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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0块大洋的奖励，她告诉敌人，王树声藏在她家里，可为何最终王树声却死而复生，其亲儿子却被敌人残忍杀害。
位于大别山中段南麓的麻城，向来有着“红军摇篮”之称，不仅诞生过三支红军部队，更有49位开国将军从这里走出。
革命老城，总是少不了上演或感动又或遗憾的故事。
上世纪20年代末，麻城西张店老街，有个名叫周家姆的女人。如果不是发生诸多故事，她可能只是个“普通”妇女。
但偏偏，她撞上了黄麻起义，碰上了王树声。
在她身上发生过什么？同样出生麻城的开国大将王树声，又在家乡遭遇了哪些故事？
红军“干娘”——舍子救红军
1927年11月13日，黄安城外农民自卫军拔枪而起，由此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枪。
然而但凡战斗，总免不了流血牺牲。
周家姆的丈夫王良喜，便是黄麻起义中献出了生命的烈士之一。
而彼时的王树声，虽然年轻，却已然是麻城党部中的骨干。
为了向劳苦大众宣传“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念，他和很多年轻革命战士，经常奔波在乘马岗和西张店之间。
也由此和为革命提供地下落脚点的周家姆，结下一份特殊的“母子”情缘。
1928年的一天傍晚，王树声意外暴露了行踪，遭到敌人追捕，被一路逼进了西张店。
关键时刻，他只能先摸进了老街。
然后被发现了他的周家姆，藏在了自己家里。
谁知敌人没抓到人，竟恼羞成怒，在老街展开了大肆搜捕。
还把周围居住的男女老少集中起来，威胁说不把人交出来，就架机枪扫射，硬的说罢，又施加软的，只要交出他，奖赏200大洋。
重赏之下，周家姆“急切”地站了出来，告诉敌人：人藏在我这里。
当带着人走到自己家门口时，她借口王树声有双枪，让人在门口躲着，说自己进去把他带出来。
然而等她一进屋，却立刻叫来了自己的大儿子王正道，让他换上王树声的衣服，假装要冲出去逃跑，被敌人当作逮了个正着。
本以为敌人发现抓错了人，就可能会放了王正道。
却不想第二天，就听到了敌人残忍处决了“王树声”的消息。
面对满心愧疚的王树声，周家姆没有怪罪，反而将自己得到的200块大洋强塞给他当路费，让他去追赶革命队伍。
还让二儿子，跟随王树声一起去参加革命，此后她另外两个儿子也陆续加入了革命队伍。
临走之前，王树声跪伏在地，满含深情地喊了一声“干娘”。
可谁知，三个儿子竟一个也没能再回到她身边，都为革命牺牲了。
时至今日，周家姆“舍子救红军，满门成忠烈”的故事，依然在麻城、在大别山，广为传唱。
“刀劈舅爹”
麻城这座红色革命之乡，有人为救我党同志，用自己儿子的命为其换取生路，有人为了人民利益，大义灭亲，刀劈舅爹，而这两件事的主人公都是王树声将军。
被周家姆救下的那一年，王树声23岁，那是他正式参加革命的第三年，却显然已经经历了许多。
尤其是他“刀劈舅爹”的义举，在大别山流传深远。
1926年刚刚加入共产党的王树声，在家乡乘马岗成立了麻城的第一个乡农民协会。
为了号召农民加入协会，他率先把自家土地都拿出来，焚毁地契租约，宣布不再招租收息，把土地交给农民。
以此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同劣绅土豪勇敢斗争。
当时乘马岗大河铺罗家河村有一个打土豪，名叫丁枕鱼。他仗着自己田多地多、有钱有势，就为非作歹欺压百姓。
当地民众苦其久矣，却因为大半乡民租种的都是他家的地，无人敢反抗。
直到王树声成立了农民协会，带着“黑脚杆子们”闹起了“减租减息”的革命。
可丁枕鱼显然没把农民协会放在眼里，不仅带着人砸农协、斯标语，还组织起了一个红枪会，多次破坏农民运动。
而他之所以敢大张旗鼓地这么做，盖因他还有一个身份——王树声的嫡亲舅爷。
因为他和王树声的关系，大家伙一直有所顾忌，却致使他变本加厉。
王树声得知后，火冒三丈。当即一拍桌子，说：
“走，今天就找丁枕鱼算账去！”
随即便带着人，“打”上了丁枕鱼的老巢，将其五花大绑，拉到县农协关押了起来。
谁知，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件后，丁枕鱼的儿子丁岳屏竟勾结反动民团烧杀抢掠席卷了乘马岗，并一路兵临麻城城下。
十万火急之下，王树声临危受命，翻山越岭到武汉搬来了救兵，才解了麻城一时之困。
随后麻城农协召开万人公审大会，郑重判处丁枕鱼等人死刑。
行刑时，王树声率先提着大刀，冲着刑台上呼号求救的丁枕鱼径直而去，一刀劈下了他的脑袋。
目睹此情此景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有此一心为民之战士，何愁中国无未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入我党。
打回大别山
她献子救红军，丈夫以及其余三个儿子都为国牺牲，多年以后，被救之人找到她，承诺：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儿子。
时至今日，大别山，早已成为一种红色精神象征。
在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从1921到1949，革命火种始终不灭，创造了“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对于王树声来说，这里也是他生于斯长于斯，始终无法放下的地方。
王树声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生活条件不算差。
虽然幼年时接连丧父、丧母，跟着奶奶长大，在经济上却没有受过多少磋磨。
然而在从小耳濡目染大别山百姓的艰辛劳作后，他却一心走上了革命道路。
17岁时他来到武昌，进入高小补修学校，由此结识了董必武、陈潭秋等共产党人。
次年，他考入家乡麻城高等小学，在老师也是他堂兄的王幼安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此后短短几年，他一路从团长、师长、军长，再到28岁成为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大别山见证了他一路的成长。
然而1932年6月，反动武装展开疯狂反扑。至10月，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离开了大别山。
当时的王树声难以想象，他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几年的光景。
直到1947年6月，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从战略方向着眼，命刘邓大军千里直行，向大别山国民党战略腹地挺进。
得知这个消息时，王树声正卧病在床。却还是第一时间给中央写信请战：“我是大别山的儿子，我要再打回大别山！”
此时的王树声，已是鄂豫军区司令员。
利用对大别山地形的熟悉，王树声一路率军高歌猛进，配合主力部队与敌周旋。
并在淮海战役时，抓住时机主动出击，迅速恢复大别山根据地，为解放军继续南下建立了桥头堡。
挺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也让王树声这个“离家”十几年的游子，终于亲自“拿”回了家乡。
1951年，在时隔23年光景以后，终于能抽出一丝时间的他，回到了麻城，找到了干娘。
喜悦之下也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难题，他掏出几张烈士证，告诉周家姆，其三个儿子都牺牲了，并承诺以后他就是其儿子，他为她养老送终。
或许是知道战争的残酷，也或许在20余年的时间里等不来一封回信，周家姆早就想过这种情况，对此她无悲无喜，仿佛泪水已经流尽了。
1959年6月，这位伟大的母亲，在王树声的精心照顾下，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浩浩长江水，巍巍大别山。这片不足400公里的土地上，处处埋白骨，岭岭是丰碑。
缅怀历史，奋力向前，谱写新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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