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8日，一位在中国生活了62的美国老人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去世，享年89岁。她的逝世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社会各界以及媒体纷纷表达哀悼，她的朋友和同事们为她举办了隆重的追思会。在追思会上，温家宝总理特别发来唁电，表达了国家对她贡献的高度评价和对她人格的深切敬重。
这位美国老人的中文名叫寒春，她曾是美国开发原子弹的顶尖科学团队中的一员，但却在造出原子弹后来到了中国。她来到中国后，从此不再进行核物理研究，反而在中国养起了奶牛。
之后，寒春和他的丈夫阳早均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居住权，成为最早获得在华居住权的外国人之一，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他们被广泛认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那么，寒春作为核武专家，为什么会放弃核物理来到中国养奶牛呢？
离开美国到中国去
1953年，美国《真相》杂志爆出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报道，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主角正是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过的年轻女物理学家琼·辛顿，也就是寒春。
在《真相》杂志的描述下，寒春似乎成了美国核机密的泄露者，而且她神秘失踪多年后，竟然在北京露面。
这篇文章中，她被指控与她的丈夫欧文·恩格斯特（即阳早）共同向中国泄露了美国的核秘密，并可能协助中国发展原子弹计划。当然，这种指控只是美国媒体的猜疑，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寒春在美国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工程”中的确有过参与，当时她与李政道、杨振宁等未来的科学巨擘一同在费米手下学习，她是美国陆军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中少数几位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那时，她还醉心于“高尚的”纯科学研究。
在与费米合作的日子里，寒春参与了测量铀的临界质量的项目。这个实验是原子弹研发中极为敏感的一环。
1945年8月，寒春参与研究的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等地区爆炸，造成了10万平民死亡。当她听到一位科学家悲叹这场破坏时，她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研究成果被用于摧毁生命，她最终决定放弃原子物理领域的纯科学研究。
在这时，她后来的丈夫阳早从中国给她寄来了信，很早之前，她和他的哥哥韩丁，阳早就被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抗日和社会改革的理想所吸引。而阳早的来信让她产生了到中国的想法。
同时，延安的精神，即互助、平等、以及共同为了崇高目标而奋斗的精神，也让她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一种通过劳动和科学创造更好世界的希望。
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驱使她毅然前往中国，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
寒春的选择是一种对人类共同未来的深刻关怀和对科学伦理的坚定承诺。而她的生活和事业的转变，是她对科学与人道主义价值的重新审视和坚持。
先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寒春的丈夫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1918年出生在美国农家，他在农场的童年生活让他产生了对农业的热爱。
因为青春年华被苏联革命的火光照亮，高中毕业后，他已是一位饱读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充满憧憬的年轻人。大学期间，阳早在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农学，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威廉·辛顿（寒春的哥哥韩丁）结识并成为挚友。
韩丁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深受进步思想熏陶。他向阳早介绍《红星照耀下的中国》，阳早得以进一步了解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了解毛主席的八路军是怎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而他也立志要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时通过韩丁的介绍，阳早与寒春相识，三人都被《西行漫记》中描述的中国革命深深吸引，产生了来中国看看的想法。
1946年，阳早大学毕业，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计划将赫尔斯坦奶牛运往中国时，阳早作为畜牧专家加入此行，抵达上海。在中国的考察让他目睹了当地的贫富差异和腐败现象，这进一步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同年10月，阳早来到了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给了他全新的启示。
延安与之前所见的中国大相径庭。这里虽贫穷但民众自信乐观，阳早被安排在光华农场工作，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自豪地介绍自己的农场工作，毛主席的热情回应让他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包容和鼓励。
然而，美好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后，因胡宗南部队威胁要进攻延安，整个城市需要紧急疏散。尽管一开始不理解为何要放弃刚刚扎根的地方，但在毛主席、朱德和周恩来的耐心解释下，阳早理解了中国革命的大局。他与其他同志们一同撤离，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转移生活。
