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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这一成就不仅震惊了全世界,也为中国的国防安全立下了丰碑。在这背后,人们无不称颂“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卓越贡献。作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他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奠基人及其发展的主要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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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的事迹广为人知,但关于他的夫人许鹿希的了解则相对较少。其实许鹿希不仅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琳的女儿,更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她在北京医科大学担任教授及博士导师,专精于神经解剖学,她的学术生涯同样光辉,曾是第九届国家政协委员。

她与邓稼先一样,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今96岁,却依然生活简朴,住在上世纪60年代的老旧小区里。

此情绵绵无绝期

许鹿希18岁那年,考入北京医科大学,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医学的海洋。同一时期,邓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负责教授许鹿希所在系的普通物理学,因此成为了她的老师。

尽管两人在此之前从未见面,他们的家庭却有着悠久的交情。许鹿希的父亲和邓稼先的父亲是世交,两家人常年来往,共享家庭的喜乐与困顿。在许鹿希年幼时,她常听闻父母提及邓稼先的顽皮,而她因体弱多病,往往无法参与外出的家庭聚会,这使得她对邓稼先抱有一种朦胧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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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当许鹿希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邓稼先也从海外学成归来两年,他们在这一年结了婚。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深厚的相互尊重和共同的科研热情上。许鹿希深深欣赏邓稼先对物理科学的钻研精神和踏实的工作态度,而他温和而诚实的个性更让她坚信他是可靠的伴侣。

结婚后的五年内是他们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时,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常与钱三强、彭桓武等科学巨擘交流探讨,其轻松愉快的学术氛围也感染了许鹿希。他偶尔会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稿费不菲,常用来给家中的小孩买玩具,如小自行车和木制摇椅,家中因此洋溢着孩子们的欢笑和爱的温馨。

这段时光里,每天晚上邓稼先都会骑自行车到车站接许鹿希。稻花的清香、夜晚的青蛙叫声以及微光中闪烁的萤火虫,营造了如诗如画的背景。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他们享受着青春的美好与生活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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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58年的一天,邓稼先比平时晚了些回家,晚餐后,他在床上辗转反侧,而许鹿希亦难以入眠。最后,邓稼先还是告诉她自己即将调动工作的消息,但对于妻子所提出的问题他都不能回答。

尽管如此,邓稼先还是做出来了决定,他表示为了这个事业死也是值得的。徐鹿希当时并不知道他要去研发“两弹”,但听他说家里的一切都要交给自己时,她还是坚定地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从那时起,邓稼先深入国家重要的科研工作——“两弹”研发,他们也开始了长达28年的分离。

艰难环境下,研制出“两弹”

邓稼先带着一群热血青年,凭借着共同的理想,从零开始在北京郊外搭建起了中国首个核武器研究基地。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基地逐步迁移到了中国西北的荒漠之中,最终又搬迁到了偏远而神秘的新疆罗布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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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布泊的广袤无垠中,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在邓稼先的领导下成功爆炸。那是1964年10月16日,那一天,荒漠的宁静被巨大的爆炸声瞬间打破,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核时代。爆炸前的准备阶段,邓稼先的压力巨大到难以想象。

原子弹起爆前的这段日子紧张到几近煎熬,在重压之下,邓稼先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缓解紧张情绪——他会在基地附近散步,沿途摘取马兰花。

这种花朵在中国北方广泛分布,以其坚韧和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而著称,同时也是许鹿希放在家里的花,他看着这花,仿佛又回到了妻子身边。

邓稼先离家后,许鹿希一个人撑起了家中的天。她不仅要独自抚养孩子,还要照顾到家里四位年迈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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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里,邓稼先因为繁重的科研任务,几乎无法分身,连自己父亲因肺癌住院的半年时间里,他都未能踏进医院一步。

1964年,邓稼先的母亲生命垂危之际,也恰逢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关键时刻。许鹿希在内心的挣扎和无奈中,打电话给九院的党委书记,请求让邓稼先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书记对她说:“现在任何事情,邓稼先都回不去。一旦可以回去了,我们就立即派人送他回去。”同时,书记为邓稼先准备了一张机票,确保原子弹一旦爆炸成功,他能立即返回。

同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的消息传来,组织上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安排邓稼先回京。邓稼先坐上了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飞机,到达西郊机场后,他被急匆匆的送往医院,但到达时,母亲已无法与他交流,仅在感到儿子紧握手时,微弱地动了动手指。

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样高兴的事情邓稼先却不能告诉母亲,不能向母亲解释这么多年来不在她身边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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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鹿希在专访中说,当大家都沉浸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悦中时,他们家却处在一片悲伤中,因为邓稼先的母亲走了。

她表示,那段时间一个人撑起家不是最难过的事,最难过的是外界的非议。因工作保密,邓稼先和家人见面的机会都很少,更没有机会和其他人来往,很多人都以为他们眼睛长到天上去了,不愿再和他们来往。两个孩子更是因为许久不见爸爸而生爸爸的气,他们小时候并不能理解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许鹿希不知道邓稼先在做什么,但她始终理解支持邓稼先。或许正是因为来自家庭的理解,邓稼先才能专心在那艰难的二十八年白手起家,研制出属于中国的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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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原子弹的成功,邓稼先很快接到了研制氢弹的指令,任务的繁重可想而知。1967年,第一颗氢弹终于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他得以短暂返回北京,见了许鹿希一面。

邓稼先一生为国家的核武器研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然而在1976年,由于在长辈接连离世的打击和长期核辐射的影响下,邓稼先的身体和精神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他最终垮了下来。

