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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和平区政协资料，沈阳摆渡配图
在沈阳，当年的盛京“大御路”很长，是从清朝皇帝从盛京城进山海关，回北京皇城的必走之路。盛京大御路也是由多条路路段组成的，而最受清朝皇族重视就是由盛京城到皇寺这一段。特别是出了小西边门到皇寺，这段路就是现在的皇寺路。
大御路的起点“龙门”（小西边门）
“大御路”的修建时间，有的记载中认为起源时间可以追溯到明朝。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沈阳中卫指挥闵忠在元代遗留的沈阳土城基础，上改建为砖城，大御路与新城设四门有着直接的关系。闵忠在修筑新城时，在城内修筑两条分别为连接东、西门和南、北门的土路。因为街路呈“十字”，并形相交叉于城中心，故俗称为“十字街”。此外，还修了一条通往北京的大土道，被称之为“北大道”，“北大道”起自沈阳城的永昌门，转经过现在的小西路、市府路、皇寺路、华山路，再经塔湾、永安桥通向辽西，经山海关通向北京。那么“北大道”修筑于何年，据《沈阳城建志》记载：1395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的时侯就有此路，据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最初这条路只是一条人踩出来自然土路，逐渐地加以修整加宽，才成为了一条比较宽敞的道路。1625年3月，努尔哈赤从辽阳东京迁都沈阳，首次确定沈阳为都城。1631年（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下诏拓宽并改筑明代的沈阳中卫城，将原来的四门扩建成八门。新城的西面建筑了大西门和小西门。“北大道”改由小西门出，直通北京。1636年4月10日，皇太极在沈阳登基称帝，建国号为大清，改元为崇德，将沈阳改称为盛京。皇太极每一次出征或到皇寺朝拜，都要走这条“北大道”。因为皇太极称帝，这条“北大道”自然被盛京城内的老百姓称之为盛京“大御路”。1644年，顺治皇帝迁都北京，盛京成为陪都。1657年（顺治十四年），清朝政府在沈阳设奉天府，沈阳又有了“奉天”之称，因此“大御路”也被称为“京奉大御路”。
“大御路”的起点在哪？《承德县与图》中有清楚的标明。“大御路”是从沈阳古城算起。既然叫“大御路”，就应该与皇室有关。历史上皇宫正门均以国号相称，清朝皇宫的正门，也称之为“国门”，就是大清门。而明朝皇宫正门叫“大明门”。“明”属于“火”，“清”属于“水”，水能克火。水位居北方，其色为青色，因此皇太极用“大清”作为国号，意在克“明”。沈阳故宫大清门外东西两侧各建一座牌坊，大清门东侧的坊门称之为文德坊，俗称东华门。
大清门西侧的坊门称之这武功坊，俗称西华门。大清门前的路是东西方向延伸的路，称之为沈阳路。出武功坊顺着沈阳路直对的是怀远门（大西门），而不能直通“大御路”，所以虽然“大御路”从武功坊算起，但不是直通的路，而是转向小西门再向“大御路”。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清朝政府决定在盛京城的外围，增筑圆形的外廓墙，又曰关墙（边墙）。这样与八座城门相对应，在关墙的四周，也辟出个八边门。与“大御道”方向相对应就是小西边门。这样经“大御路”，通过小西边门，到小西关，再到故宫则成了历代清帝来盛京城时的必经之路。于是清朝政府把小西边门制作成“铁制关门”，关门上立了“陪都重镇”匾额。匾额上是有二龙戏珠的雕像，顺此民间称小西关门为“龙门”。皇帝是“真龙”，“龙门”自然成了“大御路”的起点。
据史料记载：清朝从康熙开始有十次东巡祭祖活动，其中康熙来过沈阳三次，乾隆来过四次，嘉庆来过两次，道光来过一次，雍正帝在继位前曾以亲王名义东巡。这十次东巡祭祖行走的路线，其中有六次是出燕京（今北京）走山海关、锦州到新民过永安桥，走今天的华山路，经皇寺路进盛京城。另四次是绕行到内蒙古、吉林、兴京（今新宾），最终还是过永安桥，走华山路，经皇寺路进盛京城。清朝大学士高士奇写的《扈从东巡日记》，记载了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康熙皇帝东巡盛京时走的就是这条“大御路”，因此“大御路”也被称作“龙脉”。清朝皇帝走“大御路”中最多的路段就是出“龙门”到皇寺路进行朝拜。皇寺庙会就象北京的天桥一样，成为沈阳城外最聚集人气的地方，这为后来北市场的建立与兴旺，奠定了民俗基础。而皇帝到皇寺朝拜所走的段“大御路”，西北起长大铁路，东南止市府大路东南角的“龙门”，全长1446米。
