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写信给毛主席请求回农村去。
毛主席收到信，请他前去谈话。
这是两人时隔六年的会面，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主席一见彭德怀，就对他说：“几年不见，你显老了。”
这些年，彭德怀和毛主席均住在北京，为什么一直没有见面呢？
毛主席写诗赞颂彭德怀
1928年10月，在中国革命的烽火连绵中，平江起义的红五军在彭德怀的带领下，跋涉过险峻的山川，终于抵达了井冈山。
这片革命的圣地上，他们与毛主席、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顺利会合。井冈山不仅是地理的高地，更是革命思想的高地，彭德怀与毛主席的第一次深入交流，铸就了未来艰苦卓绝合作的基石。
六年后，当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围追堵截时，彭德怀随红军主力开始了长征这一伟大的战略转移。在途中，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带领战士们跨越了无数自然障碍和敌军的阻击，建立了无数战功。
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彭德怀坚定地支持毛主席的战略主张，这一支持不仅稳定了军心，更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的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与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主席担任政治委员，彭德怀则被任命为司令员。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毛主席和彭德怀继续肩负起领导的重任。
到了10月19日，陕甘支队完成了长征的最后一程，翻越了六盘山，抵达陕北保安县境内的吴起镇。他们准备在这里与陕北红军会师，然而蒋介石没有放过这一追击的机会，派遣何柱国的第6骑兵师和马鸿宾的第35骑兵师企图在红军主力汇合前一举消灭之。面对人数上的绝对劣势和资源的匮乏，彭德怀与毛主席面临重大决策：是选择撤退以保存力量，还是奋力一搏？
经过深思熟虑，毛主席决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剪除威胁。彭德怀接到命令后，迎难而上，以少胜多，不仅成功挫败了敌军的进攻，还俘获了大量敌人和装备，展现了红军的不屈不挠和英勇善战。这场胜利不仅确保了红军能与陕北红军成功会师，也大大提升了士气。
战斗结束之后，彭德怀前往毛主席的住所汇报战况，发现毛主席不在。他无意中看到毛主席所作的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扬他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读到这首诗的彭德怀，心中充满了自豪，但他将诗中的“唯我彭大将军”修改为“唯我英勇红军”，这是他对整个红军团队的尊重和荣誉归属感。
在这段艰难而辉煌的岁月里，这首诗见证了彭德怀与毛主席的深厚革命友谊。
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虽然两人的革命友谊深厚，但在很多事上两人各有想法。1930年6月，中共中央决策要求各地红军转编为正规军团。红四军成为了基础，重组为红一军团，由朱德担任军团长；红五军则重组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
当年7月底，立三路线盛行之际，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攻占了长沙。然而，蒋介石的快速反应导致红三军被迫撤退。8月23日，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与红一军团会合。彭德怀提出两军合并为一个方面军，即红一方面军，并推荐毛主席为前委书记和总政委，朱德为总司令，自己则担任副司令。
次日，总前委决定再次攻打长沙，但彭德怀反对此计划，这成为他与毛主席第一次重大的“不合作”。彭德怀认为，长沙的敌军已加强，即便成功攻下也难以长期守持，要付出的代价过大。虽然彭德怀坚持己见，但朱德和毛主席仍然在左倾领导的压力下下达了前进命令。结果，长沙的第二次攻略失败，红军被迫撤退。
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主席被撤销了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苏区军委书记的职务。上海临时中央后来指示苏区中央局攻打南昌、赣州等城市，彭德怀支持执行中央指示，而毛主席则持反对意见。在是否攻打赣州的问题上，彭德怀与毛主席的第二次“不合作”发生。虽然决定最终是攻打赣州，但战斗陷入僵局，伤亡惨重。最终因为毛主席的及时介入，建议停止进攻，转而攻打其他区域，才取得了胜利。
经过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逐渐恢复了对中央红军的领导权。在土城战役和二打遵义的娄山关战斗中，彭德怀积极支持毛主席的战略。然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时，毛主席坚决反对，而彭德怀却以沉默作为意见，未能支持毛主席的立场。
在红军四渡赤水的决策过程中，只有极少数高层如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知晓全局。在攻打会理的决策上，彭德怀再次与毛主席意见不合，他认为攻打会理不值得，而毛主席则坚持要打。虽然此战结果并不理想，但因为这一系列的战略分歧和决策磋商，彭德怀与毛主席在长征路上的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到了1939年底，彭德怀在华北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工作表现出色，尤其是在百团大战中展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
虽然彭德怀与毛主席虽然在战略上有分歧和误会，但这属于正常的意见不同，并不是他们关系破裂的原因。
