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8日夜，黑龙江省呼兰县公检法家属楼。当晚，有52人惨死家中，均一刀致命。其中，27人为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其余25人是其家属(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凶手，用匕首，在死者家的墙上，留下名号——“呼兰大侠”。

一个平静的小县城，这起案件的概念和效果，可想而知。县公安局，迅速勘察、封锁现场，并立即向上级通报。

同年，4月2日，328专案组正式成立，共计672人(其中包括，北京派来的专家组，省厅的骨干力量，以及全国各地的精英)。

经过两年多(确切地说，是两年六个月二十三天)的调查、取证、研究、分析、排查、走访，专案组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案情毫无进展。此后，该案永久封存，停止一切调查。

1986年4月6日夜(也就是专案组成立的第4天)，北京方面派来的痕迹鉴定专家赵某、王某，在呼兰县公安局招待所被杀。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某及其刑警队的3名刑警，惨死家中，连带家属4人。

另，两个专案组成员(职务不详)，在住所被杀。案发现场，墙壁上，四个字——“呼兰大侠”。(与328案件相同，凶手为一人作案。刀法纯熟，一刀致命。)11人

一时间，整个黑龙江省的警察，没人敢穿警服上班。在这段危险时期，公安干警给老百姓一种很“休闲”的感觉(都穿便装)。

同年4月7日至9月15日期间，呼兰、哈尔滨、阿城三地，先后有人遇害。其中，民警37人、刑警12人、及其家属56人。

与前次案件不同，部分死者并非死于家中，而是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凶手从身后偷袭，一刀刺穿颈部，而后，凶手持刀在死者的背部留下名号。经刀痕比对、鉴定，多次凶案的凶器为同一把匕首，也就是说……115人

呼兰县公安局某退休领导，曾扬言，“别说抓到凶手。谁能提供凶器(那把匕首)的线索，我个人，悬赏10万元!”同年9月26日，这位领导惨死家中。

凶手，用匕首，在墙上留下一行字，然后，将匕首扎进墙里，“杨局长，你太令我失望了。这把刀，还是留给你们作纪念吧!” 最后1人。

从此，呼兰大侠，销声匿迹，弃刀归隐！

后记：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了。最后一次枪响过后，他干净利索地从上千个搜捕的警察视野里消失掉，所有的线索突然中断。

从北京来的专案组，曾把整座小城像个破布口袋一样里外翻了几遍，取了每个成年男子的指印和血样，便衣们日夜在街上布控蹲守。但那个人仍以不紧不慢的速度，像解开一个绳扣，像设计一个棋局，像打一局斯诺克，不紧不慢地取走了一个个警察的性命。

在江那边的省城里，警方的声誉丧失殆尽，强硬和鲁莽曾经是他们最可标榜的美德，如今他们变为被某个人捕猎的对象，竟然在白天都不敢穿着警服。

当这场瘟疫一样的连环谋杀戛然而止时，他们被长久地羞辱着：不再有新的发案，也就无法将那人现行抓获，他们被彻底打败了。只有漫长的时间，能让这件事慢慢褪色，让人们不再眉飞色舞地讲述这个念头……

二十年后，我遇到的所有呼兰人都声称直接或间接地认识某个被害人，他们的讲述或者离奇到随意的程度，或者自相矛盾，可确定的情节极其有限。

呼兰是从哈尔滨北面走的一个县，如今被划作了一个区，那里和绝大多数县城一样，凋敝，阴冷，街道破落得毫无尊严，那里的人给人的印象是坦率而懒散，像街区一样自暴自弃，他们对“法律”知之甚少，也不期待正义。

这样的地方有两类恶棍：开着豪华汽车，三五成群地控制某种产业的中年人，或者是在街上游荡的少年，随时可能掏出尖刀，像群秃鹫一样地扑向某个仅仅望了他们一眼的陌生人。你知道，有这样歹徒的地方，警察会是什么样。

二十年前，他们的权力无拘无束，纵横于乡野，把人塞进摩托车的斗里带回所队，他们哪儿有一整套逼供招数，能用被塑料袋里的辣椒把人呛成肺炎，或者在十几秒里用电棍把一个男人彻底变成废人。

