在第一时间起床。一向早起的她今天异常地沉寂。照顾她的阿姨开始担忧，急忙走到她的床边叫唤。但唤声落空，没有任何回应。
当阿姨焦急地掀开被子时，一幕骇人的景象展现在眼前——小华北躺在血泊中，身体已冰冷僵硬。惨白的光线下，她的小腹惨遭利刃毁损，鲜血染红了整个被褥。这一幕让托儿所的平静瞬间破裂，惊恐的尖叫声划破了晨曦的宁静。
丑子冈所长和其他工作人员赶来，场面一片混乱。刘华北，这个曾经活泼可爱、深受人们喜爱的小女孩，如今却以这样的方式离世，不仅让托儿所的人心痛不已，也让远在前线的刘伯承夫妇背负上沉重的悲伤与自责。
刘伯承一生的遗憾
当接到悲痛的消息，刘伯承与汪荣华夫妇心中掀起了无尽的风暴。他们不愿相信这悲剧的真实性，直到通信员确认：“准确无误。丑所长请求您们立即前往托儿所。”
面对通信员的汇报，刘伯承的内心虽然被巨大的悲伤淹没，但作为一名军人，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赶到托儿所，接待他们的是丑子冈所长，她带领刘伯承夫妇进入办公室，详尽地叙述了不幸事件的经过，随后带他们前往刘华北曾经的居所——一间简朴的窑洞。
里面，小华北安静地躺着，身穿她生前最爱的花衣服，那是保育员曹和静与周桂枝精心为她选择的。刘伯承颤抖的手轻轻掀开覆盖在女儿身上的白布，那张曾经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小脸此刻苍白如纸，无言的悲痛在夫妇俩心头蔓延。
面对此景，夫妻二人除了悲伤再没有别的情绪，他们从窑洞中默默走出，眼中含着泪水，但未曾落下。
回到办公室，刘伯承极力压抑自己的悲痛，他勉强安慰了向哭泣的保育员们，告诉她们不要太难过，敌人如果以为暗杀了他的女儿，他就会心神不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责怪的话语，虽然心中悲痛，但他还是坚持看望了其他孩子，尽显一名军人与父亲的责任感。
在离开托儿所时，丑子冈所长和全体工作人员站在大门口，默默地送别了这对深受打击的父母。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工作人员们的泪水也随之而落。
中央保卫部门彻底调查刘华北的离世。同住一个窑洞的孩子也提供了关键线索，当时他在半梦半醒中看见一个包着头巾、手持手电的神秘人物在夜里接近小华北，当时这个孩子以为是保育员查铺，就没有在意。
虽然顺着这条线索深入的调查，但始终未能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这件事最终成了一个长期未解的悬案。
敌人杀害小华北显然有其险恶的目的。刘伯承在抗战期间以其战绩显赫，敌人对他怀有极深的仇恨。但这起暗杀并未能动摇刘伯承的决心，他继续在战场上英勇对抗敌人，没有让敌人的计划得逞。
然而，女儿的不幸遭遇无疑给了刘伯承深深的心灵创伤。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件事一直是他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
他躺在病床上，想起小华北，还在对妻子说：“我就是死了也不能瞑目啊”。尽管他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保卫作出了无数贡献，但作为一个父亲，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在保护最亲爱的人方面的失败。
1986年，刘伯承的生命缓缓走到了尽头，而他对小华北的思念和愧疚，也将随着他的最后一息化为永恒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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