彭德怀搬离中南海
1956年，因为多方原因，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错误批判，免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彭德怀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这时他决定搬离这里。
他望向窗外，看到景希珍在浇花，他对着窗外大喊：“景参谋，你来一下。”
景希珍听到喊声放下水壶，快步进屋。彭德怀对她说：“我给主席写了封信，请求去当农民，边学习边劳动。”
他又说：“主席的回信很关心我的处境。我们毕竟共事多年，他不会忘记我。”然后他稍作思考，补充道：“虽然主席和其他同志并未明说让我搬出中南海，但我自知不宜再留。我已无官职，在这里只会给他们添麻烦。”
“你去和管理科说，”彭德怀低声指示，“我也给尚昆同志写封信，请求外面安排一个静谧之所，以便安心读书。”
景希珍听完后，偷偷地抹去眼角的泪水，然后立即行动起来。彭德怀则放下烟，认真地提笔，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下了一封信，内容提及搬出中南海，请求简化生活和工作环境，包括更换车辆、减少待遇。
几天后，管理科找到了一个位于西苑的房子，靠近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得知这一消息，彭德怀没有亲自前往视察，而是立即表示满意，远离市中心，又便于学习，正合他意。
不久后，一位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前来永福堂，带来尚昆的回应。尚昆在收到信后，与邓小平商议并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批准保留彭德怀的政治待遇不变，仍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尽管办公室被撤销，但生活待遇和工作人员配置保持不变。
彭德怀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谢谢，感谢毛主席和办公厅的照顾。”他随即表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简化生活，不需过多的医护人员，坚决更换豪华车辆为普通车型，倾向于更接地气的生活方式。
最终，办公厅尊重彭德怀的选择，简化了配备人员，将那辆斯大林赠送的“吉姆”车重新配给他。
在告别中南海的那天，景希珍从衣柜中取出彭德怀的元帅服，她的手颤抖着，眼中闪烁着泪光。
“景参谋，怎么愣在那儿？快收拾嘛。”彭德怀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坚定地指示将所有不必要的物品上交，仅留下一大堆他视为珍贵的书籍。
离开中南海时，他最后望向中南海，说了一声再见作为告别。
毛主席请彭德怀出山
196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南开展三线建设，并由毛主席亲自提出邀请，希望彭德怀出山主导这一项目。
几天前，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晤中，彭真像彭德怀传达了毛主席的直接指示：“请你到四川成都去抓西南大三线的建设。”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请求，彭德怀感到措手不及，心中充满了矛盾。离开大会堂后，彭德怀的心情一直低落，他几乎不与人交流，园中的工作人员虽感觉到他的不寻常，却也不敢询问。
在一番深思熟虑后，彭德怀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困惑。他在信中详细叙述了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看法，坦诚自己更希望退隐到农场，远离政治中心的纷扰。
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毛主席没有放弃，而是安排了一次会面。9月23日一大早，毛主席让秘书打电话给彭德怀，尽管彭德怀有些犹豫，但还是应邀前往。这是他们时隔六年的会面，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会面。
毛主席在颐年堂的门口等候他，两人一见面，毛主席看着彭德怀，伤感的说“几年不见，你显老了。”彭德怀只是苦笑回应。
在会议中，毛主席解释了为什么坚持让彭德怀负责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他强调这不仅是对彭德怀的信任，也是为了国家的战略需要。
尽管彭德怀表达了自己在工业方面的顾虑，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都力劝他接受这一任务，表示大家都在摸索中前进。
毛主席以深情厚意和坚定的态度对彭德怀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不要因庐山一次会议而终结一切。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为后代着想。”他的话触动了彭德怀的心弦，回忆起过去的种种，毛主席最终打动了他。
最终，彭德怀同意承担起这一重责。他重新回到吴家花园，因为会议中没有见到周恩来，便打电话给他，但当时总理太忙没有在家，后来总理叫他去中南山西花厅一叙，并且鼓励他振奋精神，为人民做贡献。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在中南海紫光阁出席了三线建设会议，与邓小平、李井泉、程子华等人一同商讨建设细节和战略部署。
就这样，彭德怀再次被赋予重任，这次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国家重要的战略建设中发挥他的作用。
彭德怀一生赤胆忠心，鞠躬尽瘁，从未背叛革命。无论是在黑暗年代还是在光明未来，他那立志匡扶社稷、拯救人民的崇高人格魅力，对任何时代的人们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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