在这段漫长的撤退中，阳早深刻感受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截然不同的对比。他亲眼见证了共产党如何在艰苦中依靠群众，如何用“小米加步枪”战胜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他内心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得到了坚定，并且将自己的信念在信中传递给了寒春。
1948年3月，寒春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终于抵达上海，并在历尽周折后来到延安，两人在那里的窑洞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他们的婚姻不仅是爱情的结合，也是对共同理想的承诺，林伯渠为他们送来了贺词“爱情与真理的结合”和喜联“万里良缘，圣地花烛”。从此，阳早与寒春携手在中国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为共同的信念和目标奋斗。
致力于奶牛养殖事业
阳早和寒春，一个曾是热衷于农业的美国农场男孩，另一个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核物理学家。虽然出身和职业背景迥异，但他们的命运却因一种共同的理想而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种理想让他们放弃了原本可能的安逸生活，选择了与中国人民一起奋斗的道路。
在中国解放区的瓦窑堡农具厂，阳早和寒春找到了他们为人类服务的舞台。这里不仅是生产铁锅和铁犁的场所，更是技术创新的实验田。
寒春，这位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转投到乡村工厂的科学家，迅速适应了新环境。她与阳早携手，在革新小组中致力于改良农具，共同研发了新型的铁铧犁，并设计制造出适用于当地的水车和风车。
在工作之余，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工厂的生活不仅仅局限于日复一日的劳动，还包括文化学习和娱乐活动。寒春和阳早在这里既是技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他们晚上会组织看报、学文化课程、唱歌和演出，甚至还教授中国同事英语，帮助他们打开通向更广阔世界的窗口。
瓦窑堡农具厂因他们的到来而变得生机勃勃，他们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技术和新的思想。寒春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真诚、可爱、生动活泼。
虽然她从一个核物理学家转变为一个农业技术改革者，但在她看来这两者并没有区别，因为无论是在科学实验室还是在农田，她的工作都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服务——为人类的福祉而奋斗。
1948年，带着党交给他们的重要任务，阳早和寒春率领83头荷兰奶牛来到了陕北的定远县三边牧场。在这里，他们耗费了三到四年的时间，不仅帮助改良了当地的牛、羊、马、驴的品种，还向农民传授了现代化的养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畜牧业水平。1955年，他们又带领1000多头牛移居至西安的草滩农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北方的畜牧业发展。
在西北的13年间，阳早和寒春与当地工人、技术人员一道，共同经历了中国农业最困难的时期，也共同见证了新中国农业的迅速发展。他们放弃了本可以享受的特权，选择与农场工人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在这期间，他们还研发了奶牛饲料铡草机，该机械不仅销量接近100万台，而且至今仍是草滩农场的主导产品之一。
1966年，当他们被调到北京从事翻译工作，并住进了专家楼时，他们感到郁闷和不适。阳早和寒春认为，自己作为养牛的人不应该住在楼房里，他们多次提交报告，请求返回农场。六年后，这个请求终于得到批准，他们移居到昌平区沙河小王庄的农机院农机试验站，继续从事农业机械改良和奶牛饲养机械化的工作。
他们的技术革新和人性化养牛方法使小王庄在“白色革命”中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20多年的努力，这里的奶牛产量和质量都名列前茅。2003年，小王庄的每头奶牛的产奶量位居全国首位。他们因此获得了多项荣誉和奖项。
2003年，阳早逝世后，寒春在他的讣告上坚持加上“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评语，寒春表示，他们在中国呆了一辈子，是为了信仰而来的。
首批获“绿卡”的外国人之一
寒春的一生，是对信仰的追求和对理想的坚守。她因对中国农业特别是奶牛优良品种培育的贡献而被誉为“红色农场耕耘者”。她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奶牛事业。2004年，她荣获中国“绿卡”，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外国人之一。
2010年6月8日凌晨，寒春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去世，享年89岁。她的逝世引起了广泛关注，朋友们为她举办了追思会，连温家宝总理都专门发来唁电，表达对这位伟大友人的缅怀。
寒春生前对待生活极其简朴，她痛恨任何形式的浪费。丈夫阳早去世后，她摘下他体内的心脏起搏器，因为这起搏器值12万，可以留给买不起的人使用。这副起搏器后来被送往新疆，救助了一个心脏病患者。在处理阳早的后事时，寒春坚持简朴到极致，他决定不给阳早穿上一丝衣物，认为人已死去，不应再浪费。
阳早的骨灰最终没有被安放在与他生前职位相符的地方，而是按照寒春的意愿，进行了树葬，被埋在能看见牛的地方。
她把阳早的骨灰安放在小王庄牛场牛圈旁边的小松树下，春天时进行树葬，而对于寄存骨灰的费用，她觉得“40元太浪费”。
寒春曾公开批评资本主义，坚定地支持社会主义理念，甚至在个人的养牛事业中都引入了她的政治信仰，将母牛定义为“社会主义”的，而用西方引进的公牛精液则被她戏称为“帝国主义”的。
她生前常与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交流，但从未为个人生活提出过特殊要求，总是关心国家和民生的大问题。她的坚定和真诚，使得她在朋友和同事眼中成为了一面镜子，让人反思个人的行为与信念。
寒春不仅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更在为人类服务的广阔天地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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