大御路的起点“龙门”（小西边门）
“大御路”，是经过“皇寺”门前的路，所以称之为皇寺路，但皇寺路最初并不叫皇寺路。皇寺，实名为“实胜寺”。1684年出版的《盛京通志》记载“实胜寺，在外攘门关外二里，俗称黄寺，亦曰皇寺”。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奉旨撰写的《莲花净土实胜寺碑文》中，将实胜寺建设时间说得很清楚，“营于崇德元年丙子岁孟秋，至崇德三年戊寅岁告成”。崇德元年即1636年，而崇德三年是1638年。皇寺落成那天，皇太极为此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亲率诸王、贝勒、大臣以及留居盛京的朝鲜世子到寺参拜。亲赐“莲花净土实胜寺”大印，以镇庙宇。从此每年的正月初七开始举行皇寺庙会，一直延续到四月十五。正是这种皇家的宗教仪式，正是这种封建社会皇权崇拜，才促进了皇寺庙会的发展。于是挑担的、卖货的、杂耍的、各种工匠游人都聚集在皇寺的周围，使定期举办的皇寺庙会初步具备了市场的雏形。
皇寺地区的兴旺发展，是由有时间性限制的庙会，逐步向形成格局的市场转变的结果。1903年清政府规划建设奉天商埠地，1918年奉天军阀政府下令建设南、北市场，1920年北市场正式建设，渐渐地北市场成为这一地区名称，皇寺庙会成为北市场中的一个定期的活动。是北市场的建设突显了“奉天商埠地”的建设，同时北市场的建设也将“大御路”截断。当然第一个截断“大御路”不是北市场的建设，是1898年10月，清政府将铁路延伸至奉天，改称关内外铁路。由于在出“龙门”一公里左右的“大御路”路北修筑关内外铁路奉天站和站前广场。铁路的阻隔，让“大御路”的名字也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1912年皇姑屯三洞桥的修建，才使“大御路”接上了向西的断线。
“大御路”市内段的第一次街路命名是“奉天商埠地”的建立之后。1907年清政府在沈阳古城与“满铁附属地”之间建立了“奉天商埠地”。商埠地分正界、副界和预备界三块。正界中有一块不规则的地，名为北正界。1907年徐世昌修建“沈阳公园”，直接将出龙门向西的这段“大御路”截断。于是在皇寺与奉天公园西墙之间形成了一条南北向的小路，人们给这条小路起名为“定平街胡同”（三经街）。“沈阳公园”北墙外同形成了一条东西小路，当时称作“公园后胡同”。“公园后胡同”向东被京奉铁路线截断，也是一条“东西不畅”的路。《奉天商埠局报告书》中有明确的图标，皇寺门前经过的路被称作二十九纬路，取代了“大御路”的俗称，这也是商埠地内比较短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路。而在商埠地的北正界中，二十九纬路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条重要的。商埠地在北正界中，东西有6条主路，即二十九纬路向南排列到二十三纬路。南北也有6条主路，从二十三经路向东排列到十八经路。这12条路就构成了一个区域范围内的路况格局。在这个路况格局中，二十九纬路虽然是北侧边界路，但有皇寺、太平寺等诸多旧寺院，寺院外聚集着众进香还愿的，做小买卖的。因此二十九纬路成为这一地区的核心。1920年开始建设的北市场，就是围绕二十九纬路两侧展开的。
最初的北市场，只是现在老北市场的一小部分。其他如西北市场、西市场、东市场、民生市场、共和商场和中原商场等。而这些市场商场又都是围绕二十九纬路沿线建设的。二十九纬路西起奉天纺织厂东墙外的西北市场，一路向东延伸的街路北侧，有保安电影院、保灵寺、关帝庙、公和商场、太平寺、皇寺、奉临火柴等著名寺院、影院和工业企业。最著名的除了皇寺，就是保灵寺，特别是保灵寺中的清碑。《沈阳县志》中记载：“保灵寺清碑，在外攘门外，昔为僧侣施茶之地，亦名茶棚庵。有清康熙六十一年、乾隆十二年重修碑。”。
