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1952 年生在台湾东北角的宜兰，那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小时候的台湾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百废待兴，经济和隔
海相望的祖国大陆一样贫穷落后。我上小学时用的书包，是哥哥姐姐用过补了又补的旧帆布包。儿时回忆总是美好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调皮，喜欢到处逛庙会、看歌仔戏、读漫画书。长大一点后，我迷上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我特别喜欢历史，初中时就读了黎东方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也看了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年少时看似漫无目的的阅读，让我不知不觉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每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总有仁人志士，不惜倾尽家财为国捐躯，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拯救国家。这些故事的熏陶，使我萌发出为民族复兴贡献一己之力的初心。
1971 年我考上台湾大学，还当选了大一学生会主席。我入校时，保卫钓鱼岛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钓鱼岛列岛一直都是中国的领土，在日本占领台湾时，钓鱼岛列岛归我的家乡宜兰管辖。1970 年，美国政府宣布要把二战后托管的钓鱼岛列岛和冲绳一并“归还”日本，海外台湾留学生因此群情激奋，掀起了保卫钓鱼岛的运动。我进入台湾大学后，作为学生会主席经常参与集会，声讨美国和日本。后来，在 1971 年 10 月，联合国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人民非常迷茫。在台湾社会弥漫着风雨飘摇的感觉时，我觉得与其坐而论道，不如付诸行动，于是我从台湾大学转我 1952 年生在台湾东北角的宜兰，那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小时候的台湾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百废待兴，经济和隔海相望的祖国大陆一样贫穷落后。我上小学时用的书包，是哥哥姐姐用过补了又补的旧帆布包。儿时回忆总是美好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调皮，喜欢到处逛庙会、看歌仔戏、读漫画书。长大一点后，我迷上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我特别喜欢历史，初中时就读了黎东方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也看了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年少时看似漫无目的的阅读，让我不知不觉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每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总有仁人志士，不惜倾尽家财为国捐躯，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拯救国家。这些故事的熏陶，使我萌发出为民族复兴贡献一己之力的初心。
1971 年我考上台湾大学，还当选了大一学生会主席。我入校时，保卫钓鱼岛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钓鱼岛列岛一直都是中国的领土，在日本占领台湾时，钓鱼岛列岛归我的家乡宜兰管辖。1970 年，美国政府宣布要把二战后托管的钓鱼岛列岛和冲绳一并“归还”日本，海外台湾留学生因此群情激奋，掀起了保卫钓鱼岛的运动。我进入台湾大学后，作为学生会主席经常参与集会，声讨美国和日本。后来，在 1971 年 10 月，联合国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人民非常迷茫。在台湾社会弥漫着风雨飘摇的感觉时，我觉得与其坐而论道，不如付诸行动，于是我从台湾大学转{comsar.cn}{www.51guahao.cn}学到陆军官校，希望能尽一名青年应有的责任。
在陆军官校学习的四年里，我会有更多时间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慢慢的我明白了，美国不顾历史事实，把托管的钓鱼岛交给日本，和一战后
巴黎和会上列强把德国在青岛的租界交给日本是一样的。这让我突然明白，民族如果不复兴，我们就只能任人宰割。当年台湾只有 1700 万人口，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经济发展不错，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在涉及自己国家的{10255.com.cn}{www.wuqijiang.com.cn}领土和民族尊严的大事上，根本没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在以政治利益和军事实力为博弈准则的国际格局下，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能靠 10 亿人口的祖国大陆全面发展和强大。而且，大陆的发展不仅能为台湾人民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能让台湾摆脱百多年来作为殖民地或棋子的命运。
1975 年陆军官校毕业后，我留校当学生连排长，隔年考上台湾最难考的政大企管所，两年硕士读完，1978 年回部队，随{57nb.cn}{www.zjshuidai.cn}军驻防金门，当马山连连长。那时，每天早上或傍晚，我望着隔着浅浅海峡的对岸，那儿有宁静幽远的南太武美景，像宋人山水画。我的心潮，就像脚下岸边的潮水一样，翻滚起伏。我应该留在台湾，当明星式的精英，追求一帆风顺的个人仕途，还是应该听从内心的呼唤，回到还没去过、很贫穷落后的大陆，为它的发展出一份力？从小我对自己的期望，让我选择了后者。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国家兴衰为己任。自 18{tjsjqhg.cn}{www.gzqimei.net.cn}40 年鸦片战争后，在我之前，已有五代人为了民族复兴而奋斗，包括推动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第一代，推动戊戌变法和民主革命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第二代，推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陈独秀、李大
钊、胡适等第三代，五四运动后进入大学并参加北伐、抗战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四代，以及 1949 年后进入大学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五代。他们作为知识精英，为民族复兴付出了巨大的{zukua.cn}{www.buyphone.com.cn}努力，甚至不惜流血牺牲。然而，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仍在不断下降，民族复兴似乎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很幸运，因为跟鸦片战争以来的前五代知识分子相比，我出生在了 1979 年。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此后连续四十多年保持快速增长，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时代需要让我有机会在 1994 年和几位朋友在北大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家发展研究{nccclub.cn}{www.xwpcp.cn}院），推动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开启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的风气，成为国家高端智库之一。我个人也因此在 2008 年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主管发展政策的首席经济学家，这是被称为世界上经济学家最高职位的职位，历来只有美欧著名经济学家才有资格担任。在世界银行工作时，我亲身体验到了中国的蓬勃发展，以及其他亚非拉发展
中国家在西方主流理论指{icmb.com.cn}{www.mofaxiu.cn}导下一直未能摆脱贫困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强烈对比。这让我有底气挣脱发展中国家知识精英普遍存在的“西天取经”的思维范式。在世界银行工作结束后，我回到北大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推动总结自我国发展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自主创新。基于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研究成果，我登上了英国剑桥大学年度马歇尔经济学讲座和美国耶鲁大学年度库兹内茨经济学讲座的世界顶级学术平台，并获得了欧美港澳{39673.com.cn}{www.idcmb.com.cn}等海外 10 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成为首位获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经济学者。尤其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我荣幸地以改革理论的探索者成为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颁授改革先锋称号和奖章的百人之一。
想成就一件事，得有“天时、地利、人和”，咱们这代人能成就梦想，靠的是国家的繁荣昌盛给的“天时”，还有改革开放的祖国大陆给的“地利”，“人{pnjf.com.cn}{www.zptrla19.cn}和”也少不了。我在台湾的时候，父母兄弟姐妹供我读书，省吃俭用，很多老师、长官也对我鼓励有加。回到祖国大陆后，不管是在北大读书，还是去美国留学，学成后回来工作，总有很多师长、领导照顾我的生活，为我的工作创造条件，还有一群相知相契、直谅多闻的朋友，以及一群筚路蓝缕、同甘共苦的同事和奋发向上的学生相互提携、砥砺前行，还有一个关山万里、一路相伴相随、无怨无悔的妻子和一对子女。
{wcva.cn}{www.syxohh.cn}回忆往昔，从多愁善感到随心所欲，我也已到不逾矩之年。一路走来，虽无大风大浪，但也有所成就，我要感谢很多人，有些有恩于我的前辈已无法报答，有些知交也因两岸相隔未能畅谈，这些遗憾只能用乡音、故情和少年志来表达。展望未来，在世界新格局中，我要以不知老之将至和春蚕到死丝方尽来勉励自己，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回报那些在我成长过程中关心、照顾、鼓励和支持我的亲长、老师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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