邓稼先离世前,工作与贡献公开

1985年7月31日至1986年7月29日的这段时间,是许鹿希与邓稼先度过的最后时光。他们虽然结婚三十三年,却因邓稼先的工作,只有六年的时间能够真正在一起生活。这一年对许鹿希而言,充满了无尽的心酸。

邓稼先在他的生命中进行了32次核试验,其中15次是他亲自在现场指挥。每当试验成功,作为主要的业务负责人,他都需要签字确认,这个签字对国家来说是一种重大的保障——证明核武器已成功并可使用。邓稼先曾形象地比喻这种压力,说自己就像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旦失败就意味着不堪设想。虽然每次都成功,但这样的重担使他倍感紧张,外界因此称他为“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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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稼先生涯的某次核试验中,由于时局的混乱和技术问题,一个意外的事故发生了——核弹因降落伞未打开而直接坠地,未爆炸。为了找回丢失的核弹,指挥部紧急派出防化兵,但长时间的搜寻未果。

不肯放弃的邓稼先亲自前往事故现场。到达后,他立刻感到身体的不适,但仍坚持寻找,终于找到了核弹碎片的主要部分。高度的责任感让邓稼先在找到碎片后用双手捧起了它,但它含有剧毒的放射物,虽然当时没有发生最坏的结果,邓稼先向赵副部长报告“平安无事”,这代表对百姓没有影响,但他自己的身体却因为这次事故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不久后,他被诊断出患有直肠癌。做过手术后,医生建议回家修养,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二人终于能陪着对方。

1986年3月,邓稼先预感自己大概时日不多,但他依然想完成自己的两个遗愿——一份关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和一本关于核安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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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邓稼先的生活虽然被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热议所包围,他依然保持着对和平的热爱和对核武器的责任感。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与许鹿希共同回顾了他所经历的核试验的辉煌景象,他描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生动和强烈。

尽管身体虚弱,邓稼先的话语中透露出坚定的信念:“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在邓稼先离世的一个月前,中央将邓稼先所做的贡献解密,他所做的事情都刊登在报纸上,所有的贡献全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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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我国完成了第45次核试验,达到核试验极限。此后,我国暂停核试验,这表明我国已经达到了其他核大国同样的水平。

两人都走在科研真理的道路上

除却邓稼先的妻子这一身份,许鹿希是一位卓越的神经解剖学家,她和丈夫邓稼先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交织着彼此的热情与承诺。

许鹿希一直从事人体解剖学和神经解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她不仅在教室内传授知识,还在实验室里亲自指导。

在严谨的教学之外,许鹿希更是年轻教师和学生的导师和启发者。她的每一次讲课都准备充分,每一次指导都耐心细致,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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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许鹿希的研究在神经解剖学领域内同样具有影响力。1960年,她带领团队翻译的《人类神经解剖学》一书,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该书的出版极大推动了中国神经解剖学的学术发展与普及。

此外,她在八十年代将神经免疫细胞化学技术引入中国,通过组织讲习班,不仅提升了本土学者的研究水平,还促进了这一新技术在中国的广泛应用。

她的研究广泛,涉及针刺麻醉的形态学原理、神经系统的调节机制等多个前沿领域。且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不仅丰富了科学文献,也为临床医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她还十分关心解刨教研室的发展,在教研室遭遇困境时,许鹿希不顾自身多病和年事已高,坚守岗位,担任教研室主任,带领团队不仅维持了教学科研的质量,还成功编写和修订了多部教材和专著,为后来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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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鹿希的一生,同样是对科学无穷探索与对教育事业无限热爱的完美诠释。她不仅在科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她的教学生涯和对学生的关爱,赢得了无数师生的尊敬与爱戴。

许鹿希与邓稼先的共同旅程,不仅是科学与爱情的结合,更是对后世学者的持续激励,教导他们在科研和教育的道路上,永不止步。

物质清贫,却执著维护丈夫英名

许鹿希居住在北京市一个不起眼的老房子里。这座普通的房子曾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一部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心脏。在这里,许多科学家包括曾任院长的邓稼先,为国家的防御事业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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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鹿希的家极端简朴。这个由三个小房间和一个客厅组成的家,布置简单,家具陈旧。没有华丽的装饰,仅有的家具是一张硬板床和一张桌子,桌上摆放着两部电话。尽管如此,这个家充满了许鹿希对已故丈夫的深情回忆。

邓稼先去世后,许鹿希坚持保持家中一切如他生前一样,以此方式纪念她的丈夫。她经常回忆起邓稼先从戈壁荒原返回家中,在他们那张旧沙发上休息的情形。邓稼先曾经向她讲述自己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一场狂风过后,军车的漆皮都被狂风夹带的砂石打掉了。这张沙发,承载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许鹿希生活简朴,但她十分执著维护邓稼先的英名。在邓稼先的贡献公开后,许多记者都来到她的家里采访,都惊讶于她家中的简陋。很多媒体想将邓稼先的生活照片放在豪华背景中以制造虚假的幸福印象,但都被她拒绝了。她坚决不允许任何人歪曲邓稼先真实朴素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样做是对他精神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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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鹿希不仅维护着邓稼先的遗产,也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他们共同的事业。作为一个神经解剖学专家,她不仅在怀宁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也使她成为了安徽人的骄傲。

最后

2023年8月11日,许鹿希教授在她那间不足70平方米的老式公寓中迎来了她95岁的生日。这里没有繁复的寿宴,也没有满屋的鲜花,一切都显得简朴而庄重。

生日当天,许鹿希坐在轮椅上,虽然岁月已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头发花白,面庞清瘦,但她的眼神依然敏锐,精神状态良好。

她的侄子全国政协委员许进,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及九三学社的同志们精心创作的几幅祝寿字画。这些字画不仅是对她长寿的祝福,也是对她一生贡献的认可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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