二十九纬路由西向东路南的街路上，奉天纺纱厂、平康里、北市场和一家挨着一家的商店、饭店，主要有正义当铺、万顺泉酱园、福顺堂王麻子膏药店、东正心堂眼药店、刘纪振远堂膏药店（亦称刘宝瑞振远堂镖局）、益寿堂胡家膏药店、西正心堂眼药店、万灵堂中药店、胡万胜药店、常纪振远、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等。这些店铺遗址，表明当时二十九纬路建设之初的热闹程度。
二十九纬路大街的东西两头，又是老北市场故事最多的两个区域，西面是奉天纺纱厂和平康里。东面是纲维里胡同。纲维里，以管理皇寺中文物的纲维和尚得名。1924年以前，这里被称作皇寺胡同，是北老北市场地区最出名的破烂市场。旧社会的破烂市是五花八门，样样俱全。上至高贵皮毛，下自旧衣破布，无所不有。每天从早到晚，这条胡同特别热闹。一些社会闲散、无正当职业的人都在破烂市场混生活。破烂市从1943年移到现在北市农贸市场，日本投降后移到十间房，破烂市人多，每天可达5000人左右。解放后，破烂市场被取缔了。
二十九纬路的街路两侧最黑暗的时期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沈阳真正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沈阳人民陷入了殖民统治的深渊。不仅街路破损没有人维修，就是人民生活也是极度困难的。1931年日本关东军指使满铁社员占领奉天纺纱厂。1932年4月，日本资本和人员浸入奉天纺纱厂。1941年1月1日，日本将老北市场地区划定成立敷岛区，“敷岛”是1897年日本海軍建造的第一铁战舰的舰名。用日本战舰的舰名来命名中国的区域名称，日本侵略者的殖民主义文化已经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表现出来了。日伪政权采取了排挤其他外商，打击华商，垄断金融，控制交通，交税壁垒，压低谷价等殖民政策，使北市场及整个沈阳市内陷入畸形发展局面，日本商业迅速发展，中国工商业渐渐萎缩。形成了“繁荣与萧条”在同一个市场上同时存在的奇特状况。1936年至1939年的4年间，经济上日伪政权就下了“专卖”“统制”等条法几十道，使北市场经营的商品品种日趋减少。二十九纬路两侧的商家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关停的悲惨境地。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仍然没有摆脱厄运。1946年3月29日老北市场地区发生了一起至今仍是“迷”的盗窃案，皇寺内的玛哈噶喇金佛被盗。金佛盗窃案发生仅四天，4月2日清晨皇寺内突然起火，烧毁几间盛装杂物的库房。4月7日深夜，皇寺西侧一家木器店突然起火，火势很大，很快向皇寺蔓延，将皇寺的西牌楼、山门、东牌楼烧毁。只有天王殿、大殿因距离山门较远而得以幸免。这场大火给皇寺造成了损害很大，从此皇寺只剩下一半，皇寺门面的二十九纬路“拓宽”，北市场因此扩大了地盘。
1946年5月，国民党沈阳市政府改二十九纬路为“皇寺大街”，后又有一段时间称之为朝阳路。但是，由于没有被人们认可，朝阳路也就没有叫出来，“皇寺大街”成了这条路的专用名字。街路名称改变了，街路两侧并没有变。市场秩序混乱，商铺关门，工厂停业是那一时期最常见的景象。“皇寺大街”周边的街路上，充斥着国民党军队的物质和日本人变卖的破旧衣物，大批失业者投身到皇寺大街的废旧物资买卖中，以此维持生活。1946年下半年，北市场内的门市商店渐渐复业，皇寺大街两侧也出现了经销外国货，开舞厅、办饭店的局面。可好景不长，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打破了这里的“复业”。为内战而增加的苛捐杂税，摊派勒索，使商业又陷于严重的经营危机中。1947年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失利，军政要员均龟缩在沈阳，致使全市城区郊区一片混乱。盗贼猖獗、物品奇缺、价格飞涨、民生艰难。北市场内的商号废业户激增，商民多在饥饿线上的挣扎。