第一个被杀的是于铺乡派出所的所长。“那家伙早先横行乡里，严打时老牛逼了，”小董在省城的生意发展得很成功，虽然从不返乡，但为了土地还保留着农村户籍，案发时还是个少年，他说，“派出所后面是大野地，尸体是第二天发现的，就一枪，把脑盖儿周掉一块儿。死尸上放张纸儿，写着：‘呼兰大侠’。我那时候正看《水浒传》呢，我寻思，这不就是武松么？！”

我的一个呼兰籍大学同学断然否定了他的记忆：“不对。第一个被杀的是派出所所长，可不是一个，是全家。连老婆和儿子都杀了，就留了女孩儿一条命。用的是攮子（匕首），那时候‘呼兰大侠’没有枪，枪是这回杀完人才抢的。”据他的讲述，警察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一条狗和几只大鹅被锁在屋里，在血泊里相互追逐，吵成一团，它们踩在三具尸体上，现场被弄得乱七八糟，难以勘查。“呼兰大侠”四个字是写在墙上的。

“我就是呼兰人。我们学校一个女生她爸就是89年被‘呼兰大侠’杀的，后来还算是烈士了呢还，高考加分。我告诉你，呼兰大侠没有灭过门，他不杀女人和孩子，杀的都是警察，而且是该死的警察。他的枪是从县公安局偷的，用的一直都是同一把五四，要不怎么确定是他干的不是别人模仿呢。在这之前，我爸的枪都放在家里，那支枪响了之后，他们的枪都被收上去统一锁起来，晚上巡逻蹲坑的时候才发。都紧张得不行。”

对于几个月后的另两起警察被杀案，警察和官员更加恐慌，他们遇到了一个说到做到的疯子。县领导出入身边都有几个从武警支队借来的战士，天一擦黑，就钻进办公楼前的丰田大吉普，飞快地朝江桥开，驶回省城的家里。

有人说自己见过“呼兰大侠”，身高体壮，在三电厂的高墙上跑过去的；有人说“呼兰大侠”是小个子，在小酒馆儿和他面对面说过话：说警察别想抓到他，他杀够一百个就会自杀。他们被省公安厅找去后，都承认是因为兴奋而胡说八道。警察对全县人口进行排查，老师要小学生见到可疑生人就向学校举报，那些注意力涣散的孩子等到下课铃一响，就开始拍着手唱道：“呼兰大侠，走遍天涯，为民除害，专杀警察。”

自1987年发案后的几年里，最邪乎的说法是，在这座三十万人的小城里，被枪杀的人多达三十多个，死者包括公检法和粮食、交通系统的干部，都是在夜间被从十几米外的暗处一枪毙命，伤口大多在脑部。

杀人者没有留下过多踪迹，又与死者没有私仇，加之对地形十分熟悉，开完枪后立刻隐遁，是最疑难和危险的凶杀，确实很难调查。

多数人公认的版本是：被杀的警察是十一个，平均半年左右做一次案。被杀者多数四五十岁，都在文革后开始发迹，所以传说呼兰大侠的真实身份就是个警察。其时，公安部的精英和“专业队”已经进驻呼兰，从当地接过了案子的管辖权，调查取证岂止是挖地三尺，内部人能够藏身的可能应该是没有的。

也抓过几个嫌疑人，但新的案子很快又出来了，最后一起案子发案后，那个专案组的头头终于怒不可遏，擎着两支手枪站在镇政府大门口，冲着四处喊叫，要“呼兰大侠”出来和他单挑。

几年前，有家外地电视台曾经想要采访此案，但没有成功，当年的公安由于顾虑和纪律，不愿意提及，而且物是人非，很多经办人或者退休或者入狱。可能是内部人员，对一个职业仇恨不是坐牢就是同行。呼兰经过发泄和震颤，早已恢复了昔日模样，丧失了对草莽英雄的缅怀，人们争相用对时下的愤恨演绎这段旧案，任意漫漶真实。

那位女记者曾见过一张据说是“呼兰大侠”的模糊照片，但她并不太相信它。她不止一次地设想过这样的场景：