街路破损，无人维护，“皇寺大街”也成了泥泞之路。1947年7月1日，著名的史学家金毓黻来皇寺游览，目睹皇寺的混乱，赋诗《皇寺》：“金源信珊蛮，蒙兀重黄教。爱新承其流，盛京隆庙貌。绵绵三百载，成毁讵能料。劫后我重来，百忙得一到。如何清净地，易作市廛闹。寻僧不见僧，入庙疑非庙。金身眇何许，倬楔副野烧。诸佛惨无言，惟闻百鸟噪。留此金碧痕，徒供人凭吊。赋诗慨以慷，所恨少同调”。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北市场进行了彻底改造，根除妓院。取缔烟馆、赌场。1950年市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拨款，分期分步、有主有次地进行恢复、新建城市区道路。对皇寺大街等33条街路进行了维修改造，重新铺上了柏油路面，拓宽了马路。1956年拆除了沈阳纺织厂一带的障碍物，将西北市场撂地摊的杂巴地块改建成皇寺广场。使南京街、精忠街（黄河大街）、雪耻大街（华山路）、站前大街（总站路）等四条街路在此交汇。1957年7月，沈阳市人民政府将皇寺大街改名为皇寺路。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皇寺路两侧的市场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私营买卖均以公私合营，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现在皇寺路已成为商、饮、服、修的中心，两旁人行道已经成为市场服务一条街。百货大楼、副食商店、群众电影院、群众饭店、青年煤场、建材商店、下杂商店、四方旅社、北市副食以及众多的个体饭店、食品店，都坐落在这条街上。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皇寺路上的皇寺受到破坏。《辽宁省文物志》中记载：“沈阳太清宫、实胜寺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沈阳市宗教志》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皇寺等）寺庙被占，佛像、法器、祭品等全部被捣毁，宗教活动被迫停止。”“（皇寺）除大殿和佛楼尚存外，其他建筑皆遭毁坏，寺内古松被伐一空。”总之在“文革”中皇寺的殿堂几乎被夷为平地，仅存的两座空空荡荡的大殿和佛楼。大殿成了工厂厂房，院内陆续盖起了居民住房。1983年沈阳市政府投入将占据皇寺的工厂单位和居民迁出，重新建设皇寺。
沈阳皇寺路85号巷小区的原沈阳第二轻工业局俱乐部及周边棚改前旧貌（田丰摄）
2002年，沈阳拆迁棚户区，将皇寺周边的特别是借皇寺院墙搭建的小房进行了拆除。把皇寺门前的皇寺路加宽取直，建成了一条文化步行街。文化步行街长约200米，宽约30米，与华山路、南京街、黄河大街、总站路、和平大街延伸相通，是皇寺路上最繁华的街市。皇寺西侧的太平寺前建起了一座占地约5000平方米的宽阔广场，广场前与皇寺文化步行街相连。街路东口立有石雕牌坊门，街路西口为和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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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寺广场的路南，对应皇寺大门设有白骆驼载金佛石雕，对面是清朝十二帝青铜雕像。2003年9月28日，沈阳市和平区政府在此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皇寺庙会，从此新的皇寺庙会，成为皇寺路上一项特殊的文化传承活动被延续下来。
2012年9月，皇寺广场上的清十二帝青铜雕像迁到位于棋盘山国际旅游开发区的“沈阳华夏饮食文化博物馆”。皇寺广场虽然增加了商业氛围，但昔日这条盛京“大御路”，仍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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